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预览内容
第1页 / 共8页
第2页 / 共8页
第3页 / 共8页
第4页 / 共8页
第5页 / 共8页
第6页 / 共8页
第7页 / 共8页
第8页 / 共8页
亲,该文档总共8页全部预览完了,如果喜欢就下载吧!
资源描述
摘 要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马班异同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乾嘉学者从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等几个方面研究马班异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超越马班异同研究上抑此扬彼的局限,主张马、班并举, 史 、 汉同列。他们在比较马班异同时,能够考虑到成书背景、著史旨趣及著史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认识更加深刻,并且其得出的结论也较客观、公允。关键词 乾嘉;马班异同;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史学批评史记 、 汉书是中国史学上的两部开山之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由于二者的特殊地位,比较马班优劣,探讨史 、 汉高下,研究相关史学问题,自然也就成了史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争论两千年而不衰。 到了乾嘉时期,随着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更有大批学者在研究史记 、 汉书时涉及到此问题,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梁玉绳、章学诚、沈德潜、邱逢年、浦起龙、朱仕琇、熊士鹏、杨于果、牛运震、陆继辂、王筠、周中孚等。他们或断简零札,或鸿编巨制,从不同角度对马班异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果甚丰,见解深刻。剖析乾嘉学者的马班异同论,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史记 、 汉书研究的历史成果,还能使我们看到乾嘉学者自身的治史原则和方法。一、史文繁简 史记记事起于黄帝,讫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汉书所记为西汉一代之史事。二书在内容上有一百余年的重合部分。就具体篇章而论, 汉书一百篇中有五十五篇与史记所记内容相同,计有帝纪五篇,表六篇,志四篇,传四十篇。故历代研究马班异同的学者,很容易从二书相同的部分着手,研究其史文繁简、记事详略、取材异同,进而评价二书的优劣。如宋人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 、明人许相卿的史汉方驾等。乾嘉学者在研究马班异同时,研究角度已趋向多样化,但仍对两书重合部分的记事繁简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并通过比较探讨了马班史书取材的标准以及他们的史识。总体而言,乾嘉学者在进行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时,已不像晋张辅等学者那样简单地以史文繁简论史书优劣,而是能够从马班著史意旨的角度讨论二书的繁简问题,比较公允、客观。如王鸣盛曾在十七史商榷中反驳张辅的“繁省说” ,并且进一步指出“马意主行文,不主载事,故简;班主纪事详瞻,何必以此为劣” ,1(卷七 )意思是说,马、班作史的着重点、旨趣不同,由此而产生记事繁简区别,对此应分别看待。陈元棫也说:“史公之书,自黄帝讫麟趾,备载历代,而卷帙不及汉书 ,似乎简矣,然简人所不能简,亦详人所不能详” ,2( 卷一八 )无论是简是详,都是紧紧围绕着著史宗旨而作出的取舍。司马迁史记为会通之作,上下纵横几千年,旨在探讨历史演变的过程,故不得不提纲挈领地记载史事;而班固汉书为一代之史,述西汉之始末,主在总结西汉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故需详载二百年之历史。所谓“必综会其世其帝其国其人其事之始终曲折,审其孰重孰轻,炯若观火,然后即其重者以立主意,复执此以制一切详略虚实之宜” 。3 就史 、 汉两书的具体篇章来说,乾嘉学者认为二者互有得失。大致说, 汉书与史记相比,增加了一些诏令、奏议等,对此乾嘉学者肯定其记载详赡的一面,如赵翼廿二史札记 “汉书多载有用之文” 、 “汉书增事迹”等条,就指出史记失收许多“经术之文” 、 “干济之策” ,认为是一种缺憾。