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下半年以来，大陆舆情在一些人利用一些事件的操作下，急剧恶化。2010年，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控制的舆情进入“末世时代”，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包括经济地位、高科技产业地位和政治地位以日剧升形成了完全不相称的对比。主流舆论一边刻意掩盖广大内陆底层居民的收入在迅速提高的事实，一边全力影响社会心理，试图弄假成真。当然，社会具有基本面的阶层，含企业阶层和广大真正的普通工人农民阶层，是不会被这些人忽悠的。这些人比较有效的影响，且有所呼应的阶层，主要是一线城市的一些已经获得利益但前景未必有以前混得超然的群体，和在校的缺乏社会经验，容易受到师兄师姐和网络传媒影响的高校学生群体。为什么这些人会受到影响加以响应？除了一线城市存在的新移民的住房矛盾以外，高校大学生，尤其是一二流高校的大学生的心理设定和期望与发生剧变的现实之间的脱轨有很大的因素，本文将结合北京大学为案例，通过回顾大学生毕业生的流向史、收入史和收入期望概念史，对此做一解读，并提出响应的解决设想方向。 今天（2010年下半年），不少媒体在疯狂炒作物价（不是房价，而是普通物品）上涨。我经常看到这样的说法：我们的收入只是美国的1/10，但却要支付比美国还要昂贵的物价（通常指食品、以及燃油等遵从一价性的世界通用性大宗商品）。且不去说这里面的比较使用了种种没有意义的手法（例如将美国处理期的大众场所和中国较为高端昂贵的超市进行对比），也不去说美国在食品、燃料上历来是全世界国家中最为廉价的国家，仅仅“我们的收入只是美国的1/10”就让我哑然失笑。今天的高校学生大部分是85后和90后，我比他们年长5岁，在我开始了解世界经济和各地生活的时候也就是1992-1995年，中国的普通人（城市职工）的收入是美国的 1/40-1/50。（当时美国的普通人月收入2000-2500美元，中国的职工收入在300-600元人民币不等，汇率1美元=9人民币。同理，那时台湾的普通月薪大约折合4000元人民币，香港为15000人民币）90年代的中国，农民工的工资（300-600元）比二线城市的干部更高，这才是为什么从90年代初起，中国沿海能够有那么多农民工的原因。如果再具体化一些，1988年，北京国企服务业薪资45元人民币，1993年，北京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干部收入是每月140元固定薪资，整个中央政府已经难以发出工资，大批人才流失，这才有了王绍光先生的“增强中央政府财政”的重要论文，并从此逆转了80年代起干弱支强的格局，并为21世纪初起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奠定了基础。经过1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003年、2005年之后的发展，中国的一线城市的月薪达到3000人民币以上，略有工作年限的达到8000人民币以上，二三线城市达到2000-5000人民币，农民工收入达到 2000-5000人民币（高的如经验建筑工5000以上，低的如保安1000-1500），从绝对增长额来说的确是一个奇迹。同期，以本币计量，美国的收入略有增长，日本的收入倒退20-30%，香港的收入下降30-40%。世界各地的薪资水平正在收敛。中国继续增长并反超，是可以期待的。 话说远了，我们把镜头拉近，放到高校。那么高校这些年来的薪资史、学生心目中就业的好坏史是怎么演变的呢？现在亟需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90年代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刻。我倒认为真正中国的起飞力量在此时并未崛起。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的兴起的各种制造业主要是给人组装、加工按照当时那种方式发展下去，中国大概也就能达到泰国、马来西亚的水平。像联想这样的走捷径公司被捧为中国科技的期望，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借着90年代末国企改革、电信事业改革等重大社会议题而成为显学。一个社会顶尖精英（以及社会舆论）的去向要看一流高校的就业风气氛围，而中国的一流高校正是清华北大。正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80年代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其中一个80年代早期的理想主义是发挥中国当时已经积累的科技实力建设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高校就业去向氛围开始发生变化，外企成为首选。 