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伤害文学的三种写作山东省作协主席、作家张炜来沪演讲表示应警惕伤害文学的三种写作。4 月 13 日，作家张炜来沪，在上海市作协的“东方讲坛?城市文学讲坛”作了题为“假设与展望当下写作的可能性”的讲座。张炜从切身体验出发，认为职业化写作、没有灵魂的写作和顺从强势话语的写作这三种写作是对文学的致命伤害。他表示，在现代娱乐的挤压下，文学虽然面临危机，但不会死亡，也不可能死亡。走出职业化在张炜看来，部分当代文学作品由于缺乏对语言本身的锤炼，从而造成语言苍白、文学性降低。对文学语言的迷恋与职业化追求，是一种强有力的补充剂。但张炜认为，这种职业化写作同时也蕴含了一种致命的危机。职业化倾向创作与所需要的生命的爆发、感动和灵魂的悸动是背道而驰的。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创作要从职业化写作中走出来。要“不断地把自己的肉体放在那种非常激烈的和社会生活客观实践的冲撞当中，这种冲撞会破坏他原有的感觉，建立新的感觉；破坏原来的文字，建立新的文字；破坏对他自己已经形成巨大笼罩的不可摆脱的文学的桎梏，才可能创作出全新的东西。”寻找灵魂的写作张炜认为，好的文学作品不是有“魅力”，而是有“魔力”。一个作家全部的希望就在于用这种力量去笼罩、征服、控制，使读者沿着这种方向去思索去感动。“我如果读一本书，从灵魂中有一种神秘的射线把我击穿的话，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不会忘记。”很多作家个人思想力并没有降低，思想的穿透力也没有降低，但其作品却没有那种魔力和穿透力。张炜表示，魔力来自于作品的灵魂。作品的灵魂不是观念和思想，而是感情、深刻的情感。“你会发现，只有最深的情感，才会滋生出作者的不可摆脱的魔力。”“一个人能使作品永远有一颗灵魂，永远有饱满的张力，关键是要注意情感两个字，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奥秘就在这里。”拒绝平庸的写作张炜表示，平庸的写作即对强势话语的顺从。这种写作有两种，其一是对强势话语的配合，对固定主题、概念化生活的展现，对一定时期号召的图解。其二是，为卖而写，为刺激而写。这表现为对新的娱乐载体和娱乐形式的顺从和模仿，或者一味展现性与暴力的写作。这两种顺从尤其是第二种，值得当代作家引起警惕。有个性的作家、一个忠于自我良知和文学观的作家，要立志寂寞，在两个巨大洪流中间的夹缝中坚守。针对娱乐对纯文学的挤压，张炜认为无需为文学担忧。任何时代强大的娱乐机器都在飞速地运转，远远比文字更直观更细腻的东西大量存在，但是文学并未因此消亡。因为文学不是看看热闹，不是简单的娱乐，“文学是一种生命现象，如果没有文学了，太阳也不会照常升起了。”当然，文学并非没有危机意识。网络和电视等现代媒介艺术对文学的逼挤有目共睹。张炜表示，需要关注的是文学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发展。在他看来，一种艺术的演进和更生，应该是与新技术相对抗，离它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张炜对青年作家说:“要把自己的写作逼到一个除了自己的文学，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取代的位置上。只有从你的文字中才能获得强大的娱乐和快感。你生命里面需要这种东西，离了你的写作不可能获得，网络不能获得，副刊不能获得，街头书也不能获得，那你的文学怎么会死亡？”文学因何而伟大无视真理、博爱、苦难和拯救等重大的问题，仅仅追求“文学”价值的文学，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文学的。事实上，文学没落和破败的显著标志，就是作家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文学”上，只追求技巧的新奇和形式的完美。1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是这样两个朋友:他们既互相欣赏，也常有龃龉。屠格涅夫属于西欧派，托尔斯泰属于斯拉夫派；屠格涅夫的创作具有明显的西方气质和唯美主义倾向，托尔斯泰的创作则是纯粹的俄罗斯现象。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利他主义倾向，民粹主义立场，蔑视威权的贵族主义气质，批判现实的人格独立原则。屠格涅夫的身上虽然有福楼拜式的对“纯艺术”的热爱，但他本质上不是一个担风袖月的“艺术至上”论者，而是，像绝大部分俄罗斯作家一样，他也将艺术当做影响生活的手段。但是，他似乎并不赞成作家过于经常、过于直接地介入生活，因为这会影响作家的创作，会因为生活而牺牲了艺术。然而，对托尔斯泰来讲，艺术就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为了现实中的人而存在的，所以，它天然地有着“功利主义”的性质只有对生活有效用，只有成为人们之间交流情感的有效手段，它才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屠格涅夫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爱惜他伟大的才华。