电影档案服务城市记忆功能和策略摘要：电影档案中保存了大量的城市印记，是城市记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电影档案对城市记忆的保存、传承、建构和控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电影档案为服务城市记忆，推动城市可持续化发展的实践方法。 关键词：电影档案;城市记忆;传承;建构;控制 当下，全球的城市都处在大发展和大繁荣之中，高速的城市化对“记忆”提出了严峻考验，人们很容易在“建设”中“失忆”。1992年联合国启动了“世界记忆工程”，城市和社会记忆开始越来越受关注。以档案部门为主体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为保存城市历史印记、梳理和延续城市文脉、建构城市文化精神做出了有益的实践探索。电影档案作为一种重要的档案门类，日渐成为城市记忆研究和实践关注的焦点。电影自诞生起就与城市密不可分，经过百余年发展，电影档案中保存着大量的城市印迹，成为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为城市记忆的保护和开发提供了生动形象的丰富记录，也为城市记忆的传承、建构和控制带来了丰富的发展潜能。 一、电影档案对城市记忆的保存 首先，电影从诞生初期就自觉发挥记录功能，一方面存在于拍摄城市的纪录电影中，直接记录了城市风貌、建筑和人们的生活方式。20世纪初，电影传入我国不久，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开始有意识地专门组织拍摄“风景”“时事”“教育”等短片，长江名胜第五次远东运动会等直观记录了自然、城市风景和生活。另一方面，即使在民间，有经济实力和文化意识的平民也手执摄影机，记录家庭生活，这种不具备政府性质和官方意志的拍摄，同样成为城市记忆的重要凭证。其次，电影档案保存着城市文化的信息。活动影像与记忆之间存在天然的互通关系。张颐武曾说，“电影写历史，即通过影像、声音作用于记忆，记忆的被作用性乃是一切电影制作产生幻觉的基础”。1可见，记忆与影像之间具有天然联系，影像本身就是对记忆的保存和投射，呈现出比文字更原始的直观性。这种特性不仅体现在纪录电影中，也体现在虚构类的故事影片中。如早期上海电影马路天使三个摩登女性与典型的京派影片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中所呈现的城市风格差别极大，描写的虽都是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但依然可看出两座城市对人的性格特点、文化品位的塑造截然不同。最后，电影档案记录了城市发展的变迁。近年在“城市记忆工程”推动下，记录城市发展历史的文字和图片文献一直是各档案机构关注的重点。但笔者认为，电影档案因为其对城市经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凭证作用，同样是城市记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电影档案对城市记忆的传承、建构与控制功能 丁华东在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中指出，在档案学研究的史料时代，我们关注的是其“整理”；在文件时代，我们关注的是其“保管”；在信息时代，我们关注的是其“管理与开发”；而在社会记忆时代，我们应关注的是其“传承、建构与控制”。2电影档案保存着城市记忆，通过对档案信息的开发和再生产，为城市记忆的传承、建构与控制也提供了可能性。（一）电影档案对城市记忆的传承。城市与人一样，同样拥有记忆。有些记忆一目了然，一直延续；有些记忆随着时间流逝被遗忘和掩埋，但它们通过一些载体，还可被挖掘、点燃和激活，让城市发展的脉络得到延续，让城市的文化和精神得到传承。电影档案有的是城市环境的记录，如银幕上的北京雄伟的天安门、拥挤的CBD、狭窄的胡同；有的是城市生态的体现，如移民城市深圳，从40年前的小渔村到繁华都市的变迁；还有的是对城市文化的表达。通过开发电影档案信息，城市的影像重现，不仅连接过去，也可展望未来。如南京这座城市，南京大屠杀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抹去的一段惨绝人寰的记忆。在电影档案中，二战期间日本人对南京城犯下的滔天罪孽以及城中军民协力、奋勇抗战的斗争精神，都在影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构成南京沉重而坚毅的城市精神，每一个现在或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深刻体会。电影档案的魅力在于能穿越时间长河，以一种原始而直观的力量，传承记忆，直抵未来。（二）电影档案对城市记忆的建构。“记忆”是复杂而丰富的，尤其是社会记忆。记忆是现在处理过去的方法，大量多意而隐蔽的历史信息需通过媒介进行处理，才能成为一座城市共有的“记忆”。电影档案对城市记忆的建构功能不仅表现在其保存有丰富的城市历史信息，更在于自身具有的传媒特性。典型案例是青岛，2017年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电影之都”。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青岛并不具有核心地位，既没有上海、长春、北京等城市与电影的深厚渊源，也没有西安、广州、成都等城市在电影发展中的独特地位。青岛之所以获此殊荣，与它着力打造的具有电影魅力的城市形象密不可分，而其中电影档案的作用功不可没。青岛是一座几乎与电影同时诞生的城市，1891年青岛开始建制，1895年世界电影诞生，仅仅在三年之后的1898年，德国摄影师开始在青岛拍摄城市风光和百姓生活。青岛档案馆在长期的档案搜集过程中，找到了德国人拍摄的早期家庭影像。中国电影资料馆保存着20世纪早期反映青岛作为我国少有的花园城市的纪录电影青岛巡礼胜利后的青岛风光崂山等，这些影片对青岛的城市风光、早期的工业发展、民众时尚的生活方式均有体现。