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的林语堂翻译实践研究一、引言 林语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语言学家，其在国内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同时也以翻译家的身份翻译了诸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及著作，而且翻译独具特色、诙谐幽默，是对中国文化的真实写照与反映，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窗口。其所参与编译的作品也荣登西方各大纸质媒体中，广受诸多西方学者的欢迎。当然，林语堂先生在翻译作品时，考虑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在进行不断的改写，因而译本与原作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本文将从中华文化“走出去” 战略入手对林语堂的翻译实践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 二、影响林语堂翻译方式抉择的因素 林语堂先生翻译成英文的中国作品都是百里挑一的佳作，如幽梦影 、 东坡诗文选及浮生六记等等，而且也体现出个人的文化喜好及审美特点，涵盖休闲、诙谐、灵活的生活思路以及人性认知，经由他本人进行编译的英文作品主要可以体现两大特征。第一方面，根据风格进行评估，侃侃而谈，论调随和自然；第二方面，根据文章内容进行评估，包含着深刻的东方底蕴。此外，在文章编译过程中，林语堂总是会考虑到多种因素，诸如特定目标语国家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目标语读者特定的阅读需联盟求和审美情结及爱好、出版机构的需求等多个方面。按照类型进行区分，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外因与内因两方面。1.外因的作用与影响。 外因的广义分析。从广义上来说，林语堂先生进行创造的主要时间正处在国内政局不稳定的时候，当时中国先后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等多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与政局实现巨大改变的一段周期，而文化的改变也是十分明显的。例如五四运动的大部分拥护者对于国内文化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具体的讨论，特别是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文化改革人士往往在改革中表现出激进的态度，甚至提出要“打倒孔家店” ，推翻传统文化；相对而言，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自由人士则提出要完全沿用西方文化；而章士钊等文化保守人士则认为，应当保留传统中国文化，同时引入西方文化，加强两大文化的交流与糅合，最后建立起全新的民族文化系统。而林语堂先生的主要观点是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的儒家、道家、佛理等多种理念，并且保持着独特的休闲、诙谐等文化态度与认知。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十分快速，特别是工业化的进步，让多数公众更加追求理性的科学知识，而忽视了感性的文化理念。尤其是很多机械自动化的生产线被公众单纯认为是生产过程的必然阶段，生活的反复性、单调性也让多数公众丧失了生活的趣味与体验。加上二战的爆发导致大范围公众的信仰受到影响，广大公众表现出精神的寂寞、无力，情感的抑郁，自身的人性特征也难以得到体现。例如美国地区就产生了“垮掉的一代” 的社会现象，整体社会思想也需要通过文化进行疏导与解救。根据以上现象，林语堂先生深刻了解到西方文化的问题和症结所在，特别是过度的西方科学化会导致人们的生活过于物质化，而忽视了精神的放松。中国传统文化的休闲、诙谐以及人性的认同就是解决这一症结的关键钥匙。而且因为满足了当前文化环境条件，因而其大部分作品也受到西方读者的推崇与认同。 外因的狭义分析。狭义角度来看，主要是一些普遍存在的内因对于林语堂先生编译创作产生的外在或者潜在作用，如阅读群体的喜好情况、出版机构的盈利情况等等。林语堂先生最先开始在西方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受到了赛珍珠夫妇的支持与认同的，而他的翻译创造作品最先也是在夫妇二人合办的出版机构进行优先出版的。赛珍珠夫妇认为，林语堂的行为单纯属于中国人对国外引介真实的中国文化及社会背景，因而这种取向以及出于出版社盈利方面的考虑，让林语堂先生的翻译作品成为首要选择目标。 2.内因的作用与影响。作为诸多作品的翻译人，林语堂先生的个人价值观及世界观也对其作品创作带来巨大的作用。首先，就家庭来说，林语堂本人家庭的家风提倡“和为贵”的儒家传统理念，他还不断在文化改革中反抗着那些不正确的思想，同时又保持着个人的休闲、诙谐的处事态度，而他个人的良好调节并不是单纯通过自己的不断妥协或者改变自身以满足环境需求来达到预期的目标，却是以表现个人价值及魅力作为核心，即便是自身与周围的背景格格不入，但是依然会在公共场合以外的个人空间中获得精神的抚慰，并且创造一个保留自己个性与思想的“收容地” 。因而他无论是何种环境下，均能够保持积极的、乐观的思想去面对，这是林语堂先生的个人魅力所在。其次，林语堂先生翻译的作品还受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特别是西方表现文化学者克罗齐“艺术既表现” 的“表现说”和中国性灵文学倡导者袁中郎的美学观点，从而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表现出自身对于创新、美学的独特追求。而他本人喜好诙谐则完全取决与个人的天性，再加上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分析，让他自己得以形成幽默本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幽默的文学必将出现在一个文化到了相当程度的国家里的思想意识，也让他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时能够善于发觉生活的不平常，关注一些自然、清新、脱俗、休闲、诙谐类诗词或者作品。 三、林语堂翻译方式的抉择 1.形式上的改变与统一。