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1)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以前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抑制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导致了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进行了包括分配体制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打破传统体制以及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以激发社会经济活力，这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其次，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从我国改革的轨迹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一直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市场经济规律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价值规律为基本规律的市场经济具有使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倾向.第三，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使收入差距更趋扩大。(2)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基本原因。(3)对收入分配的调控特别是对高收入者的调控尚不完善、不到位，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4)历史和自然等原因也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不可忽视的因素。(5)少数人因不合理甚至非法收入而暴富。我们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由于体制和政策不够合理等主要原因所导致的。（一）收入分配明显向城镇倾斜我国从20世纪 50年代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此相适应，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通过工业产品定价、农产品统购派购等政策，形成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提取了大量农业剩余价值；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又确立了以城市征收制度为一元、农村征收制度为另一元的城乡隔绝的“二元”税制结构，农民的税负偏重。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税制的“二元”结构，直接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二） 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拉大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呈东、中、西递减现象，这固然有区位环境、基础条件等历史因素，但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的由东向西的经济推进序列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有着直接关系。这些年来，国家出台了大量向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特区倾斜的政策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客观上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三）行政垄断行业收入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拉大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许多行业陆续走向市场，既得利益和职工个人收入主要由其市场竞争力所决定。而一些因政府限制市场准入造成的行政垄断行业，诸如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民航等，凭借其垄断特权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职工的收入水平是其他行业无法相比的。（四）分配政策缺位导致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两极分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靠诚实劳动勤劳致富者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因条件不足、能力不济、机会不均等而难以摆脱困境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同时，由于税收调节不到位，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过高的个人收入得不到有效调控，过低收入者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不仅如此，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法制建设滞后和监督机制不健全，使得少数人“钻政策空子” ，获取大量非法收入，拉大了收入差距。(一)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出于种种原因，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作为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家，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主要是要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低价收购农产品，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利润，再通过严格控制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把工业利润转化为财政收入。此外，国家还通过农业税收入和农业储蓄等渠道获得了大量资金积累。根据周其仁(1994)的估计，在19521982 年期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农业税和农民储蓄净流出三条渠道，从农村获取6127 亿元的剩余，相当于1982 年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同时，人民公社制度和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成为政府的长期制度，户籍制度把农村劳动力禁锢于农村和农业，城市职工报酬以及享受的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保障远远高于农村可比劳动力，这种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改革前城乡居民较大收入差距的长期存在，也形成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刚性和改革后的城市偏好。(二)分配体制的原因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是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在这种分配体制下，个人收入量的多少，不仅与自己的劳动贡献大小正相关，而且还与自己所拥有的物化生产要素多少正相关。是否占有物化生产要素及其量的多少和质的高低，便成为影响人际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不同要素所有者占有要素的数量与质量差异面对个人收入差距影响巨大。如果在劳动收入大致均等的条件下，收入差距主要由财产性收入高低而拉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人们的财产性积累差距加大，因而财产性收入差别也不断扩大。据统计，2001 年前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存款，而80%的人仅占银行存款的20% ；而在20 世纪90 年代，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推算，30%的富裕人口占有居民 储蓄存款的47% 。(三)经济体制转轨的原因转轨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旧体制虽然已经开始打破，但新体制却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些人利用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如掌握重要的经济信息、获得特定的市场准入权，对重要的、紧缺的商品享有控制权等等，进行种种形式的设租与寻租活动，牟取了双轨体制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据为已有。另外在转轨时期，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没有得到完全延伸，一些领域里还存在行业性垄断，由此而产生的垄断收入，其级差部分理应由国家占有，而事实上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调节，从而导致了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个人收入的极不平衡。(四)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因改革发展至今，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机制、对经营人员的收入风险机制，没有真正建立健全，因此造成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下滑，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个别企业成了某些人把公有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的一种复杂的中介环节，这样，就为少数人暴富提供了经济来源，所谓“庙穷方丈富”就是这一情形的生动写照。