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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国藩的修身艺术性格决定命运,抱负决定成就,良好的品性是成功的前提。在优秀的领导者身上,我们总是能发现许多优秀的特质。但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天生的领导。这些特质无一不是从修养中来的。自我修养,是领导者走向成功的起点。早年的曾国藩同平常人一样,也有很多缺点,然而他凭借着自己的修身工夫,确立了良好的品格。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修身艺术。那么,曾国藩在修身上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曾国藩修身艺术,其实无非三条:第一,倔强;第二,进取;第三,有恒。 男儿自立 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的性格,受他的祖父曾玉屏和他的母亲江氏的影响很大。曾玉屏常对家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这句话对曾国藩影响很大, 做了两江总督之后,他还以祖父的这句话教自己的弟弟,并认为“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他说: “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教需要有这两个字贯注于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都是从“倔强”两个字中做出。我们兄弟受母亲的性格影响,好处也正在于倔强。曾国藩的倔强性格,在他最初出来带兵的时候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是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出来带兵的,没有地盘,无粮饷,事事仰给于人。偏偏曾国藩又是勇于任事之人,因而与地方官员势同水火,屡屡发生冲突。加上初期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败,更是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然而在与官场政敌和与太平天国的双重博斗中,他却养成了一种咬牙立志、不肯认输的脾气。他自己将之称之为“打脱牙,和血吞”的“挺”字功夫。他曾经说:“李申夫曾经说我与人怄气从来不说出,而是特别能忍耐,一步步寻求自强之道,因而引用俗话说:好汉打掉了牙,和血吞下去。这正是我咬牙立志的诀窍。我曾经被京城中的权贵所唾骂,被长沙官场所唾骂,被江西官场所唾骂,也经历过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被打掉牙的时候多了,没有一次不是连血一块吞下去的。”又说:“ 我办理湘军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士们都愿意离开水师而做陆军。但我咬紧牙关将局面维持了下来,而后终于有了重振的机会。安庆没有合围的时候,祁门大营十分危急,黄德的局势也很危险,大家都建议我撤安庆2之围,以支援祁门、黄德,但我咬紧牙关不撤,终于打下了安庆。至于南京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大城,易守难攻,我却以孤军将南京围了起来,大家都说恐怕要蹈前面清军的覆辙了,然而咬着牙坚持下来,最后竟然立了大功。”通过这些经历,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凡是做事,没有志气是不行的,没有倔强的性格也是不行的。 艰难困苦,正是上天要将你磨练成英雄的好机会。 天下的事情,如果真能够坚忍不懈,总是可以有志者事竟成的。 天下事只在于人如何去做,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自然会有路走。 他甚至还说自己要写一部“挺经”,将自己的体会教给后人。对于自己的倔强,曾国藩十分自负。有一次当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说起李鸿章“遇到事机不顺的时候,不能一定像曾国藩一样坚韧的时候”,曾国藩立即非常得意地说:我死了以后,应当谥为文韧公,这是邵位西说的,足下知道吗? 不过,倔强并不是刚愎自用。关于这一点,曾国藩说得很清楚:倔强之气是绝对不能没有的。但倔强与刚愎自用有根本的区别。古人说:自胜谓之强。像不习惯于早起,而强迫自己不到天明就起;不惯于庄重严肃,而强迫自己坐在那里;不习惯于劳苦,而强迫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这就是倔强。非要压过别人,这就是刚愎自用。二者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有根本的差别,不可以不分别,不可以不注意。 所以曾国藩强调,“强”字必须以“明”字为基础。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强”字原是美德,我以前寄信也说“明强”二字断不可少。只是“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才会有始有终。如果全不明白,一味蛮横,等到别人折之以道理,证之以后效,又重新俯首认输,这就是前强而后弱。这就是京城所说的瞎闹。 担当大事,全在于明、强这两个字。所有的事,没有志气和刚强都是无法成功的。即使是修身齐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这四个字说得很好,我把它再送给你。自古以来,豪杰之士都以这四个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个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之气。 什么是“明”? 就是要明于事,明于理,明于人,明于己。曾国藩曾经有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办事要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两种,一种叫高明,一种叫精明。3同一个地方,只有登上高山的人才看得遥远,只有登上城墙的人才觉得空旷,这就是高明。同一件东西,凭空估计不如用秤称的准确,用眼打量不如用尺量的准确,这就是精明。 以明为基础的倔强,其实就是一种定见,是一种看清问题后坚持到底的决心。李瀚章曾经说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办事“不要固执己见,也不要轻易听从别人的言论。必须确实看清了利害所在,尔后再放弃自己的意见。”所以倔强的表现之一就是要有定见。 看清问题之后要坚持到底,同时,倔强与谦退也不是矛盾的。曾国藩说:“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了则成不事,太刚了则就会折断。刚并不是指的蛮横,敢于进取而已;柔并不是指的卑弱,虚心谦让而已。”他还说:“ 知道自己的过失,就立即自己承认,自己改正,而没有丝毫的掩饰之心,这是最难的事情。豪杰之所以成为豪杰,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就是在这些地方光明磊落,超出常人。”的确,勇于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同样也需要倔强之气,同样是豪杰的作为。 美国总统柯立芝曾经写道:“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取代毅力。才干也不可以怀才不遇者比比皆是,一事无成的天才也到处可见;教育也不可以世界上充斥着学而无用、学非所用的人;只有毅力和决心,才能无往而不胜。”此话有理。 过人的毅力是曾国藩最突出的品格。他的“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他的“打脱牙、和血吞”,他的咬牙立志、不甘失败,他的历尽千难万苦而不改其志,都是超出一般人的。他的成功之处,也正在这里。 少年当有狂者进取之趣 人的潜力是很大的,但每一个成功的人,都离不开积极进取的精神。曾国藩从自己一生的成败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凡人才的高下,是由其志趣所决定的。