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一、古代中国人的生存寿命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文明绵延五千年未曾中断的国家，即使从秦汉大一统以来 历史 文献之丰富也是无与伦比的，从史料中可以收集到许许多多有关古代中国人生卒年的数据资 料。我们主要根据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这些可靠性较强的所谓正史，辅之以 地方志、族谱以及其它如历代名人年谱、中国人名大词典等文献资料。收集的原则是该人有确定的生卒年，系正常死亡，如被杀头或战死以及暴死或死因不明者则一律不予计 入，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也不予计入。这样共收集了起自秦汉迄止明清约两千年间五千余人的生存寿命资料绘出随时间变化的曲线(见图 1)。图中横坐标是公元纪年，纵坐标则是人均 寿命。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从图 1 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寿命最高的是西汉，大大超过七十，其它朝代除唐朝、明朝和清朝分别有过极短暂的“探头”外就都不及七十 ，最低的几个时期是魏晋、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其中五胡十六国时期人的寿命只有五十几岁。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条曲线呢?换句话说古代中国人生存寿命的这种变化和什么 因素最相关呢?二、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普遍认同的一句古训是“民以食为天”。古代中国的农 业生产技术发展情况应与古代中国人的寿命关系密切，因此有必要对之作一简要回顾。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统治者出于生存和争霸的需要，普遍推行耕战政策，以农业为本，故农业 生产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2秦汉四百年间继承和发展此前农业生产方面的成就和知识，藉“大一统”之便，大规模 地在中原地区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并渐及南方和边区，使各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基本都上了一个台阶。汉代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实行三十税一。荀悦称“汉家之惠优于三代”。汉朝推广牛耕制度，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赵过创代田法，改良田器，提高了耕作效率。汜胜之发明的区田法更创出了高产奇迹，“上农区，亩得粟百石，中农区收粟得五十一石 ，下农区秋收粟得二十八石”。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种族斗争加之阶级斗争都十分激烈，战乱频仍，人民颠沛流 离，人命贱如草芥。大量农田被毁损、退耕还牧或粗放经营，相应地农业生产水平进步较少甚或还有倒退。但是整个南方地区经东吴孙氏政权及后来的六朝政权的经营，耕作制度、植 保技术、垦种方法、生产规模以及所应用的生产资料等均得以发展和提高。 隋唐时国家再度统一，重视兴修水利，改进农具，普及农业生产技术。北方的社会生产 恢复 和发展起来，而南方则进一步提高。唐贞观十三年(635年)“诏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由此可见北方地区农产的丰饶。安史之乱后北方再次板荡，“河南、河北、河东以降，甲兵常积”，农业生产遭极大破坏。南方受战乱影响较小，生产进一步发展， 终至超过北方。有宋四百年间战争未曾中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水稻的播种面积 却得 以扩大。至于辽金的生产水平则有所倒退。元朝统治者来自草原，初期没有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许多政策不利于农业生产，但从忽必烈起开始认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 已”，于是“附会汉法”，“劝诱百姓开垦田土”，令百官“不得擅兴不急之役，妨夺农时”。采取了以上措施后，经济逐渐恢复。此后几位皇帝基本上“ 恪守成宪”。3明清两朝人口剧增，遂大肆垦殖，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出现一些资本主义萌芽，又进一步 促进 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同时由于注意种子的改良，而且引进了玉米和山芋等高产品种，所以粮食产量比之前朝有了进一步提高。