而汉书 “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 ,明显赞同汉书记事的详赡,认为汉书所增补之文, “皆系经世有用之文” ,4(P20 21)能让读者了解到更多的史事,从而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再如沈德潜所论“高帝以下诸本纪, 史记不录诏语,即间及一二语,而不录全文,汉书乃备载之,以志一代敦本懋实之治” ,5(卷三 )同样也肯定汉书多载诏令奏议。但乾嘉学者在肯定汉书增加诏令、奏议以充分表达史实的同时,又指出汉书与史记相比也有繁而无当之弊。如邱逢年说:“马之律书简而要,班之律志详而不得其要。 ”3赵翼也认为汉书所增列传有“本非必应立传之人 ”,并 “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 。更进一步说, “史记 淮阴侯传全载蒯通语, 不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兼省却无限笔墨。班掾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立传,反略其语于韩信传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轻” 。6(卷五)同时,他们还通过比较史 、 汉记事之不同,指出“班马各成其是” ,如沈德潜指出:“史记董仲舒与申公、辕固生、伏生诸人,入儒林传 ,故只记其治春秋 ,传公羊氏学,见有功于经。而汉书详载其天人三策 ,及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语,见其能推明孔氏之传,此班马之各成其是也。 ”5(卷三 )显而易见,他们不是简单地以繁简论优劣,而是以其能否完整、清晰、准确地表达史事论优劣。这是乾嘉学者继承清初顾炎武“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7(P1465 )思想的表现,也证明乾嘉学者已走出以前“繁简论”的樊笼,能一分为二地对待史 、 汉的文字繁简问题,作出公正的论断。二、 编纂体例 从编纂体例上说, 史记 、 汉书均为纪传体史书,一为通史,一为断代;一为首创,一为继作。乾嘉学者在评论马班史书的编纂体例时,表现出相当公允的看法。首先,他们充分肯定司马迁对纪传体史书的首创之功。在这一点上赵翼所论最为全面、最具代表性,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 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4( P2-3)王鸣盛也说:“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 ”1(卷一 P3)其它乾嘉学者如钱大昕、章学诚、赵怀玉等都有类似论述。司马迁在继承发展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机综合五体,创造了纪传体史书,其功绩不可磨灭。其次,他们对班氏父子在体例上的损益也给予了足够重视。 “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 ,8(卷二四)一改 史记的“历代之史”而为汉书的“一代之史” ,在某种程度上, 汉书也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对此乾嘉学者有客观评价,认为二者只是“体制不同” ,9(卷二) 都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作出的选择,并无优劣之分。这和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郑樵相比,是一大进步。刘知几因重体例严谨而 “抑马扬班” ;郑樵因重会通之作而“抑班扬马” ,二者所论均有偏颇。而乾嘉学者认为通史、断代均为良史,应以其服务的对象来确定使用的体例,不能抑此扬彼,这是对刘知己、郑樵历史编纂学思想的超越,应给予充分肯定。在评论史 、 汉内部具体体例时,乾嘉学者的看法不甚统一,对某种体例的设立,存在意见分歧。就世家而言,班书改史记 “世家”为列传,有学者认为此做法不妥,比如赵翼就说:“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 ”4(P3)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这只是由断代史体例所决定, “不得不与马异” ,说“班掾断汉为书,始高祖,终孝王王莽之诛,则本朝宜推尊,世家可不立。 ”10 (卷二)这种意见上的分歧反映了乾嘉学者在历史编纂学思想上认识不同。就表而言,乾嘉学者均充分肯定史书宜立表,对史 、 汉之表都给予了极大关注。由于二书之表除断限各异外,内容基本雷同,故引起的争论不大。但因汉书首创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二表,前无此例,所以引起了一些争议,其中对汉书 古今人表的争论为最多。