因为中国与西方文化存在显著的差别性，因而对于更多西方阅读群体而言，东方文化体现出的很多地域及风俗特点往往很难完全从字面意思进行认知，甚至出现错误认知的问题。而对于中国著作被编译成西方文化，并在西方文化市场进行传播的流程，可以视为是产品的宣传广告，主要目的就是为提升阅读群体的關注度以及兴趣。特别对于多数西方公众而言，往往更加渴望探寻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东方文化，了解文化的内涵，获取文化的精髓，这些也间接促使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同时推向世界。而要保证翻译的译文满足西方公众的阅读特征，林语堂先生的翻译策略是保证译文形式上的改变与统一，所谓改变就是改变表达形式。比如苏东坡传第十一章“诗人、名妓、高僧” ，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落实新政，但苦于自己满腔无奈无从发泄，进而以写信的形式与其弟进行交流。中文原作内容为：“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塞。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此处的“道逢阳虎” 主要是引用了历史上的 “阳虎”，就是孔子所不认可且无视的人，阳货。而苏轼引用的主要意思是借“阳虎” 代指一些自己看不惯却无法得罪的权贵。而林语堂先生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译文要有解释，特别是对典故进行诠释，因而通过散文的形式将原文呈现出来，即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which used to shame me，but of which I am no longer ashamed now. I sit facing the ragged prisoners and witness thEir flogging. When I talked with my superiors， my mouth said yes but my heart said no.”此外，林语堂先生在翻译创造时注重对中西文化的统一，特别是针对中国一些古典传奇类作品的翻译，主要是将小说主题与西方文化进行统一。比如英译重编中国传奇小说中的传奇类作品多为唐朝时期创作，而唐朝传奇作品表现思想自由、情感丰富且具备确定的主流思想，从某一角度上来说，这些小说在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魅力的同时，也体现出西方文化的特征。不过因为传统文化的礼教及伦理道德往往是普通的西方阅读群体无法了解的，为了实现小说主题与西方文化的统一，林语堂先生主要是找到了两种文化的共通之处，即均是表现出“人性特点” 。如原作中的白猿传中的白猿人性表现为人形、神灵、兽性，而通过编译后，性格得以补全，加入了聪明勇敢、古道热肠等性格特征，从而使得其身上的人性光辉表现得更加合理。此外，在莺莺传的编译过程中，林语堂先生也调整了崔莺莺的个性表现，一改以往作品的娇弱害羞、温柔顺从，而是将其个性潜在的贞烈果敢进行了放大，从而让其表现出爱恨并存、坦荡直率，对感情坚贞不屈，但是因为张生感情背叛，导致她丧失爱情，最后成为一段悲剧，也深刻体现出她人性的弱势。正是由于林语堂先生深谙中西文化的差异，采用改写的翻译方式，使中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融合，进而赢得了更多的西方世界读者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2.文化的差异化改变。由于林语堂先生的翻译作品多属于中国文化典籍，而要让更多的西方公众能够分析中国文化，从而认同中国文化，若是单纯为了满足阅读群体的诉求，而将原作进行盲目西方化，往往无法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魅力，也降低了原版作品的美学特征，更无法最大程度提升读者对他乡文化的追求热情，所以，针对以上问题，林语堂先生在保留原有文章的行为风格以外，针对其中的文化特性进行了部分留存，然后再采用文化的差异化改变的方式，而且翻译过程中也对各类国内传统文化句子进行诸多诠释。例如浮生六记卷一“闺房记乐” 中的“是年七夕，芸设香烛瓜果，同拜天孙于我取轩中。 ”林语堂首先仅把“七夕” 翻译成 “On the seventh night of the seventh moon of that year”，然后又在后文加以注释，把“七夕”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意义向西方人加以详细的解释： “The seventh day of the seventh moon is the only day in the year when the pair of heavenly lovers ， the Cowherd and the Spinster are allowed to meet each other across the Milky Way.” 作为中国人当然知道“ 七夕 ”和中国传统的节日“乞巧节”有关，因为古代社会男尊女卑，很多女性更加关注自身能够获得美满的姻缘，于是就在牛郎织女见面的“七夕” ，对织女进行祈愿，希望自己也能嫁得如意郎君，所以“七夕” 也就是中国的 “情人节”。但在翻译时，林语堂先生并未将“七夕” 的直接译为西方的“Saint Valentines Day”，而是采用了一个时间状语的形式来导出七夕，即把“七夕” 的时间告知西方读者 “on the seventh night of the seventh moon”，这样翻译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与后面的“worship the Grandson of the Heaven”前后照应，而且注释的内容中，林语堂先生添加了牛郎织女的传说，进而保证西方公众在了解中国常见节日时间的基础上，能够清晰获知节日的形成背景以及相关传说。 四、结语 总体来说，中国很多著作、小说都包含了丰富的古典文化以及传统思想，而要让中华文化得以走向世界，获得世界的认可，则应当通过相应的翻译方式进行翻译。而林语堂先生独创的翻译模式，在保留中国文化特点的同时，结合西方读者的阅读行为及习惯，最后对作品进行创新性的二次创作，从而让更多中国著作得以在世界传播，也获得了更多西方公众的认可，对于中国文化发扬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更是值得其他翻译学者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