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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经济与龟兹文化恩格斯说:“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1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以下三个原理:其一,经济关系是在地理基础和外部环境的既定条件下发展的;其二,经济基础中包括生产和运输的技术装备;其三,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按照恩格斯阐明的上述三个原理的思路,我们想就龟兹经济与龟兹文化的关系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一、中介型经济与开放文化古代的龟兹经济具有中介的性质,这与龟兹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龟兹位于中亚腹地。中亚腹地区域辽阔,从东到西几乎越过整个亚洲中部地带的一半路程。它北倚天山,南以昆仑山为界与西藏相隔,东部的边界达到祁连山地区,西部则紧靠帕米尔高原。在中亚腹地的天山山脉与雀尔达格山、库鲁克达格山、塔里木河之间形成了一个从南到北宽约 300 多公里的富庶地带,这就是古代龟兹之地。尽管天山山脉为龟兹提供了一道连续不断的屏障,但是仍不能避免北方游牧部落对南方绿洲和商道的掠夺性袭击,因为天山山脉在相隔一定距离之处都被山路、隘口所突破,成为穿越天山山脉的通道。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碛,至跋禄迦国,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碛,至凌山,即葱岭北隅也。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痿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愈甚。”据著名地理学家丁谦先生之考证:“跋禄迦即汉书姑墨,唐书作亟墨,在库车西四站,今拜城县也。凌山即今木素尔达巴罕。木素尔,冰也。达巴罕,岭也。由拜城西北度冰岭,盖溯木咱喇河行,与今阿克苏城北所设驿站异道,以彼为通衢,此为捷径也。” 2这就是当年玄奘穿越天山山脉的一条路径。后汉桓帝永寿四年(公元 158 年)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亭诵发现于拜城东北黑英山乡之喀拉达格山麓博者克拉格沟口,诵文刻在岩石上,记述了当年刘平国率孟伯山等人在此斫山石作孔治列亭之事。按:“亭”为汉朝的一种地方行政组织。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亭”之所在,往往有馆舍,可供食宿,起馆驿的作用。1928 年,黄文弼先生曾到拜城调查刘平国刻石之事,后来他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说:“古人在此建关,在岩石上凿孔,以安木闩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御外敌。”可见这是一处重要的交通隘口。黄文弼先生还说:循博者克拉格沟口北行,经六站,可抵古乌孙之地的伊犁河地区。这就是当年乌孙人穿越天山山脉进入龟兹的一条通道。斯坦因也说:“余以为天山山脉虽峰连岭接,然实有机会使北方游牧民族得侵入绿洲断绝商路纵横之南路。是种机会,系因山障间在每年中之一定时期,皆有通路,可资运输之故。自天山极东之库尔雷克塔格岭(Qarliq Tagh)起,稍西为高仅 2745 米之巴里坤达坂(Barkol Davan),一年之中,其地至少以七月可以通行驼马,故颇便于侵掠古代商路锁钥之哈密。吾人由中国史册得知,巴里坤以北,数世纪中曾为匈奴及以后诸游牧民族频至之所。盖自博格达雪岭(Bogdo Ula)之两侧,经低于海面之大石头、达坂城诸地,以至平畴绿野之吐鲁番,实为易事耳。”斯坦因还说:“过吐鲁番东南,经天山以外,而至焉耆低谷。此处系降自尤勒都斯草原者,实历来游牧民族侵入塔里木河流域东北隅之孔道。再西为库车,原野平旷,显为自尤勒都斯、特克斯两地越天山进攻之地。阿克苏与托什干河(Taushgan Darya)流域,亦复相同。由伊塞克湖附近之草原,经拔达岭(Bedol)及其他途径,以达此间,均能不感重大困难。至越天山以进逼喀什噶尔、特利克(Terek)及吐鲁格爱特(Turug Art)两路,几终年可以通行也。”