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过：“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 ”这是对武侠小说“乌托邦”精神的精辟阐释。金庸小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逃避的空间，把现实中不可能的东西，在小说中变成可能。小说中的侠客最后绝大多数选择归隐，这是很多国人诗意人生的极致表达。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她用丰富的想象和灵动的文字为我们塑造了很多生动的人物形象。有不少人想当然，以为金庸小说不过是武侠小说，谈不上有什么精神价值，顶多是谈武说侠而已，殊不足道。也有人为之辩护，说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侠小说大多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主题，因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又有人更进一步，看到了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除了武侠小说本身就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形式外，金庸。梁羽生等人的小说还将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卜星相等等写入了书中，更将传统的儒、佛、道兵的传统哲学精神化为小说中的人格模式及艺术境界。在今天，在大陆，在这样一个商潮滚滚、文化退缩又贬值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几代人经历了“文革”从而断绝了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无所适从因而祭起传统文化的法宝，掀起传统文化热的时代，金庸小说被这样认知，自是很正常的。20 世纪的历史，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变革。 “传统”一词，长期以来差不多变成了一个贬义词，而“反传统”则是 20 世纪的主流。妙的是 20 世纪的后半叶，造成了几代人包括笔者在内没有了传统文化的根底，却也不断地反对传统，像是要不断地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又像是对着月球开火。结果我们仍然在地球上，而月光照样普照人间。时过境迁之后，明智者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与缺陷，不禁独自冷汗淋漓：要批判已没了对象，要建设又没有本钱，真可谓悲哀矣！所以到四世纪末，有人来个 180 度的大转弯，重新对传统文化顶礼膜拜起来。之所以如此，正因为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所以面对金庸小说，看到书中浓郁的文化气息，作者将传统文化玩得如此开心随意，不禁大声欢呼：“金庸小说，好就好在传统文化！”好在让人既能娱乐消谴，又能“开卷有益” ，学到不少的文化知识。在某种意义上，金庸小说也确实称得上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这么说，海外华侨将金庸小说选为“中文读本” ，不仅要让其只懂当地语言而不懂祖国汉语的子女学习中文字、中文文学，还要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可谓一石三鸟了。“金庸小说好在传统文化” ，这当然也是一说，并且不无道理。只可惜对金庸小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一”是金庸小说中确实有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且还十分丰富；“其二”则是金庸小说对此进行了选择的继承、批判的借鉴、洗汰后的重铸。在某种意义上，金庸小说的“现代性”统制着其中的传统文化。准确地说，金庸小说的文化内容，是现代人对传统的一种审视、选择和表现。武侠小说是以古代历史为背景的，自然少不了对古代历史文化的表现，若非如此，那就有些似是而非了。但若不加选择与审视，那又不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及欣赏口味。我们在金庸的小说中看到了作者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以及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同时又看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及历史审视的目光无处不在。作者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继承传统的方法和途径，寻找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策略和形式。