外企进入中国起源于80年代，但当时至多只到代表处（在北京或者上海开个联络办公室而已）的层次，或者通过合资企业的隐蔽方式在中国设厂（例如电视机显像管厂）。这个层次上，外企本身吸纳不了多少人，至少吸纳不了多少大学生（生产线工人可以吸纳一些）。到90年代，才有外企开始在形象上大规模进入中国一线城市，并在大学生中留下印象。最早吃螃蟹的外企，当属龙安志牵线搭桥的联合利华它吃掉了沙市日化，后来又吃掉了中华牙膏等日用品牌。90年代末的朱执政时期，名牌高校如果走本专业道路，要么出国，要么国内的研究所、企业都在改制，新兴的民营、地方国有企业都还在酝酿中，如果要走就业的道路，谁最好？当然是外企。 那么什么外企在当时的北大清华响当当呢？从90年代后期到2002年左右，在这一流高校校园里流传为神话的那家企业叫做宝洁。宝洁是一家终端快速消费品企业，它的生产是完全成熟而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它的全球战略就是在当地设立生产工厂，或兼并当地的日化工厂，然后贴上宝洁的标签，用美国软实力的品牌影响力，通过远远超出当地原有品牌能力的精密感人的营销手段进行市场覆盖，排挤原有品牌，从而获得利润。宝洁最需要的就是大量的营销人员、销售代表。而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恰好提供了素质极高的人才库。那个时候宝洁的宣讲会，设立幸运儿选择机制，挑中者赠送宝洁护理套装一副，放点人参啊芦荟啊什么的，把北大清华学子（含男生）感动的热泪盈眶。那么宝洁给的薪资是多少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2001年前后大概是5000元左右或者更高一些。从就业角度，那时的“舒服职位”，就是拿着这样的薪资，派到像石家庄啊、郑州啊、武汉啊或者保定啊这样的二线都市作为销售代表，既消费不高，又比较清闲（凭借宝洁的品牌威力攻城掠池），岂不爽哉？宝洁作为先锋，奠定了北大清华毕业生尤其是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标准基准线，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让我们再看一下同期的其他热门行业，在90年代末 21世纪初主要的热门行业集中在通信行业和IT、互联网行业。通信产业方面，无线通信在欧洲、美国正是一路挺进3G的时候，在中国刚刚开始打开2G，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以及加拿大北电如同耀眼的太阳。当时中国有一些技术的，比如中电科这个庞大的军工科技集团军奉中央政府之命执行科技产业化策略，设立的企业就是给摩托罗拉在天津的组装厂提供零部件！（天津力神就是生产摩托罗拉配套的锂电池）。那么，进入诺基亚、摩托罗拉这样的外企，当然钱途无量。一直到2006年也就是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即将遭遇苹果的迎头痛击走向深渊的前夜，进入摩托罗拉的本科毕业生起薪仍然在9000元人民币。另一个热门的方向则是新设立的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有的演变成了系统软件公司（如中国最早的风投设立的企业亚信），有的则变成了门户网站（比如新浪）。一方面，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从中央政府和中央企业起开始进行世界罕见的大规模全面信息化改造，带来大量订单，另一方面，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人多钱傻，在那个时代就开始渲染的中国概念已经能让美国投资人疯狂（2010年冬的第四波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上市潮又启动了新一轮疯狂），十年回眸，翻开1999年的新浪第一份财报，里面的业务描述和财务数字可以让你捏一把汗。就是这两个原因，让亚信、新浪、中华网或者中关村的软件公司给本科毕业生开出的价码轻轻松松达到8000相比于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移动（1999年中国移动刚成立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包括电信部门内部人员选择也愿意留任中国电信）每个月给新毕业大学生千元出头的薪资（生动的例子可参见网络小说再见理想），难道不动心吗？ 不过，这一批进入外企的中国精英，往往进的是后台运营、支持和财务部门。