3葱岭(帕米尔高原)为龟兹的西部屏障,但从自然地理条件观之,它与天山山脉相比较,却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即其地虽属高寒山区,然极少险峻山岭,游牧民族仍可以在海拔 33553965 米之地放牧。所以,帕米尔高原与天山、昆仑山之冰峰雪岭显然大相径庭,这就使古代人类在塔里木河流域与阿姆河流域之间的贸易来往、文化沟通,成为可能。大体说来,葱岭中有多条东西走向的峡谷,都属能为人畜通过之便道,其中有两大干线最为重要:一为南干线。从喀什噶尔绿洲,经塔什库尔干,越慕士塔格,取道瓦克吉尔向西,过瓦罕溪谷,至古代大夏、大月氏、 哒之都城拔底延;一为北干线。从喀什噶尔绿洲,沿喀什噶尔河上溯,越伊尔克什坦,经阿赖高原,沿苏尔克阿不河,到达大夏中部的巴尔赫。周谷城先生也曾对这条道路作过下列表述:“自疏勒经过葱岭之 Alaj 谷(即阿赖高原)到妫河上游为一段。自妫河上游,可分三个路向:一北向人妫河东北各地;另一南向人印度;其中一线由大夏向西,人安息、波斯等处,此也可称为一段。自安息、波斯到地中海东岸,最后人希腊、罗马为一段。” 4古代的大夏是东西方交通的会合点。从中国的长安出发,越河西走廊,沿天山南北道经喀什噶尔,再由葱岭南北道至大夏。以大夏为枢纽,连接大宛、康居、安息、条支、大秦。这条经过中国、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黎巴嫩和意大利的长达 7000 公里的古代“丝绸之路”,龟兹恰居其中。这种有利的地理环境,使龟兹在东西方的经济交往中起了一种中介人的作用,产生了一种中介型经济。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一汉唐织物一书的说明中,谈到 1966 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一座出有唐咸亨四年(公元 673 年)墓志和唐麟德二年(公元665 年)文书的墓葬里出土的纸鞋中,拆出了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的残纸,残纸中有如下的文句:(上缺)“在弓月城举取二百七十五匹绢向龟”(上缺)“驰两头牛四头驴一头百匹绢价口” (上缺)“口口别有百匹绢价财物及口鞍衣裳”(上缺)“调度其李三两个相共从弓月城向龟兹”(上缺)“不达到龟兹”残文中所记的弓月城,其地在今伊犁河北伊宁附近。据唐书地理志四的记载:“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一日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这就是说,从龟兹可以到达弓月,从弓月可以到达碎叶。而从碎叶又可以到达锡尔河流域与阿姆河流域的中亚各城市如江布尔、塔什干、安集延、费尔干纳、撒马尔罕、布哈拉等,然后再与西来的丝道相连接。这条道路,在历史上出现较早。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 37 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征康居郅支单于时率领军队所走的就是这条路,后来,唐玄奘赴印度求法之路线与这条道路也大略一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自碎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屏聿,此曰千泉自屏聿西百五十里,至怛罗斯城。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南二百里,至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笯赤建国。又西二百里,至赭时国(此言石国),国西临叶河。”按:千泉,即明布拉克,在今江布尔城之东;怛罗斯城,即今之江布尔城;白水城,即今之马丹尼城;恭御城,即今齐尔齐克与帕尔塔拉齐克之间;笯赤建国,即今之养吉一巴沙尔;赭时国,或作柘折、柘支,即今之塔什干城;叶河,即今之锡尔河。由此可见,高耸的天山与葱岭并没有把龟兹与外界隔绝起来,而是在这条艰难险阻的东西通道中,使龟兹能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地理功能,即经济和文化交往中的中介功能。试以上述所引的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残纸为例,残文中提到的“李三”,显然为一汉人,他们把中原地区出产的丝绸织品通过河西走廊和天山北道或中道,运到龟兹,作为一个中间的集散地,然后再以此为中间站,往北越天山通过热海道运往中亚各城市,或往西越帕米尔高原通过葱岭南北道运往中亚各城市,然后再由中亚商人运往西亚、北非和欧洲。