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行茶源于安化的茶商通道不能草率定义每一条路，都历经了探索者艰难的跋涉，时光中足迹的累积，往复间留下的情绪牵挂，逐渐线条清晰。但其后，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跨越代际关系的去为同一件事奔，当我们在新时代蓦然回首的时候，古道苍茫，人烟已逝。但那些断壁残垣间留下的叹息已经形成了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线性遗产。时间，让这些遗产在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情凝望时显得扑朔迷离。而伴随着学术上对散布在我国的线性文化遗产网络不断研究深入，我们似乎感受到，细节分类与整体呼应、地域差异与大局统一等方面制造的勾稽关系让人难以厘清。这种局面，既给我们制造了兴奋点，又让我们陷入研究的窘境。但不可否认，前期云南、四川等地的学术前辈们对茶马古道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借鉴，塑造了学术精神的榜样，建立了后续研究的参照坐标。但这并不不意味着，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采用“拿来主义” ，以浩大的声势张冠李戴的窃取别人的成果为己有。这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基于此，我们在重新审视当年晋陕茶商从安化出发的这条线性遗产的时候，认真比对安化至西北线路上的特征，结合时代背景，查阅相关资料，访问茶商后裔，认为安化至西北线路既不能荒唐的定义为“茶马古道” ，更不能草率的淹没在“万里茶路”的支线中。它有自己独到的魅力所在，它作为我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胆商业尝试，被晋陕茶商将其纯商品属性推上了历史至高点；它作为我国重要的民生物资纳税，曾经为国家财政提供了另一条赋税来源。它参与了封建社会末期商人制造国家财富的大事件；它参与了我国金融体系萌芽时的金融概念测试；它参与了近代史国家采用经济学原理宏观调控边销体系的尝试；它是近代史上通过商人的互动进入皇家视线成为贡茶的典型蝶变；它也因茶叶改变了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诸多征兆在提醒我们，面对这条茶路，还应该要静下心来做研究，而不能草率的与主流热点挂靠。安化，以黑茶闻名于当世，我们细数其进入内地市场，进入大众视野其实也不过近十来年的时间。在初期，它依附在“茶马古道”支线体系中。近期，当万里茶道概念被提出来的时候，它又热衷于附庸在那条尚未形成学术框架的空泛概念里。这种飘忽不定的身份定义，让很多人陷入了困惑。如今，我们如果分析安化茶路的特征，可能很难与这两条线性文化定义属性完全重合。首先，茶马古道的概念定义，前不久，著名茶马古道研究学者，云南茶叶复兴出品人周重林先生在杭州一个有关“一带一路”的会议中做报告时讲到：茶马古道是指以茶为传播、贸易和消费主体，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手段而形成的文化、经济走廊。这个定义中的“马”是一种运输工具。在安化的茶叶运输中，确实存在马帮运输的痕迹，但并不是主要。在晋商留下的大德诚文献中提到“风暴日期，行船宜忌” 。从正月到第二年腊月，对于江上风暴做了说明，并且在六至九月的部分风暴后面提示“极准”字样。这些提示，都是晋商运输队伍长期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积累。可能得采集记录数十年数据分析整理，才能标注出“极准”的字样。同时，在安化的茶叶集散中心，东坪、黄沙坪、江南坪、小淹等茶行云集之地，也是天然码头的所在地。很多茶行直接沿江设置自己的运输码头。安化深山间溪流密布，当年运输毛茶及鲜叶的麻溪排帮也是最著名的运输大军。从茶园到茶行，安化深山密布的溪流间高唱着排帮用竹排运输茶叶的号子；从茶行到茶市，大小船只过资江入长江，抵达汉口等重要集散码头。从湖北，入河南，抵达河北再进入晋陕集散地，在进入平原运输大道之前，安化茶巧妙的借助了水路运输优势。这应该是有别于云南马帮和四川背夫的运输条件了。安化茶，部分路段借助了马背力量运输，但完全将其定义为马背运输，还不足以突出其运输特征！当然，对于茶马古道的定义，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孙华教授曾指出：它是泛指古代中国西部地区负载有特殊功能的道路系统。