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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问题唐逸汉语是美丽的语言。一字一音,每一字皆有平仄四声,一路读起来,声调顿挫悠扬,而且由于每一字的读音长度相等,节律异常整齐,其音乐的美,犹如巴赫的对位赋格曲。汉字的构成原理,有形声意三个维度,单词数量不多,却可以根据意思的需要构成大量的,几乎是无限的词语,而且三维度的构词方式使得词义极其丰满充盈,饱涵诸多形象和联想和暗示和隐喻。这样的语言,天然是诗的语言。无怪乎我们的古人在日常生活中,乃至在外交、盟誓、礼仪、酬酢之间,总是要赋诗言志了。古人的诗,其实是歌,而且常常是舞。民间的踏歌,如李白所说“忽闻岸上踏歌声”,便是诗与歌和舞的融合。这样的美,和汉语节律的匀齐,何尝分得开。所以说,汉语是天然的美丽的诗歌的语言。然而汉语也是有着前现代性格的语言。由于近代统治者的愚昧无能,闭关锁国,拒斥人类共享的文明,以致原本富有活力的汉语,未能扩展出适应科学、市场、民治的系统词汇和表达方式。清末民初的有识之士,沉痛地感受到国家的溃败与民族的衰落,乃欲急起直追,一手欲速建宪政制度,一手欲速成白话文体。五四先贤,披荆斩棘,走出古圣先人从未走出的道路,译介新思想,创造新文学,发动新运动,言必求新,事必求新,日新月异,势将革新。惜乎事与愿违,欲速不达,既缺乏充分的学术准备,又不耐缜密的思考与循序的验证,启蒙于是夭折。白话文运动的伟大成就,是以接近口语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取代了桐城、选学、八股之类的负载陈腐意识的旧书面语言。然而白话文也有失败的方面。首先,白话文没有发展出适应现代生活的系统词汇,反而很快成为负载极权意识形态的官样文章。其次,白话文未能汲取文言的洗练绚美的汉语特色,造成新规范,以致现代书面汉语既乏文采,又不清晰,冗沓平庸,颇难卒读。加之百年来引入的形形色色的外来语,不仅译法紊乱不一致,而且概念不清,不成系统,与传统概念、意识形态观念、各种流行用语互相挤扰,以致汉语成为一种缀补支离,充满符咒般夸张扬厉的标语口号和怪异词语,而又忌讳森严、噤若寒蝉的怪异话语。汉语的天然长处是多形象,富联想,简言辞,美声调。汉语的先天短处是涵义分歧,指称不清,难于定义,推理不精。而白话文兴起的结果似乎是,既已丢失简洁优美的长处,又未克服推理不确的短处。既然不能树立权威性的语言规范,于是生造词语、唐突语法、各自为政的语言行为,也就难于避免。文化上较成熟的民族,无不关注本国语言的纯洁与规范。法兰西学院向以规范法语为己任,而法语的稳定与规范,在国际上享誉甚隆。中国介绍法国后现代,往往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法国后现代作者的文字必定十分怪异难缠。实际上福柯甚至德里达的法语写得极其规范,决不鲁莽。如我们那样任意杜撰词语和毁弃语言规范的情形,在法国恐怕不会为读者所容。十九世纪末希腊曾展开一场语言复旧运动,极力恢复保持传统希腊语的优美纯洁,以致希腊语法大家 William Goodwin 宣称,假使柏拉图和德摩西尼斯返回尘世,阅读当代希腊报章作品,不会有所障碍。诸君请想,若使孔孟老庄再世,而阅读我辈的网络作品,能不惊呼而走乎?尊重传统,维护传统中美好的东西,是一种民族的教养,自信,希望。保守与革新,原是一把双刃剑。越是尊重传统的民族,越有革新的资源和本领。而对传统不屑一顾,弃之如敝履的民族,往往误入歧途,覆舟覆车,甚至灭顶。何以如此呢?皆因传统是人类的集体记忆,心灵深层的经过创痛而过滤下来的经验与智慧。只有熟谙我们自家的传统,方能知晓我们曾经有过什么成功或失败,有过什么痛苦的经验,有过什么选择的偏嗜,具有什么样的潜能,面对什么样的可能性。这一切皆是革新的条件。语言不是一潭死水,而是活的江河湖海,恒常变动不居。然而变动的基础是传统,以及对传统的深入理解。一个没有记忆的人,不可能有所创造。语言不是“交际工具”。语言是人类意识的形式。一个人独处秘室,虽然没有交际,只要有意识,便有语言。即使梦中的意识,也是语言。梦话也是别人能懂的话。幼儿学会说话,便是其人类意识初始形成的过程。如果没有语言,也就没有人类意识,包括思想,情感,知觉。所谓前语言的意识,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脱离语言,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即使最简单的感觉,比如疼痛,也不可能脱离语言。我的左脚大趾疼痛。如果没有语言,我怎么能知道“左”“脚”“大趾”呢?