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对社会教化的作用及其启示冯建民内容摘要：中国自古便是一个教化大国。历代统治者视教化为千秋大业，往往殚精竭虑，通过各种渠道实施社会教化。科举制度作为一项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在其运行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巨大的教化作用。主要体现在：推广礼制、推进学校教育发展、地方士绅的教化倡导与实践等三个方面。这将有助于全面理解科举制度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也将对改善当今的道德教育有所启示。关键词：科举制度 教化 礼制 学校教育 士绅阶层中国自古就十分重视“教化”，历代统治者可谓尽心竭力的推广社会教化，以其达到对广大民众的思想控制，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因此，中国的教育自古便有“政教合一” 的鲜明特点。科举制度作为一项选拔朝廷官员的考试制度，在长达 1300 年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地位。通过考察科举制度对社会教化的影响与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全面认识科举制度，纠正以往人们对科举制度的片面理解；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科学的总结和正确的看待中国古代的教化传统，并且有益于思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的推动社会教化，提高民族的道德文化素质。本文认为，科举制度在推动礼制的推广、学校教育的发展和造就广大士绅阶层等三个重要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教化。下面将逐一进行阐释。一、科举制度对礼制的推广为国以礼，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历代统治者不仅十分注重制礼，而且十分注重礼制的普及与实施。科举制度将礼制纳入考试范围，不仅确立了礼制在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而且扩大了礼制的宣传与普及。科举制度遵循能力本位，促进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促使了礼制由贵族阶层向庶民阶层的下渗和普及。1、礼制纳入科考范围，使得礼制广泛宣传与普及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指出：“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 ”（经学通论 三礼 ）儒家经典不仅有“三礼” （周礼 、 仪礼 、礼记 ） ，而且其他经典中也有礼的内容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科举考试考儒家经典，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考儒家礼制。1唐会要卷 76贡举中2唐会要卷 76贡举中不但如此，在科考中还曾专设“礼制”科目。唐德宗贞元二年（786 年） ， 开元礼被列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 开元礼是盛唐时为规范整理当朝礼仪而修撰的礼典，被唐人视为“国家盛典”。贞元二年六月十一日，朝廷敕令：“开元礼，国家盛典，列圣增修。今则不列学科，藏在书府。使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家者不达冠婚之义。移风固本，合正其源。自今已后，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选人不限选数许习。但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已上者，放及第。已下不在放限。其有散官能通者。亦依正官例处分。 ”1 可见，作为每年举行的考试科目，开元礼举既是贡举的科目，又是允许待选入仕的选人应试的吏部科目选的科目。贞元九年五月二十日，又敕令：“其习开元礼人，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为上等，大义通八十条已上，策两道以上，为次等。余一切并准三礼例处分。 ”2开元礼 用来设科取士，不仅使其传播面日益广泛，而且还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科目。 新唐书艺文志史部仪注类收入有：开元礼仪镜一百卷、 开元礼京兆义罗十卷、 开元礼类释二十卷、 开元礼百问二卷。吴岱、宋初仍以开元礼开科取士。 宋史艺文志三收入韦彤开元礼仪释二十卷， 开元礼仪镜略十卷，开元礼教林一卷，等等。 1“三礼科”是德宗贞元九年（793 年） ，将“三礼”从“ 九经”中抽出来，重新制定的与明经等科不同的考试标准的新科目。朝廷认为“王者设教，劝学攸先。生徒肄业，执礼为本。然则礼者务学之本，立身之端，居安之大猷，致治之要道。顷有司定议，习礼经者，独授散官，颇乖指要，姑务宏奖，以广儒风。 ”2 因此于贞元九年五月敕令：“自今已后，诸色人中，有习三礼者，前资及出身人，依科目例选，吏部考试；白身人依贡举例，吏礼部考试。 ”这里的“ 前资及出身人” 指有过任官资历或曾获得过任官资格的人员； “白身人” 则是指没有任何任官资历或资格，按照正常身份应试的人。考核标准为“每经问大义三十条，试策三道，所试大义，仍委主司于朝官学官中。拣选精通经术三五人闻奏，主司于同试问义策全通为上等，特加超奖。大义每经通二十五条以上，策通两道己上，为次等，依资与官。如先是员外试官者，听依正员例。其诸馆学生，愿习三礼及开元礼者，并听，仍永为例程。 ”3明代，朱子学备受尊崇， 朱子家礼 （简称家礼 ）由民间私家编著的礼书上升为国家的礼仪典制。永乐时期，颁布了家礼 ，并且收录到性理大全中，颁行全国，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与标准答案。 “有明一代，城乡读书人家都把 家礼奉为金科玉律。 ”5同时，民间也刊发了大量文人儒士为家礼所作的注本和传本，四处传布。所谓的注本、传本，是指“那些对家礼 进行注释，或加以损益、易以浅近之语，甚或加诸插图，依附于家礼的名下而印行、流传的有关著作” 6。因此，可以看出，在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中，儒家的礼制一直是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礼制也正是凭借科举制度国家性、权威性的有力制度中介，一方面使得儒家礼制长期牢固保持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2、科举遵循能力本位，实现社会流动，礼制走向世俗化和庶民化先秦时期，礼主要限于贵族阶层，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 曲礼 ） ，没有专门针对庶人礼的文本规定，正如清人孙希旦所说的“制礼士以上”， “不为庶人制礼” ， （孙希旦， 礼记集解 ） 。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庶人在当时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生活中，地位低下，无足轻重。