这种特殊功能主要是为古代中央政府以农区之茶换取牧区之马的专项贸易。他把定义中心放在了交易事件上面。以茶易马的国家政策所穿越的线性区域，形成的文化遗产景观属于茶马古道的范畴。我们不排除部分文献中指向安化茶也曾参与到以茶易马的历史互动中。但这并不是这条线路的唯一。在这个问题上，甚至与滇藏道和川藏道有明显的区别，那就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对茶叶作为商品属性的自觉选择。在以茶易马的政治活动背景下，云南、四川直接成为官方主要的茶马交易货源地。两湖地区，只是作为一种货源补充。在北宋建立初期，长城沿线的草场被辽国、西夏占据，虎视眈眈。宋朝为了保证朝廷对于战马的需求，于是致力于向西部高原诸部族买马的策略。当时的云南在宋王朝的控制范围之外，仅四川产区难以满足大量的易马需求，于是开始开辟更多的茶场。 安化县志中记载：乃设茶场于资水上，置专官戍守。当时的安化，并不是主流，我们在宋史食货志中可以窥见：“宋初，经理蜀茶，置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 。“宁熙以来，以我蜀产，易彼上层” 。两湖茶场，直至明朝，开始见诸史端，但凡提及明史涉及湖南茶部分，大家都只引用了前半部分，这导致一直以来，不能清晰客观的认识湖南茶在明朝的实际状态。据明史卷 80食货志四茶法记载：“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直贱，商人率越境私贩，中汉中、保宁者，仅一二十引。茶户欲办本课，辄私贩出边，蕃族利私茶之贱，因不肯纳马。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请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马政两弊。宜令巡茶御史召商给引，恩报汉、兴、保、夔者，准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且湖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蕃人亦受其害。 既而御史徐侨言：汉、川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叶苦，于酥酪为宜，亦利蕃也。但宜立法严核，以遏假茶 。户部折中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报可” 。很多有关安化黑茶的著作在涉及明史段落的时候，引用不全，在意识形态的藩篱中不敢正视历史事实。史料中可见，湖南茶并不是茶马互市的主流，而且对茶马互市形成过负面影响。同时，在晋商贩茶的过程中，他们将茶叶、丝绸、瓷器、香料等物质运往牧民手中。牧民用马、牛、羊、皮毛、药材等物质交换。晋商完成了一种双向服务，而且这种双向服务不再单纯的指向国防易马，而更多的涉及到了民生工程。所以，在以孙华教授为代表的“茶马古道”定义标准中，安化不在其范围内。就客观分析。明朝湖南茶尚处在工艺萌芽阶段，很多走向安化黑茶的“试验品”以及外路品质低劣的产品流入市场，食品安全被投诉成为明朝时期湖南茶留给当局的印象。这延伸至当代，假如安化黑茶工艺不讲科学，其中潜在的隐患依然威胁着安化茶的声誉！这一局面，到了清朝，在晋商手上实现了完美蝶变！这是商业留给茶产业美丽的背影。晋商的介入让湖南茶场与四川茶场有了划时代的本质区别。传统茶场接受官方机构的监管，模式僵化，对于工艺的演变调整缓慢，体制化下面形成的运营模式缺乏活力。也许由此在后世百年间安化茶与藏茶的市场角逐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气质上的差艺。晋商的介入，是要遵守商业的客观规律。所销售的产品必须是消费区喜欢的，这样才能实现根本的商品转化。于是，晋商会考虑对以往安化茶的工艺改进，在晋商手上，诞生了茯砖茶。面对长途运输，天气会给茶制造的品质威胁，在晋商团队手中，诞生了花卷茶（即千两茶） 。再后来，嘉庆十三年，出生在湖南安化的陶澍任大清朝国史馆纂修，期间与爱新觉罗旻宁谈天喝茶，来自家乡的安化茶，开始接触大清皇室血统。1821 年，爱新觉罗旻宁登基，年号道光。道光四年，皇室给陶澍所贡的安化茶赐名，皇帝品饮的为“天尖茶” 、朝臣喝的叫“贡尖” 、一般官员喝的叫“生尖” 。 “三尖茶”在晋商时代诞生，并推到极致。在这种大背景下，安化茶开始给晋商创造时代红利。一时间，安化县东坪、黄沙坪、江南坪等地成了茶叶集散中心，茶商云集、茶行林立。