他把托尔斯泰的作品当做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逢人说项地介绍给欧洲的文学家。但是，他不认同托尔斯泰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他觉得托尔斯泰不应该“浪费”自己的才华，所以，总是提醒自己的朋友不要把精力抛掷在非文学的社会工作上。直到 1883 年 6 月 27 日或 28 日，已患重病的屠格涅夫还从布格瓦尔写信给托尔斯泰，表达他“最后的诚恳的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屠格涅夫的信写得很感人。我们从中看到了屠格涅夫对文学的热爱，但也看到了他对托尔斯泰的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的误解。正像莫德在托尔斯泰传中所说的那样:托尔斯泰“最深刻地激起群众的兴趣，得到他们的爱戴的，就是他正视人生问题，他给予人生以指引，以及虽然他是一个地道的艺术家为了某些东西他准备随时为之放弃艺术这一事实”，因此，“那些因为托尔斯泰从事宗教问题、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而表示惋惜的人，正表明了他们自己的局限。甚至他的小说的大部分价值，也正得力于他对真理和博爱的渴求，这种渴求是他从幼年到老年的特点，只有那些为那么我们当做什么？所吸引的人，才能真正地欣赏战争与和平”。毫无疑问，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但他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却是因为它们包含了作者终其一生都不曾放弃的“对真理和博爱的渴求”。是的，无视真理、博爱、苦难和拯救等重大的问题，仅仅追求“文学”价值的文学，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文学的。事实上，文学没落和破败的显著标志，就是作家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文学”上，只追求技巧的新奇和形式的完美，或者，都放在自己身上，只满足于对肉体快感的叙写和阴暗情绪的宣泄。在那些褊狭、平庸的作家看来，文学与他人是没有关系的，与政治是没有关系的，与道德是没有关系的，与苦难的历史、沉重的现实、茫远的未来，都是没关系的，总之，文学只为“文学”本身而存在。2文学当然应该首先是文学，但是，文学的价值并不只决定于“文学”高超的技巧和完美的形式，而且，还决定于文学之外的事物。波普尔在写于 1952 年的猜想与反驳中说:“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根植于哲学之外的迫切问题，如果这些根基腐烂，它们也就消亡。”可以肯定地讲，文学倘若不根植于文学之外的问题，也注定是要“腐烂”和“消亡”的。文学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人的生存境况。真正的作家把文学当做讨论生活的一种方式。他关心、同情弱者和不幸的人们。他把写作当做帮助人们摆脱苦难、获得拯救的伟大的伦理行为。他大胆地抨击罪恶，无畏地追求真理，执著地探寻生活的意义。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文学的这些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常常被当做一种陈腐的教条和失效的纪律。我不止一次听到一些搞“纯文学”的人批评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不是“小说”。与我们时代的一些小说家的恣肆的想象、荒诞的虚构和放纵的叙述比起来，他的小说实在显得太笨拙，太滞重，太缺乏技巧了，确有些不像“小说”。他执拗地表达对独裁、专制和暴政的仇恨和敌意，而不太在乎叙述的技巧、多义的象征以及含混的隐喻的价值。但是，他的小说里有可怕的真相，有解放的力量，有给人以尊严感的道德力量和高贵气质。他的小说因为包含着这样的品质和力量而伟大，也将因这些品质和力量而不朽。为他人而写作，而不是仅仅为自己写作；为真理而写作，而不是单单为荣利写作；敢于对抗邪恶，而不是与之同流合污；勇于直面苦难，而不是视若无睹；充满拯救不幸者的焦虑，而不是陶醉于掉臂而游的逍遥这就是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也是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显得伟大和高贵的根本原因。正像索尔仁尼琴在那本名为牛犊顶橡树的自传中所说的那样:“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的文学命运也不是我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所有那千百万人的命运”；“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公开地向公众讲出真话”。