三、古代中国的亩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上述对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情况所做的定性分析，可以作定量表示，那就是将 历代的粮食亩产及人均粮食占有量收集计算整理成一表格(见表1)。这里的亩产基本上均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慧所著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 究一书lang=EN-US6 ，表中所给出的粮食亩产均已考虑了不同粮食品种种植比例予以加权平均，扣除了非粮食 种植土地如菜田、林地等，并且也考虑了复种指数。人均粮食占有量系根据该书给出的亩产乘以人均粮食种植面积。古今各代度量衡变化甚大，这里粮食种植面积都已统 一换算成现代的市亩。表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数据考虑到时间跨度大，政权林立，情况各不相同，数字较为分散，故取的是大致的一个平均值。宋朝的人均粮食种植面积系取自宋史 中的数据计算而得。明朝的人均粮食种植面积系根据转引自王育民所著中国人口史中的数据计算而得。清朝的耕地数据问题比较复杂，总的说来有关论述所认为的耕地面积数字偏小，甚至有 人算出道光年间人均粮食耕地只有 1.45 亩。事实上清统治者的开荒政策是“荒墟榛壤以及积水所汇，有可疏辟者，多方相度 筹划，俾地无遗利，民无遗力”。一方面诸如“崇山密菁”、“高山峭壁”、“岩险之地”、“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深崖穷谷”等均穷极开垦，靡 有遗余；而江湖水乡之地，则围湖造田恶性发展，“不独大江大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尽失旧迹，即自己输粮管业之塘，亦培土改田；一湾之4涧，亦截流种稻。”明代“松木槎牙，兽群潜没，绵亘八百余里”之地，至清朝已是“山腰陡壁皆人家”，“山头但见人驱犊”了，垦殖扩张远过明朝。明朝洪武年间垦田数即达 850 万顷，而清之版图倍于明朝，加之东北和蒙古都经大力垦殖，故总耕地面积绝非论者常引之低于 10 亿亩甚至只有七八亿亩。据日本尾上悦三统计中国在 1860 年时的总耕地为约 14 亿亩， 人均为 3.765 亩。我们认为这是可信的，因为清朝的开垦程度即使比之现代中国还有稍逊，但清之版图中期以前却达约 1300 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 960 万平方公里要大近1/3，而且经济 建设和工业化土地沙化等因素导致现代中国的耕地减少很多，两相抵消，那么清朝的总耕地面积应约略相当于现在中国的总耕地面积(详情请参见发表于江海学刊1998 年第 4 期的拙 文清朝真实的耕地面积)。据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 14.3 亿亩。但是这个数字仍有商榷余地，因为据八十年代初期美国人造卫星遥测我国耕地为 22.6 亿亩，原国 家农牧渔业部“县级土地现状调查”统计为 20.95 亿亩，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资料遥感测出的 90 年代我国耕地面积约为 20 亿亩。考虑到这十几年的耕地损耗情况这 几个数字应是一致的。这里就存在一个 14 亿多亩与 20 亿多亩的比例问题。最近在作物杂志1997 年第 3 期上刘巽浩也谈到了我国耕地面积为 1.3 亿 hm2 ，而统计数只有 0.93 亿多 hm 2 。我们就是考虑到这 14亿多亩与约 20 亿亩之比例，计算出清代中期人均耕地，再乘以 85%的粮田所占比例，从而得出人均粮食种植面积为 4.28 亩。 我们将古代中国人的寿命分布以朝代为横坐标表示，并将表 1 中数据与之归一化绘成一 图(见图 2)。由表 1 和图 2 可见自汉至清两千年来粮食亩产基本上呈上升趋势，这反映了农业科学技术是发展进步的，农业生产水平是提高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生产力的提高是有限的，亩产两 千年间只提高了 51.5Kg。与之相应的是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呈缓慢上升趋势，由约 500Kg 提高到约 770Kg，但是为什么人的寿5命却没有提高呢?寿命曲线与粮 食亩产及人均粮食占有量曲线变化趋势完全不一致呢?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充分考虑“灾害”的影响。四、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表 1 中的数据只是统计正常年景的亩产，没有计及特别的风调雨顺丰收年，也没有计及 水旱 冰雹蝗虫风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实际上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史书中常有“ 绝粒” ， “食榆皮”， “民多饿死” ， “人相食 ”， “百姓饥穷，流离道路”等记载。