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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最应向王永庆学习的内地企业家们中国人有痛悼逝者的习惯,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的去逝,在两岸特别是中国内地传媒中掀起了一股“学习王永庆精神”的旋风。暂且不论我们对王永庆的熟悉程度有多深,单单这种高调的推崇姿态,就与王永庆老人生前低调处世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高调推崇并没有错,关键在于,如果仍是沿袭陋习,给逝者贴上几个标签大加鼓吹一番,就有些不得体甚至南辕北辙的味道了。“经营大王”“工业之父”等称谓,可以是台湾岛内工业人士的嘴边语,却不宜成为内地大众传媒囫囵吞枣的高频词汇。 一个德高望重的企业家走了,没有人对其旗下偌大产业的存续有半点担忧。如果把基业长青的台塑集团称为老师的话,中国内地的“学生”至少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中石油、中石化这类巨头企业。石化是台塑的核心产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6 年前台湾的油品价格战中,彼时国际油价不断攀升,而台塑却逆势下调油价,引发一轮恶战;价格战并没有对整个市场机制有损害,而台湾民众成为最大的受惠者。对比内地市场,中石油、中石化前几年分别有过短暂的促销,绝大部分时间,他们呈现的是一副“委屈”的模样,向国家争宠要补贴;对于外界对其垄断地位的批评,中石油一位高层甚至说:“如果垄断体现了国家的利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那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垄断。”可以说,最为“对口”、最应该谦虚地向台塑学习的此类企业,他们不能、不敢也不愿去做这么一种尝试。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眼下国际油价持续大幅下挫,对于国内油价是否调整以及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有关部门三缄其口,倒是北京成品油价于本月初逆势涨价,原因是为了“环保”。第二种类型是“德隆式”企业。王永庆经营台塑超过半个世纪,旗下上市公司发展到十多家,规模庞大(他和弟弟王永在两人最近几年每年领取的现金股利就在百亿元新台币左右),但他始终没有考虑将台塑转型为一艘金控旗舰企业,相反他为避免台塑染上“大企业病”,通过诸如“单位责任制”等制度设计确保旗下的产业永续经营。相比之下,曾辉煌一时的内地民企巨头德隆本可在实业领域走的更远,但最后却将“产融结合”的思路玩成了“以毒攻毒”,直到最后的溃不成军(2004 年倒塌)。掌门人唐万新在后来的受讯笔录中称:“从 2001 年起,德隆每天都有到期无法兑付的资金,导致客户游行,以自杀相威胁等事件的发生。”其实,一些往昔的明星企业今年以来陆续被曝资金链吃紧,与其说是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牵连,不如用一句俗语来解释:“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特别是在前两年主业发生偏离、以炒股为乐的企业,如今的难堪可以说是自取其辱;但愿他们还有向台塑学习的机会。第三种是蒙牛一类企业。王永庆成为台湾人的楷模,不少学生以“我要当王永庆”为人生目标,并不仅是对他商界巨贾的崇拜,更是源自对其个人品格的尊重和社会责任言行一致的认可。中国内地的商业奇迹和楷模似乎从不稀缺,比如牛根生曾被称为“乳业教父”,从伊利出来后打造的新品牌蒙牛,几年内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品牌知名度也如日中天。直到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人们发现原来大嘴牛根大谈的所谓“责任”只是信口开河而已,他塑造的行业道德标杆的金身原来是尊泥菩萨。不过牛根生明白,政府帮大企业护短的惯性,加上中国消费者对问题企业的健忘症,蒙牛说不定很快就会度过危机。当然,中国内地企业就算谦虚地作起“学生”来,也往往学了个形似而神非,原因一方面在于“学生”自身态度的不够端正、只表不里,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特殊的政经体制有密切关系,在利益分配格局令更多人感到沮丧的时候,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能作景气受益者已属不易,商业模式和变革和社会责任的践行,自然被束之高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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