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的内容，想必凡是读过金庸作品的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有一件事也许能说明不少问题。1993年 11 月 2 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则报道，是写北大考古系副教授晁华山对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摩尼教遗址的考察结果的，这次考古发现，被认为是本世纪摩尼教文化考古的第三次大发现。 “因为摩尼教自波斯传入中国，曾经兴盛一时，但到了 15 世纪就神秘地消失了，以后再也难找到头绪，今天无论是在它的发源地波斯（今伊朗）及传播地中国都很难找到踪迹。晁华山副教授的考古发现令人兴奋、更令人惊奇的是，该报道中还提及，晁华山写信给金庸，称赞他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对摩尼教即书中的明教的描写“惊人的准确” ，并认为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奇迹，因为倚天屠龙记写于 1961 年至 1962 年，而晁华山副教授的考古发现的公布则在 30 年之后！这个例子说明金庸对他笔下所写的内容，是相当严谨的。金庸小说中的关于诗、词、歌、赋的引用，有数百处之多，无不准确恰当，简直天衣无缝。而且将诗文以及琴。棋、书、画等等还“化”成了武功的套路。妙的是金庸不但能雅，而且能俗，书中的民间小曲、地方小调，乃至青楼瓦舍、市井坊间的绮词艳曲，无不运用得当。且对联、谜语、书法碑贴、古玩名画，也都让人看得信服。 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为洪七公烧的那些菜肴，令人垂涎三尺；而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跟名医胡青牛学医所读的医书、所开的药方，无一不是让中医点头称道（笔者曾专门向中国中医大学的有关专家请教过） 。至于儒典、道藏、佛经，在金庸的小说中更是不胜枚举。无论是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 ，还是金刚经 法华经及达摩祖师人道四行品 ，乃至佛家也感到头痛的楞枷经 楞严经 ，在金庸的笔下，都被“活学活用” ，有如笑傲江湖中的“独狐九剑” ，简直神妙非常。作者对北宋以后的中国史十分熟悉，而又熟读北宋史家、政论家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 ，对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政治历史亦有深厚的学养。作者之所以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北宋以后至满清乾隆时代这一段历史上，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北宋是中国历史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且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国家）冲突一直绵延不断，更有蒙古人建立了统一的元朝，正式入主中原；继而又有满清人再次入关，成为中原之主，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提供了复杂、动荡、冲突的背景；二是金庸一直在重点关注在异族的压迫和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心态，这恐怕又与香港地区的读者的心态有某种潜在的关联。在这方面，金庸完全可以称为专家。有一个例子又可以说明问题，那就是他在写完碧血剑之后，觉得不过痛，又写了一部袁崇焕评传附于书后，这可是一部专业书，其中关于袁崇焕与崇祯的个性冲突的假说，新颖独到而又言之成理，令史学界人士称道。以上这些，都是可以由各个专业的专家学者来品评和检测的。金庸对于传统文化，无疑怀着一份深情。但是，金庸决不是传统的膜拜者。金庸住在中西交汇的香港，办的是不左不右的明报 ，受的是半旧半新的教育，而又有不偏不倚的理性，并不像大陆许多人那样要么是“国粹派” ，要么是“（全盘）西化派” ；要么极端（盲目）的狂妄自大，要么极端（盲目）的自卑自弃。金庸小说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之处。一是不语神仙鬼怪，这与其说是继承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不如说是具有现代人的理性。我们在金庸的书中看不到巫术迷信、神功法宝，看不到卜占星相金庸对易经也非常的熟悉（在天龙八部中不仅以此为基础创造了“凌波微步” ，而且还让段誉“背卦”自嘲自解） ，但却决不以此故弄玄虚，这与后来的武侠小说作家，以及 80 年代中期以后巫风大起的大陆上的某些知识分子、严肃作家大不一样。看起来这也许没什么了不得，但在武侠文学界，却是大不易。再一点，是金属对于封建王朝的反感，自然也就不怎么将“忠”字放在眼里。第一部书就戏弄了乾隆；第二部书更厉害，将“明帝清酋”都当成了复仇的对象，而将农民起义英雄李自成写得颇有光彩且大得人心。