也许有人会说,你没有语言也可以用手指出疼痛的位置,那也是思维意识。对于这样的人,我请他观察不会说话的婴儿,看孩子是能够明确指出 “疼痛”的位置,还是在疼痛的时候仅仅哭闹。大凡观察过婴儿的人都知道,孩子在痛苦时只会哭闹,不会指出位置。但很少人思索过,为什么不会?恐怕是因为他/她没有语言,因而没有语言所规定的时空观念。如果没有语言的指称、分类、时空构架等等,即使成人也只能极其模糊地感觉不适,而不会有“我感到疼痛”的意识。一个动物受伤,能“感到疼痛”么?“疼痛”是语言所分类、规定、区别于其他感觉的概念。所以说,我与世界(包括他人)的一切联系,皆是语言的联系。我们的世界便是一个语言的世界。因此,我们的记忆也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我们与过去(包括传统、经验、知识、智慧)的一切关系,皆是靠语言的维系。既然如此,那么当今的语言如果与过去的语言是断裂的,则我们的记忆也就无从实现。没有记忆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其意识必茫然,其行为必盲目。既然我们的世界便是语言的世界,那么我们有没有规范的语言,便有严重的后果。所谓语言的规范,其实如同交通规则,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与便利而理应取得全社会共识,在特定社会领域内人人理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可惜并非所有的社会都有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风俗习惯。大概可以说,越是理性化、效率高的社会,越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和其他社会规范。语言规范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社会里有相当多的人,出于对传统的蔑视,对他人的不尊重,或仅仅出于好玩或任性,便任意滥造词语(鲁迅所称“生造谁也不懂的词语”)和扭曲规范的句法,后果是什么呢?恐怕是由语言秩序开始紊乱而终至社会秩序的某种紊乱吧。汉语是不是建立了人人遵守的语言规范呢?考察一下汉语的现状,不难明白。首先是“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冲突与杂用。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文字改革”,三令五申禁止使用“繁体字”,然而各地招牌、匾额及许多其他公共场合杂用繁简的情形,未能禁绝。这和“文字改革”的行政强迫性,学术上不成熟,破坏汉字构成原理,割断历史,使大陆在语言上孤立于港台和海外华人等等,大有关系。“文字改革”的成败得失,至今难以论定,未来自有说法。其次是现代汉语误解、误译、遮蔽、扭曲许多学术概念乃至一般人类文明观念。在学术上,虽然各色著作和译作汗牛充栋,然而各种学科的规范和术语,迄今并未建成系统,树立权威,为日常语言提供科学标准。翻译著作在此方面本可起重要作用。但翻译事业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与支持。历史上译场的规模之宏大,从事之黾勉,意志之卓绝,成就之深远,足令后之译者恭肃警惕,深自省察。古人译经求真不舍,力求声声不别,印印皆同。我辈亦应勉力将人类伟大思想的真谛以及各门学术的严格术语和理论,有系统地移植于现代汉语,而不减光辉,不增曲意,不以半瓶醋意识形态或“国学”的褊狭心态妄加涂抹。启动译事之先,需要多年教育准备。语学砥砺,十载不多。所译原典,需要精湛研究,仅仅在国外听聆权威教授讲解,仍然不足,还需本国精谙原典的宿儒在大学,以本土文化语境为背景训练学子。一个有尊严的社会,必须有学者来维护学术的水准,不屈威武,不动利诱,不从流俗,不惮失败,以内心爱美求真的激情,献身于真理的追求。然而我们有过这样的事业吗?再次,现代汉语的真正危机,大概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汉语的假象性格。自古以来,我们的语言便屈身于外在强加的避讳和内在自律的忌讳,同时醉心于动听的象征性概念,而忽略直指事实的明白确切的指称。老子曾痛心地疾呼“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然而儒家的正名主义者则心安理得地宣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对于有脸面的人,不能随便批评。