(五)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原因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覆盖面小、资金渠道狭窄、管理服务社会化程度低等问题的存在，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新体制需要。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是建立在城乡二元隔离基础上的，造成了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差别。城市实行高就业、高补贴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数居民享有较高程度的社会保障，而农村则以传统的家庭保障为主，其保障水平远低于城市。中国城市中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以所有制划线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有较高和较全面的保障，集体企业和单位的职工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则要相对低一些，个体工商业者则基本不享受社会保障。这种以所有制为线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也是失之公允的。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又恰恰是收入较高的一批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又向这些人倾斜，更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六)税收调节不力的原因国际经验证明，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但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还不够完善。另外，个人所得税所需要的征管条件目前还不完全具备，从税务部门本身来讲，也需要进一步强化征管力度，严格征收管理。除个人所得税外，中国还没有建立针对个人财产存量及其转移进行调节的收益类税种，比如不动产税、遗产与赠予税。再如，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既不统一，又不健全，在资金筹措上没有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方式，政出多门，效益低下。由此造成政府以及社会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安置及其生活困难问题的解决缺乏必要的财力保障。2、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在实践中的扭曲 效率是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主要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相应的公平则是一个社会得以稳定和谐地存在、发展的基础，主要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着把追求效率目标法在重点的同时要把公平放在次重点的位置上。假设重要性可以赋分，那么，效率是 100 分，公平就是 90 或 85 分，二者虽然有差距但差距不大，这是理论值。而实际值呢，效率是 100 分，公平只有 50 分或者更少，二者的差别成了重点和非重点的差别，在效率成了主要矛盾后，公平成了可有可无的标签。 2.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合理的制度性因素 各种所有制形式与收入分配方式都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之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公有制企业主要实行按劳分配形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较小，非公有制企业分配机制以效率为主导，分配方式的灵活性大，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较大。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收入一般高于公有制企业职工的收入，导致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收入差距拉大。随着生产要素分配论的引进，并被国人所接受，资本、技术、信息、管理等生产要素已参与了收入的分配，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参与收入分配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深化。人们对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不同，其收入分配也不同。由于马太效应，生产要素的参与收入分配，将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 3.社会再分配缺陷 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还不健全，遗产税和赠予税仍未开征，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税收征管方面也存在问题，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是工薪阶层、公务员、知识分子，而对于真正的高收入者，由于其收入难以认定而无法课税，导致国家税收流失。加之中国地下经济偷漏税流失严重，国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能力，不能有效的援助弱势群体，从而加大了收入差距；由于民主制度不健全，财政支出政策往往带有主观性、随意性导致国民收二次分配缺乏公开、公正性，效益低下。 4.生产力整体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 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结构。由于自然的和历史的原因，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低，呈现多层次的结构，地区间和城乡间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后，按照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采取了不平衡发展的发展战略，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得到了更多政策倾斜而优先发展起来，使得地区间经济发展更为不平衡，地区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归结有四：第一，发展性原因，即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导致的收入分配的失衡加剧，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显著特征的二元性经济，成为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深刻原因。第二，增长性原因，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的要素对于经济增长贡献作用提高速度和程度不同，导致收入分配中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增长的速度及程度不同。刘伟指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素参与分配，因此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分配差距便与不同要素在竞争中的效率差异直接联系起来。通过对改革开放20年（1978年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中各种生产要素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他发现伴随着我国市场化及非国有化程度提高，劳动和资本这两个基本要素的效率明显上升，在同样的投入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提高，但相比而言，制度变化对资本要素的影响程度显著大于对劳动要素的影响程度，据测算，两者相差900多倍，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对资本和劳动效率的提升都产生了影响，但资本的效率提高程度以及相应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长程度远远高于劳动。所以，若收入分配与要素的贡献直接相联系，那么，资本要素的掌握者所获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应的就要数百倍的高于劳动要素的收入增长，因而必然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刘伟说，这种差距的扩大既是增长中贡献不同的必然，也是市场化的必然，既是增长中要素效率提升不均衡的必然，也是市场体制性转型进程深化的必然。第三，体制变迁性原因。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在不同方面和不同领域，市场化的进展程度及完善程度不同，因而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公平性不同，事先机会均等程度不同，相应地特权对法权的排斥、垄断对竞争的否定、权钱交易以及各种腐败的产生，都必然扩大转轨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市场化进展不够深入和完善，包括与市场经济文明要求相适应的法治制度等不完善所致，而不是市场化的必然。这是事先机会不均等所导致的事后事实上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第四，收入结构性原因。刘伟说，伴随改革开放，人们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元化，除劳动外，资产性收入日益提高；此外，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