周谷城先生曾说:“汉唐时代,中西的通商往来,必须经过葱岭,而以葱岭东西许多地方为国际市场。” 5当时的龟兹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类似的国际丝绸市场了。除了汉族商人外,也有很多中亚商人在龟兹地区定居下来,把龟兹作为其商业转运的中间站,从事长途的丝绸贩运业务。羽溪了谛在西域佛教之研究一文中说:“他们(指睹货罗人)居留的地方不限于赫色尔,广延到塔里木盆地北边一带诸地,勒霍(Le Coq)在这地方探查研究的报告,末了断说:到第八世纪的中叶,在有意味的古代库车、哈喇沙尔或者到吐鲁番止,都被睹货罗人所侵略,他们占有诸地。” 6按:“睹货罗”为中亚古国,隋书、北史、唐书称“吐火罗”,其地在今之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间,即今之阿富汗北部。依不拉章穆提依同志在古代丝绸之路在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一文中说:“在天山南北的各重要关隘,都设有经商的粟特人的村落。”7按:“粟特”亦为中亚古国,后汉书、晋书称“粟弋”,其地在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即隋唐时的康国一带。通典卷 193边防典康国引西番记说,粟特人皆是商业上的能手,男子 5 岁时学写字,少解即令学商业,善于获利。唐会要康国中说,粟特人生子必让食蜜,手中置胶。这是希望其子长成后,常以说甘言,又持钱时如胶之黏物,让彼等巧于商业,争分铢之利。所以,凡利之所在,粟特人足迹无远而不至。总之,古代的龟兹是一个国际性的商业城市,各国商人云集其间,从事在龟兹过境的东西方土特产品的买卖,这样,在龟兹就出现了一种中介型经济。在这种中介型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了龟兹的开放性文化。由于龟兹境内居住着来自各国的商人,他们带来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带来了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更由于龟兹的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种开放的政策,不仅允许不同民族文化的存在,而且努力吸收各民族文化的积极因素,使之与古代的龟兹文化相融合。龟兹绛宾王学习汉文化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生动例子。汉宣帝时,龟兹的绛宾王娶乌孙汉公主的女儿为妻,数次赴长安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以致龟兹邻国都讥刺他为“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其乐于吸收外来文化到了这等程度,从而使得古代的龟兹文化具有更多的开放性。从宗教上来说,龟兹属小乘佛教地区,因为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从库车地区所发现的佛教经典以“说一切有部”的种类为最多。汉译阿含经就是“说一切有部”所传的本子,从其基本教义来说,属小乘佛教的经典。所以,马里奥布塞格里说:“在宗教上,库车和巴米羊一样,是一个小乘佛教的中心。” 8 佛教“说一切有部”主要分布在古印度西北克什米尔、犍陀罗等地,因此龟兹的小乘佛教是吸收了克什米尔、犍陀罗等地佛教文化而成长起来的。但是,“龟兹虽属小乘教地区,然大乘佛教颇占优势。近从龟兹地方发掘的古写本中,发见大乘佛教史迹不少。” 9公元 1890 年,鲍威尔(Bower)在库车附近获得贝叶佛教古写本,经何诺(RHoemle)的研究,认为是孔雀王咒经及其他药法、咒法、占卜之梵文写本。据大唐西域记卷 3乌仗那国的记载,彼处僧徒“特闲禁咒”。按“乌仗那”又称“乌苌”,其地在今之巴基斯坦北部。而孔雀王咒经属大乘佛教经典中的密藏部分。这样,龟兹在宗教上又曾吸收了来自乌仗那的大乘佛教文化。 同时,从龟兹石窟壁画中还可以看到拜火教传人龟兹的痕迹。拜火教产生于波斯,公元 3 世纪以后曾成为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随着萨珊王朝势力的扩张,这时的拜火教大规模传人中亚各地,也传人到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拜火教徒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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