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转向的一点看法 一个被遗忘的历史人物： 欧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欧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 Ernest BelfortBax,1854-1926 ） 系英国社会主义记者和哲学家，1882 年加入社会民主联盟，后脱离该组织并于 1884 年与爱琳娜、W. 莫里斯等人共同创建了社会主义同盟，但由于对同盟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不满，遂退出该同盟，再次加入社会民主联盟，成为联盟中的首席理论家，并担任党刊正义（ Justice） 的主编。巴克斯早年在德国学习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因反对女权主义、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当时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巴克斯一生著作颇丰，其代表作有：社会主义宗教、道德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散论等，前前后后发表和出版了 300 多种文章、小册子和书籍。在以 往 对 爱 德 华伯 恩 施 坦 （ EduardBernstein,1850-1932） 的研究中，巴克斯似乎只是一个注脚，仅仅是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攻击伯恩施坦试图将社会主义拖向朔日的“正面形象”.恩格斯曾经谈到过巴克斯，他告诉伯恩施坦，巴克斯是“我们的朋友”,“是一个十分正派的青年，很有学问，特别对德国哲学很有研究，会讲德语，但在所有政治问题上却是幼稚无知的，这可能会引起悲观失望，在正义上这种幼稚无知也表现得很明显。但是，他和艾威林是这里有教养的人当中唯一不仅办事认真而且能学点东西的人”.列宁也曾在著作中提到，“伯恩施坦曾提醒说，贝尔福特 - 巴克斯早在 1896/7 年就骂过伯恩施坦”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巴克斯确实早在 1896 年就开始批判伯恩施坦，不仅指责他为德国党内的“费边主义者”,还认为他“不自觉地已经不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了”.在 1896-1898 年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在新时代上发表六篇文章前，伯恩施坦已经就社会主义观念和策略问题与巴克斯展开了争论，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论还牵涉到了考茨基、饶勒斯、拉法格和卢森堡等当时欧洲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在 1896 年这一关键节点上，巴克斯先后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就唯物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展开争论。他认为，考茨基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极端历史唯物主义者”,伯恩施坦是“费边主义者”、“实利主义者”（ Philistinism） .在同考茨基的争论中，巴克斯提出了“综合唯物史观”,指责以考茨基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唯物史观阐释为“单一变量论”,这也是他与伯恩施坦争论的哲学基础。正如伯恩施坦所说：“巴克斯的文章也是针对着考茨基的。考茨基把进行答复委托给我，不过他在给我的信中以最轻蔑的态度对巴克斯的议论表示了意见，并且向我表明他完全同意我对这些议论的批评。”巴克斯所谓的“综合唯物史观”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动力因素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消极条件和积极诱因。消极条件-作为新的物质因素，其作用就是消解积极诱因-是新观念诞生的障碍，因而物质因素并非新观念产生之源。换句话说，消极的物质因素仅是积极的观念因素产生的不充分条件，而这两个因素都有变化和凝固的一面,于是巴克斯提出了“双重变量说”,认为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就是这两个因素互相作用、独立发展的结果。简言之，巴克斯认为要承认观念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他甚至提出，社会主义是观念性运动，而英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都不如德国的原因，正是由于德国具有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能使社会主义观念在人群中广为传播。因此，在巴克斯看来，社会发展需要观念的强大影响，这样才能孕育出伟大的运动，使历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修正主义公式的提出： 伯恩施坦和巴克斯的争论“综合唯物史观”正是巴克斯向伯恩施坦发难的理论基础，而两人争论的起因则是 1896 年在第二国际中引发争论的土耳其问题（ 1895-1896年发生的“哈米德大屠杀”） .由于宗教问题和复杂的国际关系，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欧洲社会主义者看待这一事件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不顾一切地支持亚美尼亚人； 二是将亚美尼亚人的反抗作为俄国插手土耳其事务的工具，支持土耳其政府以及土耳其的统一。但这两种观点都显得模棱两可，也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一问题上一度失语，在议会中显得很被动。对此，伯恩施坦试图提出一个能够达成共识的观点，但没想到引发了更大的争论，而与之争论的核心人物就是巴克斯。正是在两人的交锋中，伯恩施坦最终提出了著名的修正主义公式。1.“资本主义文明邪恶论”对“资本主义文明先进论”伯恩施坦和巴克斯的争论始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体认识。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是先进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集大成阶段，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任何承担文明发展民族的解放斗争。而巴克斯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资本主义文明具有诸多缺陷，甚至是邪恶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在任何地域反对、消灭资本主义文明。伯恩施坦以“资本主义卫道士”的身份率先出场。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同情民族解放运动的标准是： “对任何文明有敌意，或无法承担起发展先进文明重任的民族，我们都不应同情他们反抗文明的解放斗争。他们没有权利抢劫、射杀文明者。无论怎样批判当前文明，我们依然承认它的相对成就并将其作为同情的标准。我们谴责、反对压迫的手段，但我们并不谴责这一理论和高度文明的统治。”根据这一标准，伯恩施坦认为蛮夷民族反抗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只能是逻辑上的浪漫主义，如果民族的解放斗争所展现出来的是背离文明的趋势，那么社会民主党将不支持这类解放斗争。他提出，不是每一次反抗压迫的斗争都是正义的解放斗争，社会主义者“不承认流氓的权利或是任何刺杀、反对文明者的权利”.他承认，尽管社会主义者批判现存文明，但同时也应当承认现存文明的相对成就，并将此作为社会主义情感的标准。同时，社会主义者还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展现自身的能力，发展并存有民族文明，但前提是解放斗争必须在自身中包含文明的解放元素。与伯恩施坦针锋相对，巴克斯在最大程度上批驳了资本主义文明。