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社会与合理的道德读万历十五年有感41415055 财务管理 2 班 刘楚岩黄仁宇先生写作万历十五年英文之时将其命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直译就是无关 紧要的一年， 这一年在波 澜壮阔的中国历史上显得格外平静，有史可查的大事记 似乎只有日本的户次川之战。这一年并无大事可叙，却成为了黄仁宇先生认为的明史中转折的一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转折里，明朝甚至是明朝代表的整个封建社会都在走向衰落。我认为原因在于统治形式是人治，以及非常不合理的道德基础。首先我们来看统治形式。明朝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在这个朝代一切都是矛盾的，皇帝或励精图治或宴安耽乐，首辅或独裁或 调和，高 级将领或富于创 造或习于苟安，文官或廉 洁奉公或贪污舞弊，思想家或极端进步或绝对保守这个朝代偏爱走向极端。黄先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为横断面，剖开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这个社会虽然表面上尊卑有序，实际上非常混乱。书里有这么个例子：有一天北京城里哄传说皇上要午朝了，所有的官员都提着脑袋赶到城市中心，挤在一起像个骡马大集，把皇宫的正门堵了个严严实实，但这件事皇上自己都不知道，把他气得要撒癔症。假如哪天早上你推门出去，看到外面楼道上挤满了人，都 说是你让他们来的，但你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你也要生气，何况是皇上。于是他一怒之下罚了大家的俸银这也没有什么，反正大家都有外快。再比方说，中国当时军队很多，官多兵也多，看起来个个都很威风。手里也都有家伙，但都是些废物。为数不多的倭寇登了陆，就能席卷半个中国。黄先生笔下的万历十五年，到处都是乱糟糟；经济，政治，文化，没有一个地方称得上好。偏偏明朝理学盛行，很会摆排场，高调 就唱得很好。在儒学发展的地位上看，万历十五年远非初 级阶段，高 级阶段还差不多。儒学地位最高，但国家的事办得却是最不好，要不然也不会被区区几个八旗兵亡掉。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 “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够的， 还得有点别的；中国必须从一个靠尊卑有序来管理的国家，过渡到靠数目字来管理的国家。 ”不过这点我却不能完全同意，很多时候数字也未必有效。你看大跃进的时候数字就成了管理国家的工具，亩产 30 万， 这个数字有作用么？没有。因 为这个数字是假的。这样的数字有了比没有更糟糕。数字是非常容易就作假的，况且明朝地盘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政府又不给官员发钱 用数字管理也未必起到更好的作用。然后是不合理的道德基础。黄先生还说，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 补制度的粗疏。 这句话后半句没有什么问题，前半句我却不能完全相信。王小波先生也提到过相关的例子。他的岳母是个极慈祥的老太太，作为女婿他算半个儿子。岳母对他有权威，他 对岳母与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王先生家的洗手间因 为水泥墙面打不了钉子而没有镜子。有一天老太太到他家去，拿来了一面镜子和一根钉子， 说道：拿锤子来，你把钉子钉进墙里，把镜子挂上。这钉子，又粗又钝。除非用射 钉枪来发射，决 钉不进墙里。细心考虑了一下，他对 岳母解释道：“妈，你看 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一 样。我呢，您是知道的，不是一支射钉枪 ，肯定不能把它一下打 进墙 里，要打很多下，水泥 还能不碎吗？结果肯定是把墙凿个坑，钉子也钉不上” 这解释得够清楚明确了吧，老太太听了瞪他一眼说：“我给你买了钉子，又这么大老 远给你送来，你连试都不试？”王先生无 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地上落满了水泥碎块，墙上出现了很多浅坑。老太太满意了，说道：不钉了，去吃 饭。他家浴室的墙就此变了麻子，成了感情和权威的牺牲品。按儒家的标准，岳母 对待他符合仁的要求，他对待自己岳母也符合仁的标准，结果在墙上打了些窟窿。如果岳母要求他把钉子钉在“ 无关紧要”的地方上，恐怕王先生连吃饭的家伙都没有了。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不符合实际的道德无论出于怎样的目的都会显得虚伪。所以让我去选择道德的根基，我愿选实事求是。同样都是依靠人治，明朝相比前朝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被作为统治基础的道德本身的缺陷更大，因为这 些道德是不符合人之常情的，是一种近乎变态的苛求。比如“ 饿死事小，失节 事大” 等等。不合 实际的道德是虚 伪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回头看明朝的道德标准会有不近人情，啼笑皆非的感觉的原因。鉴于此，中国古代治理国家时安身立命的根基就是不稳定的，也许在农耕经济的情况下能够暂时地维持稳定，但是长久下去必然会遭到倾覆，因为建立在以不合实际的道德的要求之上的人治是非常落后的，落后的政治制度会导致国家力量的衰弱。那么，应该采用的方式是什么呢？现在中国强调依法治国，建立了法律与法制体系就能叫依法治国了么？显然不是，明朝的法律体系也是比较完善的，各种类型的法律一应俱全，量刑程度也非常明确，然而依然是人治下的社会。自秦朝开始，甚至更早，每个朝代都在逐步指定完善的法律，但是中国并没有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核心原因就在于法律对最高统治者没有起到有效的约束。商鞅制定的法律中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并没有提出天子犯法需要接受怎 样的惩罚，法律对最高统治者完全没有约束能力，因为事实上，国家最高权利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任何法律的实行都必须依赖统治者的支持，否则就将一事无成。事实上，法律的治理范围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限的，正是因为法律的不完善和灰色区域，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道德进行约束。如果像明朝那样将道德的根基建立为儒家的原则上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时候的儒学已经被利用成了统治者的工具，这种善良是被强加在人民身上的，善良的前提并不是真实。因此道德的根基应当是实事求是，本质 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是公平且不损耗任何人的做法。善良被强加到一个人身上就会出现道德绑架，就像终于引起重视的让座事件，让座是道德，不让也无可厚非，而老年然的叫 骂就是倚老 卖老，道德 绑架。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四十年前那群坏人变老了。总之，一个国家想要长久地延续下去保持和平，首先要有不受约束的法律，抛弃人治采用法治，中国的封建王朝最长不过 296 年，拥有东西厂锦衣卫的明朝也不过维持了 276 年，依靠 单个人治理的王朝是缺乏生命力的。我们不仅需要法制，更需要法治。其次，在不至于上升到法律层面解决的时候，我 们需要的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道德来进行约束，只有在道德基础合理的情况下，才会让人去尊重道德实践道德，社会秩序才会更加完善。这就是我读过万历十五年后最深刻的感受，法治和道德缺一不可，只有在二者根基都合理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