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莞地名南迁与清、徐士族南渡（二）东晋南朝时侨居江左的东莞郡和东莞县 李 沣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凸显了权力的残暴和丑恶。公元 290 年晋武帝死后，杨皇后伙同杨骏修改遗嘱篡夺皇权；次年贾皇后杀死杨骏逼死杨皇后，灭杨氏数千族人；公元 300 年，赵王司马伦杀贾皇后；公元 301 年，齐王司马囧 、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顒起兵杀死司马伦；公元 302 年，司马顒与司马攻杀司马囧；公元 303 年，司马顒与司马颖又攻杀司马；公元 304 年，司马越杀司马；公元 305 年，司马越又起兵反司马顒；公元 306 年，司马越杀死司马颖，毒死晋惠帝，立晋怀帝。 “八王之乱是一辐群兽狂斗图，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西晋的灭亡和“五胡十六国”混乱政治局面的形成，犹如祖逖对司马睿所言：“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 ”（资治通鉴卷八十八）一、西晋末年和南北朝时的第二次北人南迁高潮在司马氏的混战中，各王为赢得优势，纷纷利用和引导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 “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于是匈奴贵族遂借赴国难之美名，长驱入邺；东瀛公司马腾引乌桓羯朱袭司马颖，于是乌桓遂长驱入塞；幽州剌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 鲜卑大掠妇女 ， 沉于易水者八千人 。从此大河南北，变成为匈奴、鲜卑贵族统治的世界，由八王之乱引起了中原更大的胡汉移民狂潮。 ”“八王之乱”的直接的政治后果，就是西晋政权的灭亡和“五胡十六国”导致北方的分裂、割据、战争、杀戳，从而经济的破产，社会慌乱，人民大量死亡或流离失所，活着的人纷纷往东、往南逃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浪潮。晋书王导传载：“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就是说十分之六七的北方豪族、士族男女都逃到江南去了。晋书地理志载：“永嘉之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一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 ” “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 ”晋书郗鉴传载：鲁人郗鉴初率乡里“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 ”，后又率众屯广陵（今江苏扬州） 。2东晋早期的几十年中，北人南渡是个接连不断的过程。王仲犖先生将这个过程划分为七个时期，即：1、 永嘉元年（公元 307 年） ，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相率过江，这是第一个时期。 2、 大兴四年（公元 321 年） ，祖逖病死，郗鉴自邹山退屯合肥，祖约自谯城退屯寿春，其后遂尽失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区，流民渡江者转达多，这是第二个时期。3、 永和五年（公元 349 年） ，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汉中，这是第三个时期。4、 太元八年（公元 383 年） ，淝水大捷，苻坚败亡，黄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流民相率过江，这是第四个时期。5、 义熙十二年（公元 416 年） ，刘裕死后，又失河南，流民南渡者转多，这是第五个时期。6、 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 450 年）北魏南侵至瓜州，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六个时期。7、 宋泰始二年（公元 466 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七个时期。按照此说，北方的战乱，黄河流域的士家豪族和自由民的大规模、集体南迁，前后延续了 160 多年，是几代人前后相继的行动。学者统计，西晋末和南朝时，南迁北人大约有 90 多万，占了整个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北人南迁地，主要是长江流域，即当时的益、荆、扬三州。