一方面,有对班书古今人表加以针砭的,如认为古今人表与其断代史的体例不符;收录人物荒诞、无稽,并以己意定高下。对此,赵翼、章学诚、浦起龙、沈德潜、熊士鹏、朱仕琇等都有所论述,如沈德潜说:“汉书 人表一卷,起自伏羲,迄于董欣、司马翳,准之体例,未为得宜。盖汉书既以汉为主,不必复序古今人物。 ”5(卷三 )浦起龙也说:“至若古今人物一表,草率支缀,强分九品,并阑入庄、列寓言无实之人,尤为识者所笑也。 ”9(卷二 ) 另一方面,也有替古今人表辩护的,认为班固撰人表虽未列汉人,但有因古鉴今的思想。如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说:“今人不可表,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俾知贵贱止乎一时,贤否著乎万世。”11(P140)梁玉绳也说“ 班氏广征典籍,搜列将及二千人,存其大都,彰善戒恶,准古鉴今,非苟作者” 12(P467 )等等。乾嘉学者对汉书古今人表的不同认识,反映出他们对史书编纂体例的不同看法,尤其是对于断代史纪传体编纂的不同看法。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要认识古今人表的价值,必须深入体会汉书的史学思想及古今人表的立表旨趣。13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通史、断代之思想融通。就本纪而言,乾嘉学者对二书争论最多的当属项羽本纪 、 吕太后本纪 、 惠帝本纪等。一方面,乾嘉学者肯定史记为项羽、吕太后立本纪。如钱大昕认为项羽“虽非共主,而业为天下主命,不得不纪其兴废之迹” , 汉书降项羽为传,是因为“孟坚汉臣,故有意抑项” ,14(P573 )所以说 “史记 ,一家之言;汉书 ,一代之史” 。8 (卷二八)又如邹方锷说“羽之立本纪也,迁盖以继秦而有天下者羽也” 、 “削孝惠而纪吕后,纪其变也,著其实也” 。15(卷六)此等议论甚得史公之深意,也反映了钱大昕等人在历史编纂思想上的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也有乾嘉学者肯定汉书的作法,如赵翼认为本纪之体是用以“叙述帝王” ,而迁史为项羽立纪, “颇失当” , “故汉书改为列传” 。4(P3)又梁玉绳批评史记 说:“惠帝不立本纪,反以吕代刘。睹斯众论,咸成乖越。”16(P101)赵翼等人的评价,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汉书断代为史,意在尊汉,应把高祖冠本纪之首,此无可非议。但批评史记的做法,又欠妥当。司马迁史记为通史之作,他是站在历史变化的高度上臧否人物、评论历史的,而赵翼等人不甚理解史公旨意。窃以为, 汉书为惠帝立纪、项羽改传,重在表现体例严谨,强调封建礼法制度不可逾越。而史记为吕后、项羽立纪,则重在突出历史变化以及重要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史 、 汉二书的“书志”部分,均记述典章制度,对后人研究古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史等,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班固对“志”非常重视, 汉书 “十志”除继承史记 “八书”之外,在内容上又有所增加,如地理志 、艺文志 、 刑法志 、 五行志等。乾嘉学者对汉书 “书志”所增内容进行了仔细研究,如朱仕琇认为二者的不同“有损有益” , “律历 、 礼乐 、 五行 、 艺文诸志,迁无而班有” 。17邱逢年也说“马阙地理而班于此志为特精 ”, “凡此岂非马失而班得乎”?3肯定了其所增内容及首倡之功。 乾嘉学者对二书重合部分的列传也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史记旧文,间有史记无传而增立者” 。4(P22)并且肯定其所增之传,如赵翼就认为“史记有齐悼惠王世家 ,而赵隐王如意、赵共王恢、燕灵王建皆无传,赵幽王友附于楚元王世家内。然皆高帝子也,何得阙之?汉书皆立传”4(P22)但乾嘉学者在肯定其增传的同时,也指出了汉书所增列传有流于繁琐的一面,如章学诚说“自班、范以后诸传,人各自为首尾,史传由是益繁” 。18(P245)另外乾嘉学者注意到汉书对史记的列传也有所改动,并认为这种改动得失参半。如王鸣盛认为史记 大宛列传把张骞、李广利二人穿插叙述,而“班氏以二人截分两传” , “体例明整,马不如班” 。1(卷六 P2)而沈德潜则指出, “史记详叙桑弘羊、孔仅之去本趋末,乱法扰民, 汉书只述晁错之入粟塞下,而于弘羊等阙焉,此班之不及马也” 。5(卷三)史 、 汉二书列传的差异反映了司马迁、班固二人史识
网站客服QQ:2055934822
金锄头文库版权所有
经营许可证:蜀ICP备13022795号 | 川公网安备 511402020001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