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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两汉治水实践及思想探赜石明秀 1(西北师范大学 简牍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邮编:730070)摘 要 :中华民族以长于治水著称于世。同炎黄文明相生相伴,自传说时代就开始的治水实践,孕育了具有深厚历史底蕴 、以疏 导为法的宝贵治水思想,直至今世,对治国理政仍不无借鉴意义。拙文拟通过爬梳和反思先秦两汉治水实践的成败得失以及不断丰富的治水思想,从而以史为鉴,为今世治水及真正落 实科学 发展观提供观照。关键词:治水;实践;思想;反思大河流域因其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气候、充足的灌溉用水等自然地理要素,孕育了古代四大农业文明,但流域内经常泛滥的洪水也使人类倍受水患之苦,因此,人类文明前进的每一步足迹都伴随着智慧而艰辛的治水经历。而东亚的黄河流域尤为典型,所以,中国自三皇五帝的神话时代, 就开始了百折不挠、持之以恒的治水实践,并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治水技术、反思治水经验,进而总结形成了丰富而宝贵的治水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关注中国问题、考察中国古代历史时,特别提出了“东方治水社会”的经典论断。一、 传说时代的治水事迹按史记夏本纪:“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 ” 1然鲧之治水以堵为法, “九年水不息,功用不成。 ”被尧流放羽山而死。其子禹继承父业,反其道而行之, “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洛内,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渤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与三代。 ” 2禹以导为法,治水十三年,过家门而不作者简介:石明秀,男,汉族,1972 年出生,甘肃张掖人。现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历史文献研究。2入,成效显著,民安居乐业,受尧嘉奖:“汝平水土,维是勉哉” ,依“禅让制”继尧之位,史称“禹王” 。班固赞曰:“微禹之功,吾其鱼乎!”更是表达了整个华夏民族对大禹治水业绩的无限感激和崇敬。在世界其它文明的治水传说中,大多是水患对人类的浩劫,如圣经中诺亚方舟的传说,就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西方早期文明对洪灾无可奈何,不得不求助于上帝的心路历程。 而鲧禹父子治水之事,其时间、人物、空间虽有待确证,但口耳相传并最终载记于史书和众多诸子文献的传说,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先民们面对洪水,并不是求助于神灵的庇佑,而是知难而进、坚持不懈、前赴后继加以治理的决心。同时,我国先民在治水实践中不断探索水性规律,汲取惨痛的经验教训,除水患兴水利,从而逐渐形成了深刻影响后世治国理政的疏导为法的治水思想。二、 先秦的治水实践及思想伴随着争霸战争和统一事业的进程,春秋战国时迎来了我国古代有信史可考的第一个治水高潮。据左传 ,公元前 494 年,吴王夫差为用兵北方,迫使晋、宋、齐、鲁等黄河流域诸侯臣服,凿邗沟,沟通江淮,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有明确纪年的第一条大运河。 史记 、 汉书记载更为赅详。 河渠书:“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 ,3 沟洫志 : “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遂行漳水溉邺,以富魏之何内。 ” 4尽管史 、 汉记载有出入,但魏在漳水兴修水利却无疑。而水工郑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 , “渠成而用溉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5本意在“间说秦 ” “ 延韩数岁之命” ,却种豆得瓜“为秦建万世之功” ,成就了惠泽子孙、炳彪千秋的伟业郑国渠。秦国的另一项宏大的综合水利工程是闻名古今中外的都江堰,公元前 256 年, “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享其利。 ”整个工程由“都江鱼嘴” 分水堤、 “宝瓶口” 渠首工程、 “非沙堰” 溢洪工程三部分有机构成, “都江鱼嘴”用竹笼装满鹅卵石堆砌而成,分岷江为内外二江,起分洪泄水作用;“宝瓶口”劈开玉垒山节制内江水量;“飞沙堰”缓冲分水堤到渠首工程的洪峰,工程设计之完美,技术之先进,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高超的治水智慧。而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可以说李冰父子功不可没。同时,这一时期,以导为法的治水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共识,而那些自筑堤防3以邻为壑的做法为有识之士所不齿。白圭自诩:“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孟子严肃批评他:“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之人所恶也。吾子过矣。 ” 6就连春秋时齐桓公葵丘会盟,也明确把“无曲防”列为“五禁”之一。秦统一六国后,攻打百越,为解决行军和转运粮草问题,令监禄(监御史禄,一作史禄)率卒开灵渠,灵渠沟通湘、漓二水,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极大便利了岭南与中原乃至关中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为岭南地区加快发展、融入华夏文明的怀抱、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提供了重要的交通保障。三、 两汉治水成就及治水思想的升华汉武盛世是我国古代水利事业发展的第二个高潮。经过“文景之治”休养生息,西汉国力逐渐强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大规模兴修水利提上日程,并且从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黄河中游关中地区向江南和西北边陲发展。长期以来,黄河水患严重影响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正如河渠书所言:“河灾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 ”故历代有为王朝和有为之君无不夙兴夜寐,视之为头等大事。按黄河水利史述要汉代黄河决溢统计表 , 7仅西汉中后期到东汉前期,黄河决溢就达 16 次。孝文帝十二年(前 168 年) ,黄河决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 ,东溃金堤,文帝命东郡大规模征发士卒加以堵塞。