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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2016世界自由贸易中心报道:自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紧接着而来的便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改变了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并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金融危机改变世界经济格局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新兴市场经济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要大于发达工业化国家。危机发生后,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应对危机的方法出错,造成其基本面恶化与经济增长的持续下降,从而导致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下降。根据欧盟统计局的研究,未来几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降低到1.43%以下,而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会增加到2.01%以上。除了未对企业及时加以注资之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危机发生后几乎都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了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至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何会在危机发生后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原因就在于危机传导有时滞。当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危机冲击下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救市的时候,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还在惯性增长,为防止通货膨胀而选择了货币紧缩政策,由此产生的利差导致发达工业化国家因量化宽松而增加的货币持续不断地流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基本面趋于恶化的情况下,流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大都流向了虚拟部门,从而造成各种各样的泡沫,当发达工业化国家经济走向复苏,资金开始从新兴市场经济流出时,紧接着而来的便是资产价格下跌和经济衰退,从而造成了发达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的分化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进一步的观察还可以发现,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化同时发生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内部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内部。由于基本面不同,危机之后发达工业化国家所走的经济复苏之路也完全不同。美国面临的是周期性危机,它采取“亲市场”救市的方法,保护产能,对资产负债表不能平衡的企业注资。由于政府救市正确,故而很快就走上了经济复苏之路,而且持续向好。欧洲国家面临的是债务危机,并不是像美国那样的周期性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源于欧洲不同地区不同的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文化上的差别所造成的。信奉新教的西欧国家更加注重投资和生产,但是信奉传统天主教的南欧国家则更加注重消费,当消费超过其收入的时候,对外举债就是不可避免的,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欧洲债务危机随之发生。由此可见,欧洲的债务危机是结构性的,应对结构性危机的最好办法是改革,改革的方向应是削减消费、增加供给。与救市相比,改革的难度自然要大得多,所以,欧洲的经济复苏就要比美国缓慢得多,但是自进入2014年以来,欧洲央行不断地采取宽松和量化的货币政策,表明欧洲经济已经见底。理由很简单,如若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欧洲央行是不会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日本的问题要简单得多,同时也要严重得多。说简单,就是因为日本的危机源于人口负增长,2008年的危机只是让日本基于人口负增长的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而已;说严重,就是因为这样的危机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结构性的,而是经济增长的自然衰退,因此,一般的救市并不能拯救日本经济,日本经济仍然处在自然衰退中。再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印度在加速崛起。最近的情况告诉我们,印度加速崛起与莫迪政府所采取的以下两项改革高度相关:第一,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第二,改革劳动力市场,控制工资成本过快上涨。回想起来,在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采取这样一些改革措施,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与印度相比,首先是巴西和俄罗斯因为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而引起的经济衰退,紧接着而来的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且有继续下行的趋势。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分化来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经济可持续增长不能依靠出口资源来维系,发展制造业,不断提升制成品的品质,才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可靠保证。第二,保持体制活力,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才能从制度上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一个国家是否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不看经济总量,而是要看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这可以分别从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来加以讨论。从供给角度来看,美国处在国际分工体系的高位,始终保持着研发的领先地位,领导和组织着全球的产业链分工。从统计数据来看,美国存量知识的积累和流量知识的生产能力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从存量来看,美国的科技创新全球排名第一,美国的科学成就全球排名第二,屈居英国之后;从流量来看,美国的研发投入名列世界前茅,世界最好的前十所大学几乎都在美国。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大学是用来生产知识的,而不是用来培养人才的,把大学定义为培养人才的社会组织,那就会形成师承文化,于是就不会有创新。另外,与日本和更早一些时候的英国不同,美国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资本外流和企业外逃的情况,也从来没有制定过类似于中国这样的“走出去” 战略,美国更多的是“外包” 和基于要素套利的对外投资,而不是从本土撤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发生资本外流或者企业外逃国家的经济,最后都走上了长期衰退之路。再从需求角度来看,美国之所以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就是因为美国长期在为世界各国提供“顺差市场” 。简单地讲,就是美国通过进口、增加贸易逆差来带动世界各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国家只有为他国带来贸易顺差的时候,才会产生“向心力” 。美国向全球提供顺差市场的方法可以简述如下:美国公司通过外包套利增加公司利润收入,美国民众则通过购买公司股票获得分红,这可以对冲由外包导致的就业和收入的下降,借以维持一个较高的消费水平。