在他看来，伯恩施坦这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副主教”已经成了实利主义者和费边主义者。巴克斯批驳了伯恩施坦所谓的“值得社会主义者同情的斗争标准”即是否发展了资本主义文明这一论断。他认为，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不过是“兰开夏郡的冒牌货、不纯净的精神和通过马克沁机枪帮助下产出的其他令人开心的商品”.资本主义文明和扩张所产生的“进步”是有害的，偶然的暴行和压迫使人们成为普遍的无产阶级，后进民族注定要消费低廉和有毒的欧洲大工业的产品。村社、落后地区或野蛮部落反抗极具侵略性的资本主义文明并非“浪漫主义的结果”,而是极具正义性的。巴克斯强硬地指出，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文明观，对资本家和现存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持者来说是最大的福音，但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则是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而资本主义文明意味着：“1. 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其最原始的形式打破了旧有的经济结构和宗教、民俗习惯，真正的获益者是现代工资奴隶制和自由合同制的发起者-资本家，这一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和奴隶制的所有邪恶之处； 2. 资本主义的全部目的如司马昭之心: 开辟新市场，废除原初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物物贸易等等，他们描述奴隶制的惨状和本土经济的弊端就是要为资本主义的掠夺和谋杀寻求合法性。”因此，在伯恩施坦看来，以巴克斯为代表的观点是“西方终结俱乐部”中宣传的“现代文明糟粕论”,具有“原始野蛮主义中的优越感”; 巴克斯所谓的现代文明是“邪恶和被诅咒的”、是“社会主义的绝对对立面”,以及拒绝承认现代文明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上的进步等观点，才是唯物史观最狭隘、庸俗的运用，而非巴克斯的批判对象-“新马克思主义者”.2.“资本主义崩溃论”对“资本主义长寿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不同看法，衍生出了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阶段的认识问题。持“资本主义长寿论”的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崩溃论”需要根据现实进行修正。对于殖民地来说，资本主义文明作为先进文明，其发展阶段是不可跨越的。与伯恩施坦相反，巴克斯不断为“资本主义崩溃论”辩护，认为资本主义最后的避难所就是全球性的市场扩张，殖民地人民可以给予资本主义以最后一击，使自身免遭“邪恶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诅咒”.在土耳其问题上，可见伯恩施坦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阶段的认识。他认为，资本主义文明远未到终结之时，处在资本体系诅咒下的野蛮部落是最为凶恶的，他们可耻地压迫亚美尼亚人。“难道因为亚美尼亚人更文明就可以被屠杀吗？还是因为亚美尼亚人自己耕种土地，从事贸易，而不屠杀和偷窃呢？ 帮助野蛮人反抗进步的资本主义文明，这只会延长斗争。”所以，伯恩施坦认为，必须对土耳其帝国进行根本改革，先进的工业主义和文明的政治制度不是最坏的剥削和压迫形式，而是历史、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在巴克斯看来，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极强的剥削性，应当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崩溃论”是历史自证的。他不同意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不断扩张其活动区域，其内在的生产、交换方式产生的越来越耀眼的矛盾，只能通过获取新的商品市场来减缓，如果这一过程停滞，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崩溃。因此，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在于反对殖民政策，通过减缓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将其普遍的新生儿扼杀在摇篮里，这样才能迎来新的世界秩序和社会主义的曙光。巴克斯甚至呼吁，社会主义政党必须为每一个文明力量与原始、落后民族斗争的失败欢呼，因为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因素的进步和发展。在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与社会革命一文中，伯恩施坦回应了巴克斯对自己的“口诛笔伐”.在上半部论争中，伯恩施坦首先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预设条件已经充分改变了，因此社会主义者就要修正以“崩溃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他认为，巴克斯的“综合唯物史观”忽视了资本主义文明之所以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伯恩施坦还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认为宣言在开头就以资产阶级的“阿谀奉承者”出现，而宣言发表 50 年后，世界却在进步而非退步。公共生活中的革命已经完成了，尤其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现实运动。所以，“资本主义邪恶论”和“资本主义崩溃论”是站不住脚的。在下半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伯恩施坦进一步批判了以巴克斯为代表的“教条革命主义者”,认为“指望通过较大的总崩溃来彻底实现社会主义、把这种总崩溃看成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基本先决条件的人”忽视了现实条件的变化，而这些空论的信徒“永远不敢承认在它的前提上有任何重大的改变”,不“实事求是地去探究这些事实的真正原因和连带关系”.伯恩施坦还列举了一系列事实，反对以“崩溃论”为基础的革命学说，认为现存世界并不会朝向不可避免的巨大经济危机而发展。因此，在伯恩施坦看来，社会民主党面临的矛盾是： “它不能用命令废除资本主义，甚至根本缺少不了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它又不能给资本主义提供为发挥其职能所必需的那种保证。”3.“社会主义速胜论”对“社会主义长入论”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发展阶段的争论之后，两人的交锋深入到了实践层面，即如何实现最终目的-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持“资本主义文明邪恶论”和“资本主义崩溃论”的巴克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政策就是在国内外运用革命手段，利用精神力量，发动群众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以此迅速进入社会主义。而持“资本主义文明先进论”和“资本主义长寿论”的伯恩施坦则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政策就是正视历史和现实，从而修正观念，并在各方面推进文明整体的进步，进而长入社会主义。在巴克斯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绝对对立的，他认为伯恩施坦肯定知觉自己转向了费边传统，“从绝对对立的一方转到另一方，这条道路不能立即有效，就应假设一条以调和为原则的道路，即折衷因此，不断寻找折衷理念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