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史记语言的继承性和当代性研究史记以纪传体的方式记载了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文将从语言系统和文本语言形态两个角度来阐释史记语言对先秦语言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史记语言在西汉的时代性。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我国的汉语史分期也呈现不同状态，目前主要有王力的四分期、唐作藩的五分期、吕叔湘按照文言和白话为标准划分的二分期三类，除此之外，太田辰夫、潘允中等对汉语史分期也有不同的见解。由于吕叔湘的二分法过于笼统，本文不予考虑。目前学界较为认可的是以东汉为界，把西汉列为过渡期和参考期，把古代汉语分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两大块，以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为中古汉语时期，从词汇、语法上看都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是上古期和中古期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期的语言处于上古汉语的末端和中古汉语的开端，但是和中古汉语相比又更偏重于上古汉语。因此，司马迁所处的西汉语言正处在一个变革期，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换言之，处在过渡期的西汉语言其实是对西汉前，也就是先秦语言系统的继承与发展。然而，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现如今已无法得知当时语言的全部面貌。但是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是语言的载体，语言的形态及其变化往往呈现其中。此外，自草昧初辟以迄战国末年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文学与其他形式的语言活动，甚至与其他领域的社会实践活动，仍处于浑然未分的状态。由于文学是语言的一种表现方式，那么从文学文本资料入手就能发现其语言的形态及变化。太史公自序中记载，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作太史令后博览群书，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吸收史传、诸子散文大支各家之精华，采纳百家之长，融会贯通，成就自己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司马迁古文功底之深，所见文本资料之全，在此基础之上他根据自己叙史和当时社会现实需要，对古典传统的书面语进行了改造。根据目前现有的文献资料看，上古时期的语言体系中先秦语言有着不同的语言状态，呈现出甲骨文金文尚书和左传之后文学文本这两种不同语言的形态变化，司马迁针对这两种语言形态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甲骨文金文尚书这一脉语言简洁质朴，古奥难懂。据考察，甲骨文是中国最早最古老的文字，其甲骨卜辞是现今所知的中国最早的语言活动记录，是商周时王族刻在龟甲、兽骨或者人骨上的占卜记录。甲骨卜辞是一种宗教话语记录，是记言性质的文献资料，大多数的卜辞语言简单质朴。由于是王族占卜所用，其语言所呈现的内容具有局限性，一般都是关于祭祀、征伐、王事等的记载。其格式呈现出程式化特点，一般由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辞组成，其中命辞最为重要，不可或缺。金文又指铭文，是古人在青铜器上加铸的文字，多记录铸造该器的原由、所纪念或祭祀的人物等。金文自商朝出现，兴盛于西周。最初在青铜器上只刻一些纹饰，后来才出现文字。周武王灭商后，接受了商文化，周平王迁都洛邑后，接受了商的造字，商周文化融合，所以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周的金文和商的甲骨文无论是结构还是词汇上都几乎相同，只是金文在记事上更加详细。甲骨卜辞宗教迷信意味浓厚，记事不完备。金文中虽有一些较长的记事，如近五百余字的毛公鼎文，但其文学性不高。而尚书的出现初步奠定了史籍的成熟。尚书即上古之书之意，主要记载夏商周时期典、谟、训、诰之类的文献，从文体上可以说是一部记言之作。其文字古奥迂涩，诘屈聱牙，其中盘庚无逸秦誓三篇，叙事相对完善，具有文学性，对后世散文有一定影响。这一脉的语言虽说诘屈聱牙，古奥难懂，但却涵盖着夏商周时期的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所以司马迁便对其进行了翻译改造，形成了史记中浅近典雅的文言文。王念孙读书杂志记史公述尚书，每以训诂之字相代。