榖梁传成公九年有所谓“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在三传中有的是“为桓公讳也。”“为叔武讳也。”“为公子同夷讳也。”“为公子喜时之后讳也。”“为中国讳也。”之类的忌讳。我们中国人的大脑有一种特殊功能,便是时时留意哪些语言用法是备而不能用的。这样一来,大脑的语言功能自然朝着安全而动听的方向发展。汉语的声音韵律之美,于是与汉语的象征遮蔽之病,并驾齐驱,难解难分。五四先贤曾对桐城选学之类摇头晃脑发昏做梦的假象性古文,痛心疾首,大加挞伐,力倡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可谓功不可没。可惜不久便形成新式的意识形态八股文体和说话方式。语言文化的演化,往往是新式不觉脱胎于旧,而陈旧摇身一变为新。现代汉语,顾名思义,本应有现代性格。什么是现代性格呢?其实也没有什么高远难及的标准,无非是现代人类已经达到的,诸如科学、民治、市场之类的建制,以及适应这些建制的社会意识。说来容易,然而现代意识及其语言的最通常的用法,无论科学术语的规范与普及,宪政惯用话语的通行,抑或契约规范、时间效率、法律明确、思维简洁等等的语言习惯,在我们的现有语言中是如此珍稀难觅,偶有所见,亦如阳春白雪,徒引路人侧目而已。新八股的表现,可以是政治意识形态式的,也可以是商业潮流式的,总之用少量定型的词语,套用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场合,造成千人一面、万人同声的社会局面,而令人手足失措,茫然为权力设计的目标奔走,淹没理性的声音,踏过真相的地平线。如果人人张口便是“斗私批修”“阶级斗争”“狠抓灵魂一闪念”,固然足令大脑停摆,理智催眠,然而开口闭口什么“名牌,明星,名人,名车,名狗,名猫,名表,名鞋,”什么“飙车,赛车,玩车,买车,养车,偷车,”什么“小姐,小蜜,靓女,帅哥,二奶,三奶,”什么“桑拿浴,按摩室,美发厅,洗脚房,”什么“高消费,高投入,高产出,高尔夫,”什么“帅呆酷毙,一头雾水,大掉眼镜,吸引眼球,人间蒸发,”甚至什么“菜鸟,初哥,大虾,恐龙,酱紫,拍砖,灌水,水母,”如果人的意识被这些纸牌般的简陋词语牢牢套住,稍欲动脑便落入窠臼,还能有多少独立思维的余地呢?五四时代,周作人曾套用英国成语,提倡“呼铲曰铲”(call a spade a spade)的说话方式。看起来仿佛容易得很,铲子就叫它铲子,又有何难?然而我们耳边不是天天听到呼铲曰钻石之类的欺骗性话语,以及各色潮流套语,而我们没有机会和权利,甚至没有语言习惯去怀疑和辨别么?语言习惯,足以折射社会的风貌。社会有什么意识,便有什么约定俗成的语言。一个人有什么思想情感,便有什么表达的话语。本来人的感觉和思维,心理反应的方式,认识和理解,推理和判断,有种种细微乃至奇妙的差异,皆表现在一个人的指称方式和遣词造句上,构成其话语的性格。其思维的视野,内心世界的丰满,主体创造性的活跃,特立独行的人格,求真爱美的欲望,时时刻刻向内流动和向外涌现为语言形式。意识的成形,便是语言。此时其内心世界和语言世界是重叠的。然而如果我仅仅习惯于人人与共的意识形态话语或潮流套语,则情形与此相反。如果我看见一个男子仪表不凡,而我只会说“酷”“帅”这么两三个形容男性美的流行套语,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便是我个人观察的种种独特感觉和富有创造性的发现皆被抹杀了。我确是在说话,但不是说我自己的话,而是由着一种潮流的思维定势在自己的心田里如同轧路机那样轧过一遍而已。潮流,制造潮流的权力,踏平了个性。这就是所谓话语的权力。其技巧是利用我的好奇心,通过新奇耸闻的潮流套语,使我的意识就范。潮流套语的制造者,可以是有势力的利益集团,也可以是好奇的个人,甚至是舞文弄墨的作者,但无论由谁制造,一旦成为潮流套语,皆有抹掉个性、遮蔽真实的功能。语言是人类意识的形式,但人与人的意识是恒常交流的,在此意义上,语言也是交际的载体,但不是工具,工具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活的语言便是人的意识的形式。既然人是社会的人,那么语言资源包括词语,自然是公共的精神资源。人要感觉,要思维,要说话,总得使用公共精神资源中的词语。潮流套语也是公共资源,和一般词语有什么不同?不同便在于,一般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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