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89年以后的欧洲人文思想界 *童世骏在1989年以前，人们就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我第一次到欧洲是在1988年，那 时知识分子中的一个 热门话题就是1989年。但是， 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年会象后来所显示的那样重要。在1988年西方人的心里，1989年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这一年是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就象在1988年的中国人心里，1989年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这一年是中国五四运动的70周年一样。但回过头来看，这一年，以及随后几年的事变，同法国大革命的 联系确实很密切。这不仅是因为人们用来描述这些事变的关键词 “革命” 几乎是从法国大革命得到它的定义的，而且是因为人们用来理解这些事变及其后果的那些角度、那些问题，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场革命：法国大革命是在一个民族国家进行的被认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革命；它是被启蒙了的“社会” 用暴力手段推翻专制“国家”、寻求解放、正义和合乎理性的革命；在它的基础上，出现了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宪法（作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和同样更加典型的资产阶级民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与此相应， 1989年以来的欧洲思想界中以下问题占据中心地位：现代世界中的民族认同问题（以及与此相连的，现代社会中的种族、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问题），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及其限度的问题，市民社会和国家、 经济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看待由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 启蒙”、“ 现代性”、“ 合理性”和“乌托邦”等等。这些问题在1989年以前都已经出现 1，但1989年以后这些问题变得格外醒目，格外触目。一. 第三种政治？难分“左”“ 右”的“认同政治”今年五月一日，挪威西部城市卑尔根照例是异常热闹。连着几周下雨， 这一天却天气格外晴朗。成千上万的人们聚集在这个人口才二十多万的城市，举行一年一度的抗议性的集会和游行。上午十一点，集会在市中心广场开始。集会之后，大家高唱国际歌，开始进行主题为“Nei Til EU 的游行。“Nei”意思是“ 不”，“EU”代表 “欧洲联盟”。 这批高唱国际歌的人，却反对挪威加入EU这个欧洲范围、至少是西欧范围的国际联盟。当然，我们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国际主义：国际歌所代表的“ 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同于欧洲联盟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 国 际主义。用德国诗人兼作家埃曾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的话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现“国际主义”的不是工人，而是各国的资本家和唯技术论者 2。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没有建成一个世界性社会，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却具有了象关贸总协定这样的世界性经贸组织和全球空运网络和全球无线通讯网络这样的世界性技术组织。在欧洲，资本主义的西欧各国的经*本文连载于欧洲1995年第1-4期2济一体化成了政治一体化的有力杠杆。但反对欧洲联盟的并不只是那些高唱国际歌的人。唱着摇滚乐、乡村歌曲反对加入EU的也大有人在。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高唱法西斯党歌的新法西斯分子。即使是那些唱国际歌的人，他 们的矛头也不仅对着各国的政府和企业家，而且也或多或少对着那些来自东部和南方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对立，同是否主 张“国际主义”，至少在西方，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联系。1. “认 同政治” 与“利益政治”和“共同性政治”在欧洲联盟问题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与人们的利益相关的。许多人是出于特定的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上的考虑来决定是否赞成加入欧洲联盟的。这可以叫做“利益政治”的一种表现：决定人们对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的是各自的利益。但对许多人来说，欧洲 联盟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他们的“ 利益”。比如对挪威渔民来说，加入欧洲联盟不仅意味着他们赖以谋生的渔业将受到严重打击，而且意味着他们作为渔民的传统生存方式将难以维持。若纯粹就经济收入而言，挪威政府和欧洲联盟是不难为陷入困境、甚至绝境的挪威渔民提供补偿的他们或许还能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但最重要的不是“ 生活水平”（living standard), 而是“生活质 量” （quality of life），而生活 质量是同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就整个欧洲而言，在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种种理由中，不 仅有对于自由贸易、多边协定、外来移民等等对西欧各国、特别是其中有些国家的不利影响的担忧，而且有一些其它的担忧。比如 对于对跨国界行政权力的担忧， 对难以维持本国文化传统和文化产业的担忧。一些有自己明显认同的、或在过去时代曾地位显赫的省份、州邦，如西班牙的巴斯克（Basque),法国的科西加（Corsica ），德国的巴伐利亚（Bavaria）等， 则不甘心在同一个欧洲联邦之中地位下移一层，屈居于一些在人口、面积、历史上的地位等等都不及它们的国家之下. 3 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认同” ，而不 仅仅是他们的“利益” 。英国首相John Major在1992年的英国保守党大会上把这一点说得最明白他对保守党内反对政府加入欧洲联盟立场的人保证：“ 我永远也不会、哪怕是赴汤蹈火也不会让我们独一无二的英国认同消失在一个联邦制的欧洲之中。” 