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现代大学校园文学与新文学传统导 言 中国现代大学校园文学与新文学传统第一章 北京大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第一节 北大改革与新文学发生的机遇第二节 发生方式对新文学特质的影响第二章 校园文学批评与新文学的制衡作用第一节 文学批评观：从立法者到护法者第二节 文学创作观：在自由与节制之间第三章 校园文学创作与新文学的特殊取向第一节 传统中国的现代审视：各种文学体式创作的探究第二节 民族意识的个性抒写：不同作家创作个性的彰显第四章 校园文学活动与新文学的空间拓展第一节 校园文学课内外活动与师生教学实践第二节 校园文学社团、编刊活 动与师生的文化实践馀 论 大学校园文学的传统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走向2导 言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大学校园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五四新文学首先诞生于北京大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校园文学。在此之前，中国文学创作和接受的主体都不在大学，是在蔡元培主持下革新了的北京大学给新文学在大学校园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其后，文学整体生态发生变化，但大学校园文学一直是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学的这一兴起和发展背景，对形成其思想与审美的基本取向以及具体的表达方式都有很大的影响，也直接影响了新文学的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现代大学校园文学既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五四后之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是非得失可以从其与这一传统的关系变迁之间得以呈示。一中国现代大学及其校园文学与新文学之间这种密切的关系，当然很早就引起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学者，意识到现代大学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发展和接受、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重写文学史”为契机，跨越多个学科，研究文学史与教育史、校园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出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著作。这其中，以钱理群先生主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研究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作为成果出版的一套丛书，其中如黄延复著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 、高恒文著东南大学与“学衡派” 、姚丹著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 、王培元著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等著作，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当时当地的文化思潮、文人社团、文学创作等与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之中的校园文化品格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现代大学作为师生们的生存环境，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审美趣味与思维方式，落实到文学，产生了“学院写作”这一特殊的文学创作现象，并随着校园作家的走向社会及其作品的出版发表而影响及于整个时代的文学风气。此外，张玲霞女士曾经对清华大学的校园文学有过较为深入具体的研究，她选编的清华文学寻踪 1911-1949全面地向人们展示了民国时期清华校园文学的主要作品（包括小说、戏剧和散文随笔） ，随后出版的清华校园文学论稿更是结合对校园文学活动和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介绍，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和重现了当时清华校园的文学风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还有陈平原先生。他以一个新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先是从对北京大学校史的研究做起，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等著作，然后又逐步扩展到对整个现代大学教育的研究，研究成果有中国大学十讲 、 大学何为等。其中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 大学校园里的“文学” 诸文，考察了新文学与新教育的关系，指出新学制支持了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文学史教育与研究，而新文学史的写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首先以大学课堂讲义的形态存在；没有北京大学这一新文化重镇，新文学在短期内取得如此大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在个人研究之外，陈平原先生还指导了季剑青的博士论文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1930 年代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 （北京大学，2007） ，论文以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档案为基本素材，指出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通过学术研究和课程设置，生产着有关新文学的各种知识、观念和历史叙述；而作为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文化共同体”，大学又为新文学再生产创造了诸如文学社团、刊物、师生关系、人际网络等制度性的条件，论文还深入具体地分析了大学校园文化对校园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以及校园文学存在的局限与不足。3与陈平原先生相似，沈卫威先生则从研究学衡派入手，逐步扩大到对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校史的研究，出版有“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 、 大学之大等著作，从一个侧面涉及到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包括特殊的校风学风怎样限制了特定校园内新文学创作的发展。他所指导的张传敏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滥觞以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的新文学课程为核心的考察 （南京大学，2006）从新文学进入大学课程这一角度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生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梳理了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此文，杨蓉蓉的专著学府内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则以上海地区的大学及其校园文学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校园写作与大学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京派文学的过程中，自然注意到京派文学的存在与发展和现代大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如许道明著京派文学的世界 、高恒文著京派文人：学院派风采 、杨义著京派海派综论等著作，就从京派成员的构成及其文学活动入手，深入具体地描述了当时北京地区现代大学校园文化对形成京派文学总体风格的决定性作用。其他一些研究京派文学之理论批评、风格影响的著作，也注意到校园文学环境在其中的影响作用。另外，杨洪承老师的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在对“文学社群”的“文化形态”进行宏观分析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涉及到其与校园文学之间的关系。