此外，具有历史价值的多家电影放映场所被挂牌确认，在青岛拍摄的电影、青岛的电影人以及在青岛举办的电影活动等文献资料都被一一记录和重现。在长期而深入对与青岛有关电影档案的整理和开发过程中，散落的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厚重感的尘封片段被发掘和重现，又借助电影文化的传播作用，建构成关于这座城市在电影中的完整记忆。（三）电影档案对城市记忆的控制。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有记忆必然有反记忆。如何对待记忆和反记忆，如何占有记忆并控制记忆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命题。电影档案既是保存和建构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是控制城市记忆的重要资源。电影档案对城市记忆的控制一方面表现为传承和延续城市文化，为城市文明发展增加历史内涵和广阔前景；另一方面表现为利用国家机器对逆历史发展的邪恶记录进行销毁和忘却。通过对这两种正反向的控制，达到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如二战中，由于充分认识到电影的宣传特性，战争双方都经常利用影像作为宣传工具。受到战争摧残的人们借助影像的鼓舞作用激发民族正义感，团结战斗；法西斯统治者同样利用影像宣传、美化奴化思想与罪恶行径。日本在占领我国东三省成立伪满政府时专门成立了电影公司拍摄影像为自己的统治进行颠倒黑白的宣传，达到控制民众精神的目的。对这些电影档案的存留和利用，关乎民族记忆和尊严，关乎城市的情感根基，关乎社会记忆和秩序，需坚决而明确地进行控制，才能达到城市良性发展的目的。 三、电影档案服务城市记忆的策略 基于档案记忆观，当前档案部门积极投身“城市记忆工程”建设，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青岛等多地“城市记忆工程”的实践来看，抢救性收集和组织拍摄影像档案资料已成为主要的工作形式，电影档案服务城市记忆的初步成果已经凸显。在此基础上，根据发展趋势，笔者认为还可找到更多的实践方法，深化电影档案对城市记忆的服务。第一，将电影档案纳入城市博物馆、展览馆等的公共文化展示活动。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语言已不仅仅局限于口头表达、文字叙述，影像正在逐步控制着语言体系，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众多城市记忆建设部门共同努力，开展了建立城市记忆名录和城市记忆数字资源库，编辑出版文献资料，建立博物馆、纪念馆和纪念碑，组织实体或网络的专题展览等活动。这些活动应将电影档案纳入，不仅借助其直观特点丰富活动内容，又能将电影档案与新媒体结合，带给观众更多的互动体验。如苏州，为弘扬孙子兵法的诞生地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兴建了孙武文化园，开创性地将电影档案中的谍战影片内容与孙子兵法中的“用间篇”进行结合，建立了谍战影视博物馆，达到普及传统文化、丰富城市文化内涵的目的。再如革命圣地延安，将红色电影档案展览作为红色城市文化宣传的组成部分，效果很好。第二，运用电影档案的文化影响力塑造城市品牌形象。在城市化建设日益趋同的今天，人们越是从城市建筑、风景环境、生活方式中寻找不到城市的特性，越是希望通过城市记忆来感受差异化的城市形象。电影档案具有文化信息和文化属性，是近百年来发展最快、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形态。有多少人是通过罗马假日而爱上罗马，又有多少人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中认识了上海摩登；再如山西汾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镇，却能因为贾樟柯的电影作品走到全球观众面前。这些丰富的电影档案不仅能唤起城市记忆，给予城市丰富的文化内涵，还能增加城市品牌形象，提高城市美誉度，建构城市记忆。因此，我们应主动拉近电影档案与城市的距离，运用电影档案的文化魅力，讲述独一无二的城市故事。第三，借助电影档案的再生产重塑城市历史和建构城市文脉。记忆不是固化的，需通过媒介进行唤醒。我们应有组织地开展电影档案的再生产来唤醒城市记忆。文献纪录片、为保存城市现有生态有目的地拍摄影片、通过对电影档案编研和开发形成有特色的文献和展览，甚至对与电影档案有关的区域进行建设性开发，都是电影档案再生产的形式。如新中国电影生产的重地长春，虽然随着电影产业化发展，已不再是电影生产的核心区，但曾经的辉煌是该市重要的文化遗产，对长春电影制片厂旧址进行改造建设的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整记录了“新中国电影摇篮”的发展成就，成为长春文化的重要部分。再如中国电影资料馆在2018年档案日纪念活动中，推出一项旨在用电影档案建构城市记忆的计划，其利用历史影像编辑的影片诗性青岛作为计划的第一部将于今年内推出。通过电影档案的丰富性和影响力，作用于城市历史重塑和城市文脉的建构，唤醒城市记忆，为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09-344. 2蔡晓芳.“镜”城：电影中的北京记忆与想象（1980-2010）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9. 3丁华东，崔明.“城市记忆工程”：档案部门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J.档案学研究,2010(1):41-45. 4加小双，徐拥军.中国“城市记忆”理论与实践述评J.档案学研究,2014(1):22-32.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