于是,两个顺差市场同时产生:第一,美国企业外包商品再进口带来的全球顺差市场;第二,美国民众进口消费品带来的全球顺差市场。由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见,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一靠供给侧的创新;二靠需求侧的进口所产生的国际乘数效应。同时满足这样两个条件的国家除了美国之外,确实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但是,可以观察到的是,在本次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复苏并没有带来可观的国际乘数效应,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这要看美国还有没有可持续的研发优势和可持续的消费扩张能力。前者没有太大的疑问,后者则要看美国能否从复苏走向繁荣。美联储开始走上周期性的加息之路,或许意味着这样的转机即将到来。再工业化成为世界新潮流危机之后,为了恢复经济增长、重返繁荣,发达工业化国家纷纷回归实体经济。在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当属德国,德国坚守制造业,金融只是用来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德国马克对美元一路升值。为了保持德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德国首先于1994年进行了劳动工资制度改革,通过这项改革,成功地降低了工资率(即实际汇率贬值) 。随后,德国又通过欧元让马克对美元成功贬值,其贬值幅度达到50%左右。从而确保德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2000年一场“dot.com”危机。导致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暴跌,宣告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2000年以后华尔街制造的衍生金融泡沫又造成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随之而来全球金融危机。危机发生后,美国痛定思痛,一方面批评华尔街,一方面反对过度互联的互联网经济。美国通过降低能源价格、工资水平和货币贬值,实现了生产函数向工业化生产的回归,从而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再工业化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美国经济复苏所产生的国际乘数效应大幅下降。2013年9月12日,奥朗德正式宣布施行“新工业法国” 计划。原因在于法国工业已经经历了“失去的十年” ,法国一流工业强国的地位岌岌可危。从协和飞机到高速列车,从阿丽亚娜火箭到核电站,法国工业曾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在最近十年,法国工业出现了巨大的倒退,按照奥朗德的说法,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法国曾经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工业已经过时了,国家发展不再需要工厂、工程师、技术工人,法国进入了所谓的“服务业经济” 的时代。事实证明,这一想法并不现实,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不具备强劲的工业实力。一个没有强大工业的国家就像一个没有脊梁骨的软体动物,根本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比美国与欧洲的做法,中国目前正在推行的去产能和去工业化的做法,似乎与世界潮流不相符合。过度的发展交易金融和互联网可能是导致经济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所在。为了优先发展互联网经济和交易金融而推出的紧缩性出口和产业政策,事实上已经让中国走上了不可持续的增长之路。所以,重归工业化发展之路,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当务之急。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究竟是互联网产业还是生命产业就像在上文中指出的那样,2008年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周期的危机源于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可以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增量创新,它可以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这种创新几乎天天在发生,所以不会引发产业革命;第二种是产品创新,这种创新会造就一个新的产业部门,比如尼龙的发明,这种创新带来的是熊彼特式的毁灭性创造,非常有可能引起一次产业周期波动;第三种是基础性技术创新,它改变的是每一个产业部门的技术基础,必定会带来一次产业革命,必定会导致长周期波动;第四种是“经济社会” 创新,这种创新不仅可以改变生产方式、还会改变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会带来产业革命、而且还会带来社会生活方式的革命,由此造成的长周期波动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从工业革命300多年的历史来看,世界已经发生了五次这样的长周期,每一次长周期都是由企业家高级别(即后三种)的创新所造成的,在每一次周期波动中都会产生一个主导产业来引领周期走向繁荣。把五次周期加以抽象,大致可以观察到以下三个规律性的现象:第一,周期演进是有逻辑的,在通常情况下,每次周期的主导产业之发展会对新一轮周期的主导产业之崛起产生需求,从而激发一次新的产业革命。比如纺织工业的发展就会对钢铁工业的崛起产生需求,因为用蒸汽机纺纱织布必定会对钢铁产生需求。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效的,什么样的产业能够兴起,什么样的产业会走向衰落,从周期动态演进的逻辑来看是具有内生性的,并不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可以随意改变的。第二,房地产业从来就不可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主导产业,因为房地产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过度发展房地产业必导致泡沫经济,在流动性丧失殆尽之后,不仅会造成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还会带来长期经济增长衰退,原因就在于房地产不是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它会折旧,从而产生巨大的沉没成本,但却不能带来新的财富和流动性,因此,从长期来看,房地产投资是对经济增长的减值。第三,能够成为周期演进过程中的主导产业的产业,通常都是最终消费品,因为只有最终消费品才能被所有消费者所消费,进而激起一次新的消费和投资高潮、推动世界经济走向繁荣。从工业革命最初的纺织品到钢铁、再到石油、汽车和电脑与手机,几乎没有一次产业革命周期不是以最终消费品为主导产业的。基于产业革命周期演进的客观规律,不难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减速,可能与政府对国民经济过多进行产业政策干预和过度支持房地产业发展相关。如果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不仅没有丝毫下降,反而还在进一步加剧。原因就在于我们选择了互联网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从本质上讲,信息化时代的互联网与机械化时代的流水线一样,不过是一种工具体系,并不是最终消费品,因而很难成为引导经济走向繁荣的主导产业。再从互联网发展的实践结果看,它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绊脚石。互联网本身并不创造真实财富,互联网带来的只是“生意” 。更为重要的是,由互联网带来的生意在属性上大都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消费者利用互联网购买商品,确实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却增加了识别产品真假与质量好坏的成本;尽管消费者利用互联网购物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在消费者的这种成本节约的背后,则是供货商普遍的利润下降,原因就在于互联网公司可以通过垄断消费者信息剥夺供货商的议价权,而这将会激励供货商为维护自己的利润而降低产品质量;互联网企业利用议价优势不断提高其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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