4所谓“ 认同” （identity），本是一个心理学 术语 ，指人格的 统一性和持续性，或一个人所认同（identify ）、所选择的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它也可以从个人引申到团体，因而不仅有“个人认同”，而且有“集体认同” 。“认同” 和“利益”之间常常难以区分，因为大量集团是利益集团：人们之所以认同一个集体常常是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而分享一集体认同的人们也往往会因此而具有共同的利益：同一集体认同的分担者会成为同一命运的分担者，前南斯拉夫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广义的“利益” （interest）不仅包括物质利益，而且包括精神旨趣，因而往往也与“认同”难分彼此。但如果我们把“利益” 理解为同某人“得到什么”的问题 有关，把“认同”理解为同某人“ 是什么”的问题有关，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清楚的：人们往往可以在事关“利益” 的 问题上达成妥协，但很难在事关“认同”的问题上达成妥 协。我少打几条鱼你可以给我补贴，甚至我也可以作些让步，少一些消费，但我若从此便无法过我所珍视的渔民的生活，我就不再是 “我”，而成“你”或“他”了。我少拿几 块钱的工资或许只意味着我不能上餐馆，或者不能送孩子上钢琴班，但我和我的孩子若不能保持我们的宗教信仰则或许意味着我们将不能上天堂。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方式以其它各种形式表 现的，甚至包括3以性别、肤色和年龄和性行为倾向为符号的个人和集体认同，会驱使人们去做那些在冷静的、只能读懂“利益的语言”的观察者看来几乎疯狂的事情。当代许多问题的复杂性也就在这里。但“认 同” 和“利益”之间的差别只是理解所谓 “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一个角度。另一个重要角度是“认同”（identity ）和“共同性” （commonality)的差别。理解“认同”这个概念的麻 烦之处之一是它的意思其 实不仅是“认同”，而且是 “认异”：强调自己与他人的差异。“认同政治”和“共同性政治 ”同样不以“得到什么”的问题、而以“是什么 ”（或“要成为什么”）的问题为重点。造成法国大革命的动力中固然有面包，但不仅仅是面包。但法国大革命代表的启蒙事业所强调的是分享、是 共同人性、是普遍主义，用中国思想家康有为的话来说，是拆除各种各样横亘在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人群之间的“界” 。重要的是人们所共同的，而不是人们所特有的；重要的是不让这些特有的东西妨碍了实现那些共有的东西。但这个“ 启蒙的事业”在现代西方社会却受 到了种种严峻的挑战。普遍主义似乎过时了。相对主义、特殊主义、情境主义成了时髦。在以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 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共同性”本来就只是一个神话，是一个具有 压迫性的神话。启蒙运动把“解放 ”同“普遍性”相连其实是一个错误，甚至是一个用词矛盾。2. 从“ 认同政治” 到 “种族政治”这种既区别于“ 利益政治 ”，又区 别于“共同性政治 ”的“认同政治”，可以成为当代左右两翼思想家的共同出发点。从60年代以来，它首先是左派论坛的主调之一。60年代西方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女 权主义运动等等，也可以看作是启蒙运动的继续：它们的目标是摆脱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无形的控制，是为黑人争取和白人同等的权利，为女人争取和男人同等的权利。相比之下，作为社会边缘集团的学生的造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而黑人和女人的斗争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黑人的斗争很容易变成黑人的斗争，女人的斗争也很容易变成女人的斗争，尽管在黑人的权利和黑人的权利之间，在女人的权利和女人的权利之间，有着微妙但重要的区别：前者涉及的是每个个人，不管具有什么认同，都普遍具有的人权和民权，而后者则涉及某一集团、或具有某一特定认同的个人的特定的权利。简单点说，区别在于把重点放在被认为具有普遍人性的个人， 还是放在被认为具有不同认同的集团。很快，对区别于白种男人的非主流认同的捍卫，鼓励和推动了对其它非常规认同的捍卫，比如在种族、 语言、宗教方面的少数群体（minorities）的认同，甚至在性伴 选择方面的少数群体（同性恋者）的 认同的捍卫。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实际的社会政治领域，而且影响了学术界。根据一位学者对美国情况的分析，那些在60年代积极从事实际的“ 认同政治”的“新左派” 成员，在70年代和80年代陆续进入学术界，并成 为学术界的主导力量：“ 妇女研究和黑人研究的创始人们，不管属于老左派还是新左派，那时都是有普遍主义的基础的。但那些后来加入的、出生于50年代早期和后期的研究人员，却没有 这样一种基础。当他们于70年代初进入校园时， 认同政治已经成了常规。 ” “各种社会主体的大量出现是全社会的现象，但学术界的势头最强。在这里，在黑人研究和种族研究中，在妇女研究中，在男子同性恋和女子同性恋团体中，每个运 动都可以感受到对以团体为基础的认同的欢欣鼓舞。各家都认为有一个独特的世界要去赢得其办法如下：首先，确定这个团体一直是被压迫的、不让讲话的；然后， 发掘被埋没的著作和搜寻各种反抗的形式；最后，设法从这些被迫沉默的团体的视角4出发对社会、文学和历史作重新思考，以搞清楚如果以前被排斥的人现在被接纳了，这个团体，甚至整个世界，会看上去如何。由于认同政治的要求在大学远比在别处容易实现，便出现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少数群体的斗争。” 5 在这些斗争中，原先被认为捍卫少数贵族、精 英特权的保守派或右翼却使用以前更多是同左派相连的“普遍主 义” 的语言：标 准、成 绩、理性、个人权 利、超政治的德性等等。这位学者说的虽然是美国的情况，但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欧洲。事实上，欧洲的思想家，如刚才提到的法国哲学家福柯等人，向美国学 术界上述意义上的“ 认同政治”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理论依据（但目前在北美比较有影响的与自由主义者进行论战的所谓“共同体主 义者” ，则主要是当地的哲学家）。同样，在欧洲的学术界， 对“认同政治”的兴 趣也十分浓厚。不仅有大量的这类研究机构，而且每年都有大量 这方面的著作问世。比如，在英国著名的出版社Routledge的1994年的“ 传媒和文化研究”类书目中，这类新书的比例高得惊人。在13个栏目中，有两个分别是“性和文化”和“女子同性恋和男子同性恋的研究” 。在其它11个栏目中，也有不少象俄国的青年及其文化、移居，文化和认同和放弃欧洲中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传媒这样的书籍。在今年四月创刊的欧美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理论刊物星座（Constellation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上，刊登了英国女学者斐利普斯（Anne Phillips）的论文“ 应付区别”（Dea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