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崩坏”，汉代又重新确立了礼制，并且汉代儒者和统治者力图将礼制推广为社会普遍的行为规范，但由于当时，仍有很多人固守“礼不下庶人” 的原则，庶人之礼尚未得到重视。从东汉末年开始，门阀士族势力强盛， “士庶天隔”， “判若云泥”，士庶互不交接，坐不同席，行不同车，礼制被门阀贵族作为炫耀门第、维护特权的工具。到盛唐时期，庶民仍然未能在礼制上获得应有地位。以唐玄宗时编修的开元礼为例，煌煌 150 卷，60 余万言，分皇帝、皇室成员、三品以上、四品五品、六品以下五个档次，庶人不是制礼的对象，仅在位区别和强调等级差异时，才于相关条文下以附记形式，用片言只字指明庶人该行何礼。 7但到了宋代， “礼下庶人” 成为了可能，重大标志是政和五礼新仪 ，其中订有“庶人婚仪 ”、 “庶人冠仪” 、 “庶人丧仪” 等专门针对庶人的礼文。 宋史礼志 第一次在正史的礼志中记述了士庶婚丧嫁娶的情况。 宋史 舆服志也第一次就“士庶人车服之制” 、 “臣庶室居制度”作了记录。这些均表明，礼制己真正下达庶人。 1 杨志刚著：中国礼仪制度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176 页。2唐会要卷 76贡举中3唐会要卷 76贡举中何以发生如此大的转变？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中下层地主和庶族地位上升，门阀士族地位下降。而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施行，取士不问家世，全凭个人知识才能，为广大中下层的庶族子弟提供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与可能。宋代科举一方面取消通榜公荐，彻底根除了士族所依赖的荐举通道，另一方面通过“糊名”、 “誉录 ”、 “双重等第法”、 “别头试”“锁院”等各种制度改革，裁抑子弟，奖掖寒士，从而实现了门第社会向科举社会的转变，大大提高了庶人的社会地位。庶人社会地位提升了，必然要求有适合于他们生活方式的礼制。宋代民间编著的礼书和私家仪注比较普遍。较为代表性的有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和司马光的司马氏书仪等。这些民间的礼书或仪注的共同点在于，对古礼中的繁文缛礼进行了删减，使其更好的对平民百姓的生活发挥指导作用。总之，科举制度打破血缘、门第局限，促使礼制伸向广大平民百姓的生活，扩展了礼制的覆盖面。二、科举盛行推动学校教育发展学校乃教化之本源。自上古三代，学校的存在形式不断演化，但“化民成俗”的教育宗旨始终没有改变，学校始终是历代统治者实行社会教化最重要、最得力的工具。科举的目的是“选人”，学校的目的在“ 养人 ”，在科举盛行时代，学校教育目的为“ 储才以应科目”。社会上下深受科举功名利禄所诱惑时，激发的是求学上进、兴资办学的社会风气。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直接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自然也大大促进了社会教化的进行。首先，科举制度实行推动官学发展，形成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官学在历史发展中其制度化和规范化在不断提高，尤其是隋唐以后，官学在制度规范和办学规模上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明清以后，将科举与官学整合为一，极大地推动了官学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 “尽管自西汉就有了地方郡学和中央太学之设立，并在此后各代获得不断的发展，但只有到了明朝，才最终形成了健全、完备、完全向良民开放，并且与科举和选官融为一体的官办学校教育体系。 ”1 官学在传授儒学、培养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统治人才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尤其是地方官学在推进地方社会教化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次，科举制度也催发了各种形式私学的发展。古代私学按照程度可分为大学和小学。大学程度的私学主要是指书院，小学程度私学主要有乡校、家塾、冬学，合称为蒙学。纵观千余年的书院史，书院与科举有着密切的关系 2。可以说“书院因科举盛而产生，随科举废而消亡 ”3 书院不仅在培养人才、传承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发挥着巨大的教化功能。首先，在书院的教学中，着重培养的是学生“明理 ”、 “做人” 和道德涵养的养成；其次，在进行考课（核）时，不仅通过学业考核评定优劣、决定升降，而且通过设立德行簿、劝善规过簿等来对学生的道德品性和日常行为进行考核。还有，书院通过学规和祭祀活动来教化生徒。学规，一般是对为学的次第、方法、内容，以及道德修养等所作的要求。吕祖谦在主持丽泽书院时，制定了丽泽书院学约 ，强调“凡于此集者，以孝悌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饰非者，不在此位 ”。 4 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时，采择周易 、 论语 、 孟子 、 礼记等儒家经典的有关条目，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对学生在修身、处事、待人接物等方面提出了基本要求。1 郭培贵， 明代科举的坚实基础 ，中国文化研究，2009 年（夏之卷）：62682 长期以来，就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很多学者认为，书院是不重视科举的，甚至是反对科举的。但刘海峰教授认为，反对科举并非书院的主流，多数书院与科举并不对立，反而是重视科举的，并且提出书院因科举盛而兴，因科举废而亡。祥见刘海峰著， 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93206 页。目前，就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比较全面的是李兵的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3 刘海峰著：科举学导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78 页。4（宋）吕祖谦撰：乾道四年九月规约 ，见东莱集卷 1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 钱穆著：中国文化史导论 ，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第 202 页。蒙学程度的私学，基本任务就是给发蒙的幼童传授一些最低、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宋元以后，蒙学有了较大的发展，普及已达里巷。据耐德翁的都城纪胜 、 三教外地记载：当时的临安内外“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 5 古代家庭深受“为官须作相，及第早争先”（增广贤文 ）诱导，十分重视对儿童的启蒙教育。大量的童蒙教材，如三字经 、 百家姓和千字文 ，朱熹及其弟子编著的训蒙绝句 、 性理字训等，将伦理、历史、社会等方面的知识通俗易懂的整合在一起，深入人心，很好的起到了伦理教化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