武帝元光三年(前 132 年) ,黄河决于瓠子(河南濮阳附近) ,洪水在东南经巨野泽涌入淮、泗,泛滥成灾殃及 16 郡,武帝派汲黯、郑当时征发人力堵塞,但时任丞相的武安侯田蚡因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多。 ” 8出于个人私利以“ 江河之决皆天意”加以阻挠,治河之事半途而废,致使梁、楚之地二十多年民不堪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元封二年(前 109 年) ,武帝痛下决心,命汲仁、郭昌发卒数万塞瓠子决口,并亲临工地视察监督,在举行“沉白马玉璧于河”的祭祀水神仪式后, “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塞决河。 ”此次治河采用类似李冰筑“都江鱼嘴”之法,按如淳注:“树竹塞水决之口,稍稍布插按树之,水稍弱,补令密,谓之揵。以草塞其衷,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为之。 ” 9瓠子决口成功堵塞,为表功绩,武帝又下令在堵塞大堤上修“宣房宫” ,并“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 ”淮泗地区才解除水灾困扰,80 年间梁、楚之地复归安宁。宣帝、成帝时,黄河仍不时从不同地段决口,但灾害和治理成效远不及武帝时期,故略而不举。武帝成功治河以后,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的热潮,正如汉书沟洫志所描述:“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4而关中灵轵、成国、炜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 ” 10其中,著名的造福一方、泽被后代的水利工程有航运为主兼可灌溉的漕渠,也有专门用于灌溉的六辅渠、白渠。郑当时任大司农时上奏“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上,度六月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遭,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 ”武帝采纳其建议令水工徐伯发卒数万开凿,三年渠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颇为显著;元鼎六年,左内史儿宽奏请凿六辅渠, “以益郑国傍高昂之田。 ”武帝非常赞同:“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 ”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 “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轹样,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 ”这样,关中地区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水利灌溉网。当时歌谣盛赞:“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语。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而在缘边地区,据汉书食货志载,朔方有汉渠、七级渠、光绿渠、尚书渠、御史渠等 10 多条干渠。 后汉书西羌传也追记朔方“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力,而军粮饶足” ; 11在河煌地区,赵充国屯田也曾“浚沟渠” ;而从居延汉简中大量“甲渠” 、“河渠卒” 开挖沟渠士卒等称谓和“谨案属丞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騂马田官写泾渠乃正月巳酉淮阳郡” 12 军队参与水利工程建设的记载,也可管窥该地区水利事业发展之一斑。盛事治水,其卓越成就,史书给予了详细的记载和充分的赞誉,但史书同样没忘铭记沉痛的教训。西汉因缺乏深思熟虑和细致勘察而滥用民力虚耗财力、盲目开凿的垃圾工程也不少。例如,河东守番系建议“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阳、薄坡下, ”,然渠成后因“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尝种” ,得不偿失,最终不得不放弃。而御士大夫张汤采纳“通褒斜道及漕”的建议,并参与决策,让其子昂任汉中太守负责开凿的此项工程,也最终因水多湍石,徒劳无功,无法利用。其后,严熊奏请穿渠, “征引洛水至商颜山下” ,但龙骨渠由于该地土质疏松,地质条件差, “岸善崩” ,不得不凿四十余丈深井以行水,尽管如此,仍“水溃以绝商颜” ,利用极为有限。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创造性的使用井渠之法,堪称古代水利工程技术一大突破。在新莽乱世废墟上建立的东汉王朝,国弱民贫,对西汉平帝以来就决口南移、泛滥成灾的黄河只能听之任之。经光武中兴后,东汉元气恢复,明帝永平十二年(69 年) ,命著名水利专家王景、将作谒者王吴修治汴渠和黄河,从荥阳东至千乘(山东高青)海口 10005余里地段修筑大堤,使河汴分流,河不侵汴,同时在汴堤每十里修一斗门,以调节洪峰,不至于危害堤岸。工程完工后,明帝行幸荥阳,巡回河渠,并下诏祭祀总结:“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宜任水势所至之,使人随高而处,公家无壅塞之费,百姓无陷溺之患今既筑堤埋渠,水绝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故荐嘉玉牺牲,以礼河神。 ” 13此次治河成效非常显著,史载此后 800 年黄河未再改道。然东汉中兴之日短,衰乱之期长,故兴修农田水利的规模远不及西汉,但东汉在关东和江南因地制宜的陂塘建设却颇有可圈点之处,例如,汝南太守邓晨组织修复鸿隙陂,可灌数千顷良田;发明水排的南阳太守杜诗也在当地修治陂池;庐江太守王景修复的芍陂也使当地百姓收益非浅,考古证实该工程采用的夹草泥土修筑闸坝,为我国古代水利史上又一开创性成就;而巴蜀东汉墓出土的陶制池塘水田模型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地区水利灌溉的盛况。吃一堑,长一智。经过多年大规模治水实践,不断汲取治水成败的诸多经验教训,西汉治水思想更加丰富成熟。其中,疏导之法由于充分利用各支流,因地制宜,耗费少,易施工,减轻了主河道的洪峰压力,也就减轻了决溢之灾。所以,成为当时普遍的自觉实践。成帝初年,冯逡任清河郡都尉时,面对河决的危险,为避免境内出现新的河患,就建议浚开多年断流的屯氏古河, “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 ” 14其后,王莽时,御史韩牧也主张分疏治河:“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 ” 15哀帝初年,待诏贾让上奏,系统阐述治河之策:“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汙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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