志向、趣味低下的人,安于现状,囿于世俗的陋见,必然越来越低贱污劣;而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向往先贤的辉煌事功,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明。这就像远行一样:如果愧奋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那么就会走得很远也不觉得累;如果糊里糊涂,没有追求,那么近处也是可以度日的,又何必远行百里之外呢?他认为人只要立志,那么圣贤豪4杰的事业都是可以做到的: 人只要能自已立志,那么圣贤豪杰,什么事业做不成?何必借助于人。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那么日夜孜孜不倦,惟孔孟之道是学,别人谁还挡住我呢?若自己不立志,那么虽然每天都与尧舜禹汤这些大圣大贤一起,也不过是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对我又会有什么帮助呢? 所以他对于有进取精神的人十分重视,认为“少年不要怕丢丑,必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进取,以后年龄大了就更不肯了。” 曾国藩 6 岁的时候开始随父亲读书,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功名之心特别强烈的人,受家庭的熏陶,曾国藩自幼也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了自信,“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有着极其强烈的进取精神。他 22 岁考取了秀才,23 岁又考取了举人。虽然接着的两次参加在京城的会试都落第了,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第三次会试,曾国藩终于天遂人愿,中了进士,在朝考中又列为一等三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科举考试的顺利更加坚定了他锐意进取的意识,他原来名子城,字居武,中进士后,改名为“国藩”,意为国之藩篱的意思。他进入京城做官之后,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他也说:“君子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四语铭于座右,用来鞭策自己努力进取。 一个以做庸人而自乐的人,注定永远只能是一个凡夫俗子;只有那些有着远大志向而又脚踏实地的人,才会有更大的成功机率。年轻时的曾国藩,大致可以用“自命不凡”四个字来概括。但也正是这种对自己非同凡俗的期许与定力,使得曾国藩表现出了强烈的进取精神。后来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的经验的时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古人说“服了金丹,就可以换骨成仙”,我认为一个人的志向就是他的金丹。”确实,他一生的“事业”,与他的志向、抱负和进取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有恒是人生的第一美德 曾国藩是一个有很高的抱负的人,但人仅有抱负,没有实现抱负的意志,同样也是不行的。为了磨砺自己的志向,曾国藩曾两次改名。曾国藩乳名宽一,名子城,字伯涵。20 岁后,曾国藩给自己改号为涤生。他在日记中说:“涤,就是洗涤自己以前身上的缺点;生,就是要取袁了凡的话:从前种种,譬如昨天死;从后种种,譬如今5日生。” 曾国藩改号涤生,说明他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自律意识的人。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不停地磨砺自己的志向,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的灵魂的严厉审判者,是自己的欲望的无情拷问者,他的一生,始终在对自己的肉体和心灵进行永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修养需要很强的自律意识 曾国藩入了翰林之后,又将自己原来的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并做五句箴言以自砺: 立志。立下远大的志向 居敬。时刻不要放纵自己 主静。保持心灵的平静 谨言。说话要谨慎 有恒。有恒心,铢积寸累,自然成功 从道光十九年起,他开始写日记,将自己每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一一记录下来,并时时刻刻检讨自己的不足之处。他的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 不过,这个改易品性的过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曾国藩也曾经是一个普通人,年轻的时候也有浮躁的毛病,京城之中,同僚朋友的往来吃请、征逐饮宴又几乎无日不有,因而他的改易品性,经过了不知多少次的反复。打开他早年的日记,他几乎每天都在检讨自己发誓要“立志自新,重起炉冶”,与以前的自己“痛与血战一番”。 正是在这种破坏自己的誓言与重新立志的不断较量中,曾国藩逐渐一步步地战胜了自己,并培养出了苦行僧一般的自律精神和坚忍强毅的意志力。他后来出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朝廷、与地方官、与太平军多方周旋,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屡遭拂逆,但他靠着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艰苦支撑,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是得力于他在这一时期的陶冶。6他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一次,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跟他聊天,总结他的成功经验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老师的功劳绝不限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上。一般人都知道老师用人、治军、筹饷、整饰吏治等各方面很有成就,其实这些都是皮相之论。我跟随老师多年,认为老师有两项功夫为常人所不及。这也是老师能够成功的地方。一是“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都是岿然不动心”,二是“饮食起居,都有一定的规矩,几十年如一日”。这两件事是一般人所绝对做不到的。”赵烈文又发挥说:“老师之所以成功,在于精神力量坚卓。”。曾国藩对于赵烈文的分析深以为然。无独有偶,梁启超对于曾国藩的自拔于流俗,也十分感慨,认为曾国藩一生事业,即基于此。他说:“凡自古以来能成大事的,一定是自制之力很强的人。西方人不必说,古人不必说,请让我们看看最近的人物。曾国藩自少年时候就有吸烟及晚起的毛病,后来决心戒烟,开始的时候烟瘾十分顽强,无法克服;而曾国藩视之如大敌,一定要拔其根株而后已。他此后能镇压太平天国,正与他能够克服了十几年的积习是同一精神。从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岂不以为区区小节,无关大礼吗?而不知道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在是人生品格的第一大事。善于观察人的,每每于这些地方体现出观察人的眼力。”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说白了,就是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主要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悟透了中国文化的人,他的为人行事,也无不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影响。他的以天下为己任,明显体现出儒生的进取精神;他的“花未全开月未圆”、“晚场善退”,明显体现出道家的影响;他的治乱世用重典,学的是所谓的“申商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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