冯班也持相同看法，在钝吟杂录中论道: 尚书多古语，不易通，迁所载颇易其文字，即太史公之书传也。司马迁对古文或直译或意译，将其改西汉今文，尚书、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所载皆是夏商周及以前史事，故此类改造在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中所见甚多。如尚书尧典中汝陟帝位和史记五帝本纪中汝登帝位，司马迁改陟为登。陟说文解字解为: 陟，登也。从阜步。尔雅释诂释为陟，升也。而登说文解字解为登，登上车也。段玉裁注为引申之凡上升曰登。从段注登即为升，尔雅释诂释为登，升也来看，古文陟与今文登字均有升之意，将其译为登更易理解。再如尚书尧典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史记五帝本纪改为信饬百官，众功皆兴。尚书尧典中的允厘孔传释为: 允，信; 厘，治。说文解字释允为允，信也。尔雅释诂释允，信也; 允，诚也。厘，说文解字释为家福也。从里声。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说有假厘为理者。尧典允厘百工是也。其说是将厘假借为理治理之意。尔雅释诂庶，众也。绩，功也。咸，皆也。说文解字庶，屋下众也。从广炗。炗，古文光字。段玉裁注中解释光众盛之意，故庶即众绩，缉也。段注引申为绩，继也。事也。业也。功也。成也。咸，皆也。悉也。通过各个词汇间的联系，将晦涩难懂的古语翻译成浅显的今语，实现其转换。司马迁除了借用翻译外，还通过对古今异体字的转换，来达到古今转换，比如岳和嶽二字，属于古今异体字。尚书尧典中采用四岳，而史记五帝本纪中则改用四嶽。还有尚书牧誓昬棄厥肆祀弗答和史记周本纪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中的棄与弃是通过繁简字体的转换来达到翻译的目的。张舜徽对司马迁对尚书古语的改造解释得更为直观，其在广校讎略中指出太史公所采尚书，率以训诂代经文，犹今日之翻译，在当时固尽人能之，至今日犹浅明易了，为功于天下后世甚大。所贵乎有编述之书者，以此耳。今观太史公所载尚书文字，如五帝本纪之引尧典，夏本纪之引禹贡咎繇谟莫不代奇辞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其于左传国语礼记论语之属，靡不皆然。取三代古书一变而为汉人文字，且悉符于雅训，而未尝逞肊见以离直，虑周思密，最为谨严。相对于古奥难懂的尚书一脉，左传之后文学文本这一脉的古白话语言就显得浅显易懂了。左传之后有战国策以及诸子等语类散文，其语言愈加由繁到简，由于各书所侧重不同，其文体和语言特色也不同，故司马迁史记对其的借鉴也不同。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叙事作品，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是先秦史传作品的高峰，对后世史传散文起到典范作用。左传内容丰富，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间鲁国及其他国家的主要事迹，其中还包含着春秋时期风雨人物的记载，如叱咤风云的春秋五霸，治世能臣郑国子产，齐国晏婴等，同时还有拯救国家于危难的平民智士曹刿、烛之武、申包胥等。在左传之前，史书所记载的无不是统治者，并且处于高位主导着人的活动，而左传中是将人作为主导，其中还不乏对下层人物的记载，这种转变更成为司马迁史记为穷巷阖闾之人记传的先例。虽然左传是记事之史，但其所记的行人辞令，理富文美; 人物语言无不彰显人物的个性及精神面貌; 叙述语言浅近平实，还多用比喻，其语言特点被刘知几概括为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其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左传中所述大小征战无数，但其战争大多描写双方的战前对比，如战略战术、对阵等，少血腥场面的描写。司马迁史记战争描写继承了左传的写法，少见血腥，多见于计策谋略，同时还在战争描写中树立鲜明的人物形象，达到藉人以明史的目的。除此之外，史记也借鉴了左传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以及君子曰的表达方式。左传中攻伐侵弑杀等词的运用大都有其含义，而史记也借鉴了此写法。同时君子曰的形式启迪了史记中太史公曰，便于司马迁发表自己的看法。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以及言行活动，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与风貌，将其以名利为依归的世态揭露无疑。