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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斑与研究 杨羽西 由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国际话语权争夺 从“非典”到“75”事件的观念转变和效果提升 于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是全球媒体 的必争之地,也是国际舆论场最 为活跃的热点话题,对国家形象的影响 相当直接;它好似一面镜子,可以帮助 我们审视自身在国际传播中的主被动姿 态以及话语权大小。本文拟以2003年 “非典”事件与2009年乌鲁木齐“75” 事件的国际舆论交锋为例,来剖析我国 在这两次重大突发事件的国际传播中表 现出来的差异与进步,揭示中国官方和 媒体在新闻传播观念方面的渐进式变革 和国际传播效果的提升,并反思国际话 语主导权的争夺受到哪些主客观条件制 约。 “非典”前期的信息传播管制 与国际舆论反响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国发生 的重大突发事件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反 应,受到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非典” 最早于2002年11月在广东爆发,当时 大家都不了解这种病,忽视了它的严重 性。12月下旬,钟南山院士向广东省 卫生厅紧急上报“非典”病情,并未引 起重视,而是习惯性地封锁消息,直到 2003年2月初才上报中央,错过了控制 疫情的最佳时机。面对不确定性疫情, 宣传部门习惯性地“报喜不报忧”,要 求对新闻报道“统一口径、统一数字、 统一处理方法”,要求报道中要强调疫 情“已得到控制”。 2003年2月中旬,广东发生抢购板 蓝根、白醋、食盐风潮,不过当地政府 继续对外解释是“由于气候造成局部地 区出现的急性肺炎和肺炎并发症”,并 称已有效控制肺炎的传播;报告的病例 数字(305人)只是实际的四分之一。2 月下旬,香港特区政府和医务人员来人 i泛1青年记者2坦。年8蹦F 查问疫情,均以“疫情得到控制” 的套话来搪塞。3月下旬,疫情 开始在全球多地爆发。直至4月 中旬,官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于是决定开放报道,国内 媒体开始充分、全面地报道疫情。 4月下旬起,举国动员战“非典”。 “非典”发生的初期,官方 因循守旧,忽视了信息传播的及 时和透明,把本该属于自己的话 语权拱手让给了国外媒体。当国 内媒体集体缄默时,国外媒体却 抓住时机发表大量的报道,将疫 情、猜测和指责刊登、散布在大 小媒体上,从而完全主导了国际 舆论。 知名学者胡鞍钢指出,西方 主流媒体利用中国防治“非典” “非典”事件 前期工作中的失误和对国际造成的扩散 影响,对中国进行了密集、大量的负面 报道,形成了自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 的反华舆论浪潮。对四大媒体(华盛 顿邮报、纽约时报、CNN、BBC)的 报道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2003 年3月31日至4月12日的202条报道中, 负面报道占总报道数的65;其中公开 对中国政府和政治体制进行指责的报道 有46条,占总数的23;而正面报道 只有1条。一些西方媒体借机制造中国 “阴谋论”、“威胁论”和“隔离论”,对 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和国际形象带来了严 重的负面影响,其破坏性不亚于一场“软 战争”。 在重大疫情面前,“遮羞”思维无 济于事,反倒让保持社会稳定的代价变 得更大。何况,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全 球资讯流通的开放性格局导致任何国家 都很难阻止已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全球传 鸟磐术齐“75”事件 播。本来对本地突发事件最有发言权的 国内媒体,可以通过有效界定事件,向 国际供给第一手资讯,做好危机处理, 掌控信息传播的主导权;我们却因为躲 闪回避、授人以柄,将话语权拱手让给 了西方媒体,令西方媒体有足够的时间 对中国进行“软打击”、“软轰炸”,牢 牢占据国际舆论的话语主导权,严重挫 伤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75”事件中官方与媒体的 观念转变和传播效果提升 经过“非典”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 件的历练,在2009年7月5日发生的 “75”事件中,中国官方和媒体在对 外“发声”时显得更加成熟。事件发生 后,中国政府迅速在新疆乌鲁木齐设立 了“新闻中心”,并在第一时间开放外 国媒体到当地进行采访,新华社和国内 其他媒体率先报道了该事件的实况和进 展,披露了事件起因、参与人员、死亡 人数、官方态度等重要信息,并发表了 记者从乌鲁木齐暴乱现场发回的大量现 场目击细节。由于中国媒体抢在第一时 间作出了及时反应,确保事件发生后的 新闻信息供给是富足的,成了国际舆论 场的重要消息来源,新华社的快速反应 也获得海外媒体的较好评价。 此外,官方还颇具创意地策划了新 的传播策略,如在事件发生后,为了有 针对性地消除土耳其出现的负面舆论, 同时抵消境外敌对势力和西方媒体的歪 曲报道,“国际在线”土耳其文网与土 耳其伊斯坦布尔“方向”调频电台合作, 在乌鲁木齐成功举办了“来自乌鲁木 齐的声音”中土系列网络对话。“借他 山之石”,巧妙地向世界“发出了自己 的声音”。应该说,我们在“75”事 件的国际传播方面已有很大进步,宣传 部门和媒体的快速反应的确获得一些肯 定。