这里又有一个小故事，据说台湾 60 年代初查禁武侠小说，尤其要查禁金庸的小说，因为碧血剑中的思想观点“像共产党” ，是“宣传”，而射雕英雄传中的“射雕英雄”与“毛”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著名诗句太过近似，自然也是“不妥” （以至于此书曾一度改名为大漠英雄传出版：仅仅因为“射雕”二字犯了“忌” ） 。扯远了，我们还是接着以上的说。射雕英雄传的郭靖虽是爱国的英雄，却从未将南来君臣放在眼里，也没有任何好感，对皇帝只有蔑视、痛恨和厌烦，黄蓉则要加以嘲弄。至于鹿鼎记中的康熙形象那是因为作者觉得这个人确实还不错，而且少年有为，老亦未昏，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宋元明清四朝的历史上难得的好皇帝。所以就写成了书中的这个样子。上海的曹正文先生不喜欢鹿鼎记这本书，觉得是美化了一个小流氓及一个坏皇帝，大为不妥云。我倒觉得“美化”二字用得不妥：书中无论是对韦小宝，还是对康熙，都谈不上美化。相反，随着康熙年纪渐长，他与韦小宝的“友谊”也渐淡；而炮轰伯爵府，以及发诏书说韦小宝杀了陈近南等等阴招，也都出自康熙，这是什么美化？若将这一形象与国内的历史小说少年天子相比，就能看出孰高孰低来。不过，这已超出了我们的话题范围，打住。第三点，是金庸小说中写的虽都是古代之事，但在爱情婚姻方面却又遵从现代的习惯，搞一夫一妻制，乃至一对一的恋爱。这种“改造” ，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写作的严肃性，不以什么“乱爱”与“艳福”之类的浅薄招术来诱引读者；另一方面也是作者要以此“规定性”来研究和表现人的情感及其痛苦与欢欣。陈家泪对霍青桐与香香公主喀丝丽，若换一位作者，早让他二美全收了。 碧血剑中的阿九何必出家、宛儿何必违背心愿嫁给自己不爱的人？胡斐就更惨啦，在雪山飞狐中，他与苗若兰一见钟情，苗人风却要找他比武拼死，无论他砍不欲苗人风一刀，情事总是黄啦！在飞狐外传中，爱他的人为他而死，他爱的人则又是尼姑，虽也有情，却不能还俗。 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似乎想四美全收，弄它一个皆大欢喜，但到最后，命运似乎只许他选择了一个，而他也终于知道了自己原来最爱的是赵敏。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性” ，是一种“现代人的理性” ，而非“现代派” ，更非粮漫新潮派” ，若是那样，何用费那么大的功夫来痛苦选择， “潇洒走一回”吧。或许有人觉得金庸的这种写法，实在是太保守了，太古典啦。这才恰好说明金庸的特点：古人明明可以三妻四妾，他偏要让他们一夫一妻，这种“改革”无疑会让保守派及书呆子感到“不真实”或“太新潮” ；而金庸写人的情感的痛苦及感伤，又被现代派及新潮者认为是“太陈旧”或“太保守” 。相信读者可以从中认识到金庸小说的这方面的特征和价值。我们要说的也正是，金庸一直在寻找一种折衷、妥协，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生长点” 。以为金庸是照搬古董，那就大错特错了。上面的几例，正好说明了问题。真正能说明问题的当然还不止上面几点，金庸小说主人公的人格模式的发展演变，或许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又要来谈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了，这一回谈的不是他们的性格形象，而是他们的人格模式，即，他们是按照一种什么样的理想价值观念塑造形象的？这种人物形象的实质是什么？简单地说，金庸小说创作历程，一共（至少）有下列 6 种人格模式：（l） “儒家之侠” （如陈家洛、袁承志、郭靖） ；（2） “道家之侠” （如杨过） ；（3） “佛家之侠” （如石破天） ；（4）非侠侠之消亡（如狄云） ；（5）浪子自由斗士（如令狐冲） ；（6）反侠侠之讽喻（如韦小宝） 。上面的六种人格模式的发展和演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侠文化”的观念的转变及思想的深入这可能会让许多侠文化爱好者失望又不解即由大侠的塑造非侠反侠，走向了侠的尽头，又走向了侠的反面，并对此进行讽喻，一如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河德之于欧洲及其西班牙的骑士文学。这六种人格模式的演变，正好可以反映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真正的态度，及其思想与心灵的历程。当然也包括作者要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及其推动力。这是认识金庸小说及精神价值的关键。我看需要对上述人格模式及其演变做些解释。读武侠、谈武侠的人或许不用管，但写武侠的人，尤其是有追求、有品味的武侠作家，必然要遇到一个问题：侠是什么？换一个角度说，是你心目中的侠是什么样子？你以为侠应该是什么样子？你想将侠写成什么样子？历史上的侠其实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它只是一种“带剑者”的身份及称谓，并无统一的道德标准及人格模式。是司马迁第一次将他们进行了一番总结，并大加称赞，从此“侠”便不仅是一种历史存在，同时又是一种文化观念。而且，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