比如策士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之后，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的态度和而后他六国封相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嫂蛇行匍匐的前后对比，揭示了当时世人以名利为依归的丑陋心理，故史记在刻画战国策士形象时突出了其对名利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他又根据自己的史观，将其与义结合，将其刻画成符合自己社会理想原型的人物，其游说语言更是铺张扬厉，气势磅礴。史记对于诸子等语类散文的继承主要是在于语词的运用上。儒家尊礼，主张礼、乐、仁、义，强调君臣父子关系，故其在孔子世家中多用仁礼等词，还引用孔子的原话以及其学生的言语行为来表明孔子的学术观点，塑造孔子形象。史记的语言形态并非只借鉴一种文本语言，而是对各种材料语言的综合运用，主要是综合左传战国策国语等资料，按照自己的历史观对其扩写编纂。比如史记晋世家对骊姬害申生一事的描写，就是融合左传国语公羊传等史料再创作出来的。在左传的记载中，仅仅用寥寥数语就描绘了骊姬用计毒害太子申生的事件始终，在晋献公发现肉中有毒时仅用数字来写骊姬的动作姬泣曰: 贼由大子。而在史记晋世家中，司马迁则综合了各种材料写道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 其父而欲弑待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寥寥数语，骊姬已将罪名扣向太子申生，同时还将太子申生塑造成一个弑父不仁之人，使得父子之间产生隔阂，使太子申生欲辩无言。由此可见，司马迁史记的语言是对先秦语言的继承与发展，并加以自己的创作而形成的当代性语言形态。我们从史记的词汇上可看出，这种变化主要有三种: 第一，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变化; 第二，词义的引申变化; 第三，新词的加入。在上古音系中，单音节词居于主导地位，单音节词远远大于多音节词的运用，其中名词更是多数，而这也就对应的形成了上古古书辞尚体要的文体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词也发生变化，多音节词使用增加。从词义上看，词义由单纯向复杂，具体向抽象转变。同时，史记中还有大量新词出现，这些新词都是通过吸收古语词、方言词和外来词形成的，比如大宛列传中的葡萄大月氏条枝等词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是没有的。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促进了当时汉朝与汉朝外国家的联系，经济文化相互交流，促使着新词的出现。其中很大一批词都是根据音译得来的，如身毒国的身毒一词是现今我们所称的印度，而印度一词梵语原音为sindu，故身毒一词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根据音译得来的新词。这些词类的变化，体现出了史记语言的当代性，而这种时代性还体现在司马迁对民间口语( 包括民间歌谣和谚语) 的运用。司马迁自二十岁开始漫游生活，广泛访问遗闻旧事，考察和了解社会风土人情。太史公自序记载其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江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此次出游司马迁访问考察了江南各地，又北上齐鲁之地，观民风，访人情，除此之外，还学习当地的民间语言。其后，他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并且还随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游历扩大了司马迁的眼界和胸怀，更使他直接接触到了当时各地的风土人情和语言特色，使之在塑造编写史记中的人物、事件时，更加的符合实际，贴合人物。比如陈涉世家中夥頣一词，楚人多用夥表多之意。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说淮南王说: 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随而说之，傥可徼幸什得一乎?其中辩武即为辩士，汉代楚地的武相当于中原地区所说的士，伍被为楚人，司马迁用辩武一词更加符合伍被这一人物形象。除此之外，史记中民谚歌谣的运用，不仅能够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还能够填补经史之不足，具有时代性。比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谚语狡兔死，良狗烹; 高鸟尽，良弓藏; 敌国破，谋臣亡，道尽了韩信的结局以及世代谋臣的应走之路。魏其武安侯列传中颍水清，灌氏宁; 颍水浊，灌氏族，把颍水的清浊和灌氏一族的行为联结在一起，讽刺灌氏一族在颍川一带的暴行。同时，在史记论述中还有很多口语，比如竖子、周昌的口吃，汉高祖生气时的怒骂都是口语化的表现。民谚歌谣、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