但是由于一些复杂因素,我们的表 现并非尽善尽美,依然有必要进一步反 思“75”事件国际传播的具体效果。 据凤凰网传媒频道联合清华大学媒 介调查实验室推出的乌鲁木齐“75” 事件国际舆情与传播效果研究报告, 382的国外公众表示知道“75”事件, 618的国外公众表示不知道。在知道 的公众中,近七成认为是中国民族矛盾 爆发的结果,仅有171的人认为是分 裂分子制造的暴力犯罪事件。 对于信源,国外公众认为较值得信 赖的是“专家学者”和“非政府组织”, 选择比例分别为463和437o0。而对 于中国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度较低,分别 为14600和22O。在采用的113张图 片中,743来源于外国媒体,以路透社、 美联社、法新社为主,124的图片来 源于中国媒体,主要是新华社、CCTV 和中新社。在“75”事件后,772 的国外公众表示对中国媒体的印象没有 改变;23和51的人表示“有很大 好转”和“好转一些”,96的人认为 其对中国媒体的印象变差。 我们不得不清醒地看到,鉴于西方 媒体在报道中国新闻时的国家利益和意 识形态立场以及西方公众对中国政府和 媒体的“刻板印象”,其报道和公众的 接受效果都难以达到我们的传播预期, 由此导致西方公众对事件的认识有偏 差,也导致近八成的西方民众对中国的 认识没有变化。 反思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话语 权争夺 对比“非典”与“7-5”事件,不 难发现官方和媒体的观念转变以及传播 效果的提升。不过,对外传播效果依然 不彰,仍需深入思考国际话语权争夺中 面临的更多复杂因素以及应该采取的对 策。 1中国官方需要进一步转变政治观 念和政治伦理 经历了“非典”以来的系列事件 的洗礼之后,中国开始着手从政治观念 (民主政治)和政治伦理变革(公开、透 明)方面寻求积极突破,2006年开始实 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把突发公共事件传播纳入整体应急管理 机制;2007年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突发事件的传 播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外,中央已明确 授权新华社,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可 迅速进行对外报道,与西方媒体争时效、 抢阵地、争主动。当然,观念的转变不 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继续突破,在全 球视野下锻造传播规则和策略,才能不 断稳定改善对外传播能力。 2国家硬实力影响国际公众的“刻 板印象”和“先入之见” 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的强弱和影 响力的大小,根本上取决于其国家“硬 实力”,包括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 社会等方面的整体实力。即便我国的经 济总量、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显著提 高,但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低、 贫困人口多、社会发展水平低等因素仍 然构成了国际公众想象中国的“刻板印 调查与研究 象”和“先入之见”,从根本上影响了 西方公众关于中国事件的认知态度。要 真正提高我们的国际舆论引导力,切忌 盲目冒进,我们依然需要不懈地努力, 一边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提高自己的“硬 实力”,一边调整传播策略,营销自己 的“硬实力”。 5国家“软实力”影响公众对政府 和媒体传播信息的信任度 “软实力”是国家意识形态、社会 价值体系、民族文化、公民素质以及符 号再现能力等的综合反映。媒体传播的 信息和观念能否为国际社会接受,能否 在国际舆论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除了受其所背靠的国家“硬实力”的影 响,也会受到国际公众关于其“软实力” 的“先人之见”的影响,包括是否认同 国家意识形态,怎样看待民族文化和社 会价值体系,通过人际交往而建立的关 于公民素质的认知、文化产品的品牌认 知等等。要通过主动争取,来掌握适度 的国际话语权,在“一超多强”的多元 化国际政治格局中,发出自己的独立声 音,影响国际舆论的走向。 结语 打破国际传播旧格局、争夺国际话 语权、引导国际舆论,不是轻易可以实 现的,但是从“非典”到“75”事件 等一系列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里,我国官 方和媒体在与西方主流媒体较量的过程 中,不断从封锁到开放,从迟滞到快速 反应,不断地争取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发 出自己的声音,虽然困难重重,话语质 量还有待提高,但是只要充分认识到国 际话语权竞争的战略意义,转变观念,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主动,方法得 当,坚持改变被动回应的窘境,加大对 外传播信息能力 提高话语的质量,完 全有可能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在突发公 共事件的对外报道中抢占先机,争得影 响和引导国际舆论的主导地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 青年记者20l0年8月F厂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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