在一个“无聊的作家”借“文学”之名逃避责任甚至拍马逢迎、编造谎言的时代，他勇敢地选择了与“千百万人的命运”密切相关的写作方式，直言不讳地把文学当作“讲出真话”的方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俄罗斯作家，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个尺度。在他们的衡照下，那些只图自己“受活”的文学和阿附权贵的文学，显得尤其委琐和卑贱。3对比起来看，中国文学则呈现出与俄罗斯文学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文章被视之为“经国之大业”，诗歌则被当做“观风俗”的镜子和“正得失”的手段。我们的文学过度地强调了“事父事君”的功利性。由于文学被赋予了被夸大的政治作用，写文章的人反倒失去了自由感和余裕心，而统治者则因为多疑和恐惧，常常通过“文字狱”等手段，来控制写作者的灵魂，长此以往，很多作家便恂恂然如辕下驹，完全失掉了灵气、朝气与虎气。然而，大地上总有巨石压不住的竹笋，总有野火烧不尽的春草。从批判精神和责任意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与俄罗斯大师一样伟大的作家。我们的优秀作家例如司马迁、曹雪芹和鲁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贵气质，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成熟经验，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作家和作品相比，都毫不逊色。在古往今来的所有中国作家中，司马迁的遭遇最为悲惨，所承受的伤害最为严重。但是，迫害和屈辱不仅没有摧败他，反倒给他的意志淬了火。充满正义感的无畏精神，赋予他的写作以自由和伟大的性质。而高度成熟的理性意识和历史意识，则使他能够张开天眼，“通古今而观”，从而发现历史的秘密，揭示生活的真相，写出人性的本质。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然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宋代史学家刘攽则说:“古者为史，皆据所闻见实录事迹，不少损益，有所避就也，谓之传信。”所谓“实录”和“传信”，不仅是一种叙事方式，更是一种伦理态度，一种对人和世界的心情态度。司马迁把人当做人来写，既不曲意回护，也不肆意贬损；他将冷静的描述与温柔的怜悯融为一体；他将美与丑、善与恶、明与暗、洁与污一并写出，显示出对人和生活的宽厚而平恕的态度。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我们会发现，对历史过程的客观叙述，对人物言行的客观描写，是一个不容违忤的绝对原则。同时，我们还会发现，他所追求的“客观性”，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还原性呈现，而是包含着自觉而高远的目的性，也就是说，司马迁之所以要“述往事”，之所以要“成一家之言”，就是为了“思来者”，或者，径直说，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和文化理想，就是为了对现实和未来的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从叙事伦理的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达到了高度完美的境界，为中国的小说叙事和历史叙事，奠定了稳实的伦理基础，确定了可靠的伦理原则。孔子著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董仲舒对此颇为赞许，司马迁也在太史公自序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事实上，直到司马迁的史记，中国的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才真正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境界，才表现出一种独立、自觉的批判意识。司马迁的叙事伦理精神的伟大，还在于他并不只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帝王将相身上，不单为胜利者树碑立传。他的叙事世界的大门，向一切值得书写的人群打开。4支撑一部史记的，说到底，是太史公的良心。良心，在那些充满“解构”激情的人们眼里，不过是一个古旧的字眼和失效的概念，显得如此空洞，如此苍白。但是，对于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来讲，没有良心，便什么都谈不到。没有良心，人就会惟利是图，就会把写作当做牟利之具，就会心甘情愿地沦为势家的奴隶。近代的历史主义大师马西勒克(FriedrichMxinecke，18621954)在历史与现代一文中强调:“没有坚确的伦理基础所把握的历史，只不过是波浪似的游戏。所以只有良心之声，才能使一切流动的东西，相对的东西，突然地成为形而上的坚确的，而且是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