我们根据查阅二十 四史中的有关资料所得以及历代天灾人祸表和中国救荒史等文献资料汇总成下表：表 2 示出了两千年来中国自然灾害频度直线增长，增幅几达 15 倍。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活动所致。这一方面是战争因素所造成的破坏，从汉朝到清朝大小战争无法计数；另一方 面则是人们的垦殖所造成的破坏。我国人口从汉初的一两千万增加到清朝的几个亿，开垦力度不断加大，汉朝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 垦田数据吴慧考证为约 2.4 亿亩比之汉初增加 6.4 倍，那么汉初垦田数则应为三千多万亩，这样到清朝的 20 亿亩，就增加了几近 60 倍。这种开垦当然对自然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亦日趋严重。由于越来越多的森林资源和植被被破坏和过度浪费，引起越来越 严重的水土流失，致使“山形骨立” ，江湖淤垫，众多山区林产品趋向枯竭，动植物资源品种急剧减少以及对气候调节功能的减弱、自然灾害的增多加剧等。过度的垦殖，盲目的农侵 牧、牧改农引起大面积土地沙化。还有因围垦导致的河湖水面积急剧萎缩，由此造成的调蓄功能的破坏和灌溉效益的丧失以及对航运、水产以至于对气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土壤的肥力也大大下降了。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西北地区的今昔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秦汉时“ 关中土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占十分之三，财畜则占十分之六” 。司马 相如曾写过一篇气势磅礴的 “上林赋”展现了两千年前关中的山川形胜和富饶物产。6灾害的种类、波及范围以及肆虐程度差异甚大，要对其影响精确定量很难，但考虑到样 本量 都比较大，每一朝代都有几百次上千次，我们可对之取加权平均。西汉时因灾害频度很小，故丰年的影响要比之灾害为大，但为保守计我们假设丰年和灾害两相抵消，然后取西汉的灾 害对粮食亩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影响因子为 0，也就是人均粮食占有量乘以 1 作为修正过的实际人均粮食占有量，其它各代则都分别乘以一个小于 1(5x0x)的修正系数(式中 x0 为西汉的 灾害频度，x 为其它各朝代的灾害频度)。我们修正过的各朝代人均粮食占有量和平均寿命同绘一图(见图 3)，以资比较。 由图中可见不但两条曲线的走势非常一致，而且除南北朝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与平均寿 命差距较大外，其它各朝这两者之间或差距较小或基本无差距。这说明人均粮食占有量与平均寿命有极强的相关性。换句话说很有可能是人均粮食占有量决定了各朝代的平均寿命。 五、几点讨论 根据我们的研究可以有如下几点初步看法。 一、就古代中国人的平均生存寿命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 是符合事实的，因为中国人 秦汉以来两千年间除汉朝外其余各朝均未超过七十岁。 二、中国从秦汉以来两千年间农业生产水平反映在粮食亩产上是有所提高的，但也很有 限，只提高了约 50Kg。这是因为汉代的农业生产 “为我国树立了两千年的农业榜样，后代虽有若干技术上的进步，基本上并未超出前汉的类型。前汉所改进的生产工具、屯田制度 、耕作方法，一直为后代所遵行。” 三、考虑到两千年来由于人口膨胀因而大肆垦殖导致我国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自然灾 害频 度急剧增加，使得两千年来我国实际人均粮食占有量不但未曾增加甚至还有所减少这个事实，古代中国人平均生存寿命曲线也就有了“物质”的解释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 的确是“民以食为天”，各个时期食物的满足和丰富程度基本上就决定了人的寿命长短。7四、寿命比较长的几个朝代国家都是统一的，而寿命短的时期则国家均处于分裂状态。 国家 统一一般来说战乱较少，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物资也容易流通，遇到灾害国家相对较有能力救灾，当然生产力就比较能够得到发展；反之国家分裂战乱频仍，朝不保夕，天灾加上人祸 ，雪上加霜，生产力往往倒退。 五、本文统计的古代中国人一般地社会地位较高，生活水平也较高，因此寿命也要比全 社会平均值高一些，但是其规律应该是一致的，而且差距也不象想象的那么大。 六、汉朝在生态环境和人均粮食占有量方面的优势是突出的，在社会生活环境方面同样 也比较理想汉朝实行的是“宽刑薄赋”，“清净无为之治”，推崇俭朴的生活观，因而汉朝人能够比较地“得享天年”，这个事实应对于今天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