而扬州地区，即东晋的政治中心，聚集的南迁汉人最多，大约有 26 万。而这 26 万北人主要是山东人和与之相邻的苏北人。这 26 万山东、苏北人主要迁居在长江南岸的建邺（南京） 、京口（镇江） 、晋陵（常州）及长江北岸的广陵（扬州）等地。二、侨寓江左的东莞郡、县晋元帝司马睿要在江南建邺做皇帝，也就是要把晋的政治、军事中心由洛阳移到建邺，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支持和保驾护航。现成的、与他关系极为密切就是琅琊王氏。元帝司马睿与琅琊、与琅琊王氏的关系，历史久远、错综复杂。元帝司马睿，是琅琊王司马伷的孙子，司马睿与其父司马覲均袭封琅琊王。司马睿与琅琊人王导关系密切，王导经常劝司马睿回到琅琊封地去。当司马睿以安东将军出镇下邳时，就请王导为安东司马，做为自己最高最亲近的谋士。元帝渡江，就是听从了王导的建议，即“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3元帝渡江时，跟随大量琅琊国人， “晋乱，琅琊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元帝过江后，身边参赞机务的也多为琅琊国人，如琅琊王氏、颜氏、诸葛氏、刘氏等， 晋书诸葛恢传载：“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任一国之才。 ”是说元帝过江后特别重用“一国” ，即琅琊国的人才。因此，跟随元帝渡江的琅琊人可用万计。为使这些以氏族、家族为纽带，世家与宾客、部曲结为一体的庞大人群扎根江南，在江南能安居乐业，元帝于太兴三年（公元 320 年） ，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琊侨民。成帝司马衍又于咸康元年（公元 335 年） ，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 60 里）境内侨立琅琊郡。为区别原山东琅琊郡，江乘琅琊郡称为南琅琊郡。北方的琅琊郡有临沂县， （琅琊王氏就是临沂人） ，于是在南琅琊郡的江乘界内也设立了临沂县。这样琅琊、临沂这些北方的地名，就随着琅琊人的渡江南迁，也落地江南了。根据谭其襄先生的统计，南迁汉人有 90 多万，这 90 多万北人主要徙居在长江流域，这是东晋政权的政治、军事靠山。为了保证这 90 多万北人的生活、生计及对东晋皇权政治、军事上的长期有效地拥戴和支持，必须用优惠的政策安抚和维系这庞大的人群。为此东晋政权实行了王导提出的“侨寄法” 。所谓“侨寄” ，就是把迁到长江流域的北方人，按照在北方时的州、郡、县名，重新命名新地，如宋书州郡志所载：“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就是说在江南又设立了北方的这些州，但这些州并不在原来的地方，非旧土也。南迁北人是以家族、氏族、村落、乡党、闾里甚至于县邑的群体性迁移，是老少祖孙亲属的整体性迁移。北方人的宗族、地域观念很强，实行侨州、郡、县制，把这些北方人安置到江南，就保持了原来 族群、乡里的稳定性，使他从观念、习俗等方面，真正把新居当成自己的家。侨寄法的另一功能就是设立官位，安置南迁士人。南迁后王导劝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用官位来安抚南迁士家豪族。大量设置侨州郡县，也等于大量设置官位。北朝颜之推在观我生赋自注中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家谱 ，东晋政权要依靠这百家，就必须给这百家官职和特权。司马睿登基后实行大赦，文武百官一律升级二等，凡上书“劝进”的官员再升级一等，凡签名“劝进”的平民，也擢升为“吏” ，这就必须设置大量官位来安置这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的官吏，这也是大量设置侨州郡县的必然性。关于侨州、郡、县的设立， 晋书地理志载：“是时，幽、冀、青、并、4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帝（元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割吴郡之海虞（读史方舆纪要载：今常熟县即古海虞城。 ）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原丘、西隰、襄贲七县，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琊、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 ”这段记载说明，元帝时，割海虞北境立了郯、朐等七县；在江乘立了南东海、南琅琊等四郡；在武进立了临淮等三郡。上述各郡、县都属南徐州。晋书地理志还载：“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东莞、南平昌等郡以属徐、兖二州。 ”说明明帝时，又在江南侨立南东莞等十一郡，属徐、兖二州。