因此，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往往大部分才华其实没有得到很多的锻炼，而是纳入了外企的巨大官僚机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跨国企业的中国战略的演变，在90年代，跨国企业主要是“极上”和“极下”两个触角伸入中国，一个是代表处谋求在中国做生意（无论是获取前端的市场还是得到后端的生产合作）的合法资格，一个是生产基地主要采取了收购中国既有企业或通过订单带动中国小企业为其进行非核心部件；接下来在中国的生产基地或外包伙伴多了，就需要在一线城市设立运营中心和地方管理部门这就是北大清华毕业生们去的地方。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一些科技公司开始在中国设立研究院，但最开始并没有放太多希望在上面，主要定位还是储备力量和辅助力量例如微软亚洲研究院（1998年，学术研究储备）和微软亚洲工程院（2003 年，应用，主要目的是开发中国市场），到2006年之后，这类企业才开始出现陆续将核心重点放在亚洲，充分挖掘中国智力资源的趋势，微软在2006年将属下诸院整合成微软亚太研发中心。谷歌中国也是在2006年才成立的。这暗示了一个重大性质上的转变。到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上半年，大量的跨国公司半导体（如半导体之母应用材料公司）、制药、高级机械（GE）开始真正争先恐后的将真正具有核心实力的研发基地搬到中国（尤其是西安、成都等城市），而且需要和中国同等企业进行合资合作（如和南车合作）。事情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彻底性质变化。而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没有外在压力跨国企业绝对不会把真金白银落户到外国的土地上）推动这一点实现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正是中国技术型企业（国有和民营）的步步紧逼，压得外国踹不过气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坚持“自主创新”的催命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时间继续往前演进，从21世纪初起，中国本土的形形色色，从轻到重的制造业快速崛起，科技中的硬件部分在东北、上海张江、北京、深圳、西安等地陆续发力后也开始抬头，到2005年之后本土新型品牌（除去较早就已经兴起的家电品牌）、本土渠道商（超市、家电卖场）也日益繁荣。那么宝洁这样的企业在自己的市场营销领域也将遭遇本土品牌的竞争，所以宝洁大概到2004年以后就慢慢的不怎么火了。而诺基亚、西门子、朗讯、摩托罗拉这些通信方面的企业在通信设备上则被泡沫后的漫长冬天所笼罩（手机部门靠着在2005年打败中国本土手机相对好一些），中国分部的待遇自然也停滞不前等待他们的是2008年之后手机领域的苹果革命、设备领域华为中兴的群殴和金融危机的严冬，中关村软件公司竞争加剧，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也不可能给出21世纪初的高薪资了。但是从北大清华的就业热来说，外企热仍然在延续，什么样的外企在中国活得不错呢？制造业领域主要是中国还无从置喙或者有中国国有部门大单的企业，或本身在全球就属于后来赶超者的企业，前者以德国企业尤其是德国汽车企业（大众、宝马）为代表（中国人越有钱买好车的越多），后者以韩国三星为代表（它干掉的是日本企业）；然而最重要，名声如日中天的，则是服务型企业从21世纪初起，服务型外企，从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投资银行直到最后的外资大型私募股权公司、基金公司依次亮相，为北大清华学子所追捧，直到2007-2008年在高潮中戛然而止。 最早进入中国一流高校学子耳朵的名字是四大会计事务所（在2001年安然破产之前加上安达信，是“五大”），这不是偶然的。90年代末，中国的国家基础先是电信、然后是能源（石油石化）、最后金融一个一个面临改制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资金问题朱老板确定方向是到境外圈一笔钱回来，自然就需要“国际认可”的证书 会计、法律，最后是证券的承销，中间的改制包装还需要请“专业”咨询团队出出主意（早期是真心实意相信咨询公司能给药方的），由于中国这几个领域的部门要么缺失（咨询公司）要么混乱（比如律所），要么自己都还在改革（会计、券商），这里面哪一个离不得开外国人？会计的审计等活都是劳动密集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