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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逃脱的牢笼内容提要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史,这种以食为天的农业生活方式使男耕女织的性别社会分工带上一主一附的意味。20 世纪,一百年的时间不及改变整个农业文明,但改变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历史命运,从法定的奴隶变成了法定的主人,但女性的天空依然很低,她们的生存境遇需要我们不断的关注。 关键词 农村;妇女;生存境遇 作者简介 姚若冰,女,上海人,硕士,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丁宇鹰,女,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初等教育学院讲师。 建国后,尽管党和国家把妇女提到“半边天” 的高度,然而,由于传统习俗和封建道德伦理的影响,农村妇女在家庭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地位与她们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还很不相称。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而农村妇女又是农民中的一个弱势群体。男性中心模式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的一种超稳定的性别政治模式。在社会上男性主宰政治经济生活的一切,女性“无才便是德” ,在家庭结构中,男性对女性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女性只能从属于男性。这种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 “复制” 出一代又一代女性的屈辱命运。 “两千年父与子权利循环中,女性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那里有妻子,有夫后,有妇人,有婢妾,而没有女性。 ”1 祥林嫂是鲁迅笔下不幸者中的最不幸者,弱女性中的最弱者。她是一个连想安稳做“奴隶” 而不得的寡妇。她在夫家简直就是一个不拿工钱的长工,一头任劳任怨的牛。而等着这头“牛” 的命运却是:不种田,被卖掉。把她的身价充当小叔子的聘礼,便是她对夫家应尽的义务!像祥林嫂这样任人摆布,孤苦无告,丈夫死后便被卖掉,是当时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现象。周建人在绍兴的结婚风俗一文中指出:抢亲的风俗,在绍兴很盛,多在劳动人家。寡妇的身体,极不自由,男子死后,公姑叔伯,甚至毫不相干的人,都有管的权柄,甚至也有卖的权利。而娘家亦没有争执的事。女性至此被财产化了,男人没把女人当作一个正常的人看,女人自己也没有“人” 的自觉。祥林嫂自觉地把自己打造成了男人的附属品,不管祥林在不在世,都要从一而终,于是再嫁之日,她勇敢地冲向了香案角,准备以死保住贞洁。这一行动与爱无关,圣贤的礼教早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了。罗淑的生人妻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的农村女性不断重复着祥林嫂这种只能充当物,没有获得“人 ”的资格的命运。在此,我们看到这种把妇女当作财产买来卖去,并不是某个集团或是某个人的行为造成的,而是一种社会问题,社会确立了这种在礼教包装下的野蛮的人口商品化的合法性和女性的“非人” 地位。鲁迅在祝福中通过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描写和对黑暗现实的批判,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社会历史命题:中国农村妇女的出路何在? 上世纪 40 年代的解放区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蓝图:它第一次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肯定了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男人一样的经济权力和社会价值。从鼓励妇女离开锅台下田劳动、男女同工同酬,到提倡婚姻恋爱自由乃至妇女工作协会及各类妇女工作机构的确立,男女平等成了解放区新的社会总体秩序的一部分,成为了一种制度。中国女性第一次逃脱了遭受奴役和侮辱的处境,告别了祥林嫂的命运。 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吹响了女性解放的号角,她虽然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但敢于以自由恋爱来对抗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当母亲要把她嫁给在阎锡山部下当过旅长的退职军官吴先生时,小芹的反抗终于从内心变成了行动。她对三仙姑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她和小二黑决定走登记结婚的婚姻自主道路,虽然道路非常曲折,但人民政府的鲜明立场,人民政权的威信,终于使坏人伏法,二诸葛和三仙姑都同意了孩子们的要求,使他俩成了村里第一对好夫妻。 “从小芹的身上,人们可以清楚看出:祥林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爱姑身上的无畏的反抗的性格在新的战斗的年月里已经获得合理的发展和成长了。 ”2 但深究下去,这个大团圆的喜剧并不能带给我们多少喜悦。谁也不能忽视,赵树理创作的灵感来源于一出真正的爱情悲剧。悲剧主人公岳冬至是一个英俊、勇敢的民兵队长,他与村里最俏俊的姑娘智英祥恋爱。这个恋爱受到了双方家长的反对,岳冬至最终被垂涎于智英祥美貌而满怀嫉妒的村干部挟私报复致死。小芹和小二黑幸福美满的结局是由于人民政府主持公道和支持婚姻自由的结果,这只无形的大手操纵了一切,那个美好的结局也如同夏瑜坟前那个幻影似的花圈,给了女性一个美好的梦想而已,而真正的女性解放道路又在哪里呢?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农村妇女同样站起来了。农村女性惊喜地发现,在“工农兵” 的组合中,农民形象的担任者无一例外总是女性。在传统农业文明中,土地和农民总是与男性相联系。 说文解字中说:“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 ”然而,上世纪50 年代开始,中国农村妇女开始大规模参加社会化劳动生产,通过“挣工分” ,取得经济报酬,尤其到了 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使妇女破天荒地第一次摆脱了家务劳动,和男人一样完全地投身到社会生产之中。 ”并且在“ 抽男换女”的口号下,妇女除了挑起农业生产的大梁外,又担任了驾驶员、保管员、饲养员、配种员的职责,形成了历史上农村妇女的第一次全面参与。那么,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就是妇女解放的标志吗?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确实大大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与此同时,由于农村在物质生活上的滞后性,党提出了消灭城乡差别的伟大目标,然而这一目标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这种差别的巨大。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是社会的先锋,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始终在向往获得城市户口,去城里工作。男性农民拥有这种改变身份的机会,正如男性的视觉形象的符号本来就是工人和军人。对于农村女性来说,除了被招为劳动强度极大的纺织女工以外,她们很难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因为妇女在结婚后,由于习俗一定要搬到丈夫的农里去生活。这样她在本村的土地权就消失了,她必须通过在丈夫农田里劳作去保住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同样,她的住房也是如此。如果她没有本人正式户口而住在城镇,就会失去她在丈夫村里的住房权。反之,男性则可以在外工作多年,但仍有权回乡或在乡下退休。其次,土地使用权是通过父子关系继承下去的,但政府的户籍制度规定孩子的农民身份是由母亲继承下来的。因而孩子在正式户口群体内取得受教育和医疗的权利,以及分得土地的权利,都取决于母亲留在农田里进行生产劳动。农村是落后的,男人们想进入城市,想进入国家的较高等级,那么土地这一不可消灭的不动产由谁来照看?妇女就被安置在了这个土地保护神的角色上,她凭借劳力在夫家保住土地权和居住权。只有在这一位置上,女性才拥有权威和尊严。可与“工” 和“兵”进行对比,与城市进行观照时,一切的权威和尊严即时被消解了。 时间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过了近七十年,新时期的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 “我国农村正处在自给自足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之中,这是一个大趋势,也是八十年代中国农民从事经济活动的一个总的背景。 ”这意味着大量农业人口将转移到城镇,而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样,生活价值取向已经城市化了的一批农村青年构成了一个十分特殊而庞大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身份依然是“农民” ,但他们再也不愿过父辈那种厮守于土地的贫困生活,准备不惜一切代价进入城市。高加林是这类农民的先驱者,承受着城乡分割造成的阶级差别并被进城欲望深深折磨。初中和高中,他都是在城里度过,他对自己和社会的深入认识,对未来生活的无数梦想,都是从那里开始的。在他身上映射出无数城里人的特质,这成了巧珍喜欢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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