但南东莞的位置、属县、郡治等， 晋书无载。 宋书州郡志载：南东莞太守，领县三：莒、东莞 、姑幕。户 1424，口 9854。南东莞郡，虽辖三县，但人口并不多，三县只有 1424 户，9854 人。但无论如何，南东莞郡是由南迁的原山东的莒县、东莞县和姑幕县三县的侨民组成的。这 1424 户，都是三县的那些家族、氏族构成的，史书虽无记载，但可根据文献中那些东莞代表人物的事迹，粗线条地复原出南迁东莞人的发展脉络。（一） 、徐邈、臧琨家族晋书徐邈传载：“徐邈，东莞 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 ”徐邈家族应是侨寓南东莞郡的北人主体。根据宋书记载，南东莞郡总户数为1424 户，徐邈，可以说是位流民的统帅，由他引领到江左的就有千余户。因此徐邈在南东莞郡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徐邈，少好学，尤善经传，与乡人臧寿（此臧寿与臧琨应为一人）齐名。因此，建元中（康帝司马岳时）为太子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经。徐广，徐邈弟。 晋书徐广传载：“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家世好学，至广尤为精纯，百家术事，无不研览，著成国史，迁骁骑将军，领徐州大中正，散骑常史，领著作尚书。 ”宋书徐广传载：“永初元年（421 年）诏曰：秘书监徐广，学优行谨，历位恭肃，可中散大夫。 广上表曰：臣年时衰耄臣坟墓在晋陵，臣又生长京口，恋旧怀远，每感暮心。 ”徐广生长在京口（今江苏镇江） ，墓地在晋陵，晋陵应是这个家族的居地。晋陵，原毗陵，今江苏常州市。因此，徐氏家族的居地在今江苏常州。徐豁 东莞 姑幕人，父徐邈，兄徐广。晋安帝隆安末，为太学博士。桓玄辅政，为中外督都。永初初，为徐羡之镇军司马，尚书左丞，山阴令。元嘉五年，以为持节，督广交二州军事，广州剌史。臧焘，东莞莒人，武敬皇后兄，宋武帝刘裕的妻舅。 宋书臧焘传载：“少好学，善三礼，操行为乡里所称。晋孝武帝太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5徐、兖二州剌史谢玄(谢安侄) 举焘为（国学）助教。 ”晋孝武帝太元中，臧焘被谢玄举为国学助教。谢玄出兖州剌史时在江北的广陵（今扬州）太元四年（公元 379 年）加领徐州剌史，身兼兖、徐两州剌史，北府兵的首领，就把广陵和京口（今江苏镇江）连为一体。同此推断，初任国学助教的臧焘，是在江左，不是在山东的东莞。 宋书臧焘传还有如下文字：因母家贫，臧焘和其弟臧喜，弃临沂令之官位，回家躬耕自业十余载，父母丧亡，居丧六年。可见臧焘曾任南琅琊临沂县令。宋高祖刘裕镇京口时，与焘书曰：“顷学尚废弛，后进颓业，想复弘之。 ”于是臧焘“参高祖中军军事，入补尚书度支郎，改掌祠部。 ”说明臧焘是刘宋朝中的重臣。 宋书臧焘传还言：“时太庙鸱尾灾，（臧）焘谓著作郎徐广曰：” ，说明臧焘与徐广同为刘宋朝中的大臣，是同僚。臧熹，臧焘弟，好经籍，习骑射。 “行参高祖镇军事，员外散骑侍郎，领东海太守。 ”臧质，臧喜之子，是个出类拔萃的文武之材。 宋书臧质传载：“质年三十，屡居名郡，涉猎史籍，尺牍便敏，既有气干，好言兵权。太祖谓可大任，欲以为益州事，未行，徵为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徐兖二州剌史。 ”（二） 、刘穆之家族刘穆之，东莞莒人，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世居京口，少好书 、 传 ，博览多通，与宋高祖刘裕患难之交，是高祖的左膀右臂，如高祖所曰：“前将军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作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岂臣以寡乏，负荷国重，实赖穆之匡翼之益。 ”刘穆之晚年为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入居东府，总摄内外。元兴十三年（公元 417 年）刘穆之卒。刘裕称帝后，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并叹曰：“穆之不死，当助我治天下。 ”刘穆之三子，长子刘虑之，仕至员外散骑常侍；中子刘式之，通易好士，累迁相国中兵参军，太子中舍人，黄门侍郎，宁朔将军，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少子刘贞之，中书黄门侍郎，太子右卫率，宁朔将军，江夏内史。刘秀之，东莞 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世居京口。祖刘爽，尚书都官郎，山阴令。父，刘仲道，高祖克京城，补建武参军，与孟昶（丹阳尹）留守，事定，以为余姚令。刘秀之天生聪慧，徐广外甥、尚书祠部郎、南台治书侍御史何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