到光绪年间，来自陕西的一位试用知县在黄沙坪写下“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的感慨。在茶叶市场繁荣之后，晋商早已意识到对原料控制的重要性。围绕原料，晋商展开了漫长的山头博弈。第一步，是划分安化产区的原料优劣与价格体系，到民国初年，据大德诚文献反应的情况可以看出，晋商完成了对产区边界的认定，对产区内各山头原料优劣的划分，对价格的确定，对各口岸赋税的归纳，对路线及其他注意事项的总结。在划分的同时，要牢牢的掌握原料资源，也是晋商开始在安化施展他们智慧与谋略的时候了。为控制原料，晋商采用了“股权并购” ，并给予经理人“股权激励”的方式，激发安化当地茶行经理人的积极性。为原料收集加工做好上游工作。当然，为了更加可靠的掌控，晋商还采取了“商业和亲”的方式，与茶场主、茶行东家、经理人通过嫁娶方式，形成亲属关系。大量晋商的迁入与当地土著在这一片狭窄的山区生存，生产生活物资的匮乏又制造了很多社会治安问题。1825 年，当时的清政府出面立了一块禁碑，碑文中提及“下不得停晋痞匪”的公告。应该说，当年进入安化定居的这一批晋商，为日后安化黑茶进行市场博弈埋下了血统伏笔。在安化，大茶行的后人遍布全世界，在这个时代，没有明显的张贴着晋商标签，但是，追溯几代人，都存在姻亲关系，血脉相连。为了茶叶贸易的顺利展开，晋商的钱庄在安化设立了分号，满足茶商往来汇兑结算的需求，同时为各大茶行提供资金融通的服务。茶叶贸易的巨额利润，也让部分得利的茶商开始转入早期的金融行业，据山西票号史料记载，成立与 1837 年的合盛元钱庄便是由经营茶庄的郭源逢、张廷将开设。金融服务机构的介入，将安化茶推入了近代化萌芽的序列。当然，一大批实践工艺改革的茶行，开始丰满安化黑茶的商品属性。就以花卷茶为例。据目前的资料显示，嘉庆时代便已经有了花卷茶，但是我们目前这种传承的花卷茶制式，是由三和茶庄与江南边江的刘姓兄弟做了针对性的改良之后的模样。这种改良，能清晰感受到工艺与商品属性的对话，也就是保护放大商品的卖点。我们拿千两茶与四川雅安输入藏区的边销茶对比。雅安出产的边销茶也是用篾篓装成捆，由背夫从雅安背到打箭炉（今康定） ，然后切割用牦牛皮包裹再深入藏区。在背夫从雅安行至打箭炉的三百多公里中，如遇下雨，在背夫背茶的颈项间可耷拉出棕制雨披。遇日晒便收起雨披。而千两茶，在篾篓下面，有一层粽叶、一层蓼叶，形成天然防雨设施，在产品工艺包装环节考虑到防水。应该说，这是在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商业环节下商人充分发挥自身的智慧凝结的创意。这种创意在日晒夜露的工艺环节完成了紧压后干燥固型以及初步后发酵的程序，形成了千两茶独特的风味与功效，相比较有悠久传统边销体制约束的区域，就很难实施这样的创意。结合我们目前捕捉到的有关安化黑茶以及其所处这条商贸大道的历史特征，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在这条大道上活跃的晋商团队，代表着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旧式茶马贸易的主导团队存在着阶级上的差异。有着茶马贸易结束政治导向，实现商品自由贸易的时代意义。边区牧民，从晋商手中接过其所需要的生活物质，满足了生活需要，逐步结束了游牧民族为了争夺生活资源而肆意发动战争的历史。晋商的行茶之路，带着一种社会形态嬗变的痕迹在其中。在这种嬗变的瞬间，我们可以捕捉到很多来自中华民族自身的优秀品质。所以，当我们重新审视从安化出发的这条茶叶商贸通道，它形成的文化景观，带有太多封建社会时期关于资本主义的探索痕迹，带有太多商业血统与农耕文明相濡以沫的痕迹。它属于晋商创造的时代传奇，它发展曲折，行路坎坷，这个功勋，在我们眼下定义历史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对晋商的致敬！参考文献：史若明、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周重林茶马古道，从概念到遗产四川省文物局编著边茶藏马文物出版社 2012 年版伍湘安编著安化黑茶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年版伍湘安编著安化黑茶探秘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年版安化县人民政府安化县志2002 年版宋史中华书局 2000 年版明史中华书局 2000 年版易永卿 陶用舒， 陶澍和“湘军三杰” 湖南城市学院，2005 年萧一山， 清代通史 ，中华书局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