其他像对新青年作者群、语丝作者群和文学研究会、新月派、浅草沉钟社等文学社团的研究，以及对周作人、沈从文、冯至等具体作家的研究，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其与现代大学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有些著述仅偏重于对大学师生日常生活或者文学活动的现象描述，未能将对大学校园文学写作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另外一些相关的研究，又多局限于某一社团和作家群，其间的规律性还没有得到总结，现代大学校园的文学社团、校园作家的文学活动也尚未梳理清楚。如何使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校史、文学流派史、社团史，乃至作家作品研究，或者成为多者简单的叠加，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而且，论者一般会注意到校园文化影响到了新文学创作，对于学院写作又如何塑造了大学的文化品格以及人们对大学的文化想象，除了王彬彬老师最近的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1一文以宏观的视野系统地分析了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大学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之外，大多数研究还都注意不够。对中国现代大学怎样具体影响了新文学的品质，建构了新文学传统，新文学又怎样反作用于大学校园文化，以及校园文学在中国新文学总体格局以及中国现代大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尚缺少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本文就试图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二宏观地看，中国现代大学校园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校园文学所持守的文学态度、创作方法、对文学环境的营建这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第一，校园文学坚持严肃的非功利主义的文学态度，校园文学批评为新文学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也对新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保障作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中心在北京，北方大学的校园文化直接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生成、发展与传播方式，建构了新文学的基本品质。到了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文学格局发生变化，文学中心南移，兴起于上海的革命文学以其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主导了当时的文学思潮；同时，随着新兴工商业文明和现代出版业的发达，文学的商业化倾向也逐渐突出，而这一时期主流的校园文学写作还一直坚持五四时代的文学观念，并且为了坚持新文学的优良传统，不得不对文学上的政治功利主义与商业化倾向进行批评。他们的批评工1 王彬彬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社会科学（上海）2009 年第 4 期。4作，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维护新文学传统的“护法”运动。甚至可以这样说，校园文学批评一直对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种制衡作用：二十年代，当文学上的复古思想还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反对复古；三十年代当社会上的激进思潮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又对激进主义的文学思潮起到了很大的规约作用，因而北方左联的活动一直不太活跃。同时，校园文学批评也始终对文学的商业化和游戏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批评。或者可以这样说，就其对新文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而言，校园文学批评在二十年代承担的是立法者的角色，三十年代则是护法者。校园文学批评的这种制衡作用的实现，表面上看是因为南（以上海为中心）北（以北平为中心）两地社会、政治、文化氛围不同，但这一地域特征的形成，和北方主要大学的存在以及北方文坛的大部分作者处身于大学校园之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校园文学批评之所以在新文学发展历程中起到这样的作用，首先是因为其参与者大多具有很好的中学与西学背景，能够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到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他们又大多在大学任教，正好通过课堂内外的活动传播新文学理念。同时，大学校园不同于商业化都市的整体氛围以及校园创作者属于业馀写作的身份也有助于这种文学观念的生存与发展。大学本身就有着传承人类精神文明优良传统的基本任务，对新文学传统的坚持与发扬正是校园文学批评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他们才会在坚守个人严肃文学观的同时还要对不良的文学倾向展开批评。而正是因为当时的北方主要是北京汇集了中国最为重要的几所大学，以及这些大学良好的不同于南京、上海等地大学的文学传统，使当时的北方文坛显得特色鲜明。而左翼文学思潮以及商业化写作之所以能在上海风靡一时，除了上海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之外，没有特别能与之构成抗衡的校园文化团体的存在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第二，校园文学创作具有明显的融合古今中西的特征，用白话汉语铸炼西式文体，以现代意识审视古老中国，对新文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中国新文学首先是形式上“西化”的文学，新文学的第一代创造者都是既有中国旧学修养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的人物，校园写作是一种具有全面的开放意识和创新精神的文学写作，大学校园文学也正是在融合中西古今优秀文学传统的明确意识指导下，确立了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传统。这具体表现在代表性作家所创作的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之中，首先可以以新诗为例。新诗是一个全新的文体创造，甚至可以说就是对西方自由诗的全面模仿和借鉴。而模仿和借鉴都是为了创作一种真正的现代中国新诗，于是，在新诗刚刚确立其在新文学格局中的文体地位之后，新诗人就开始了对这一文体的重新打量和认真改造：在新诗自由化之后，新诗人一方面参考中国旧体诗，一方面借鉴外国格律诗，有了“纯诗”和“格律诗”的倡导与写作，这与提倡者身在校园，有一种确立文学规范的责任意识有关，也与他们明确认识到这是文学发展的本质需求有关。其后，随着对西方现代诗的认识逐步加深，新诗人又开始了中国现代诗的创作。在现代诗的倡导与写作中，是曾经有过留学经历、直接与西方现代诗人有过直接交往的李金髪、梁宗岱、冯至、戴望舒等人，以及与大学校园关系密切的诗人废名、卞之琳、穆旦等人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这当然和他们对现代西方文学、哲学的联系紧密有关，而他们在现代诗写作中所展示出来的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继承，更是校园诗人与那些校外诗人最为明显的不同之处。这一特色的形成，正是因为大学教育给新诗人提供了全面认识学习人类优秀文化、文学传统的可能。这种融合中西古今文学传统的创作选择，在校园作家的散文、小说和戏剧创作中都有突出的表现，周作人、沈从文、何其芳、曹禺等人的作品，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典范之作，既是对西方文学体式的直接引进或者借鉴，也有意识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这是新文学在体式上走向成熟的5表征，在内容上也是对在现代转型中的古老中国的真实刻画。新文学之所以在文学精神方面能做到融合中西古今文学传统，也和校园文学的特殊取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三，大学校园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影响到大学的课程体系和整体的文化氛围，这同时又为新文学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