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主观性”与历史阐释 吴晓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张江教授的论文, 提出了当前关于历史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 这个论题是以历史阐释为核心的它最关本质地牵涉到历史阐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问题。我高度赞赏张江教授以极为明确和尖锐的方式将此一问题公开出来, 并对问题的关键作出了积极的学理应答。我想就此议题谈一些自己的体会和认识, 并在观点上作一些发挥, 以就教于各位学者和同仁。在我看来, 所谓“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无非意味着对历史作单纯主观的阐释, 并且意味着这种主观阐释的极致;它在哲学上是以“坏的主观性”为依据的。“坏的主观性”是黑格尔的一个术语, 它意味着客观性或实体性的消逝隐遁, 意味着主观性的无限制发展 (主观性的发展成为一种“坏的无限性”) , 并且也意味着用主观性的集合或平均数来代替、来冒充客观性因此, 一句话, 它意味着主观主义的极致。在今天, 历史阐释中出现这种以“坏的主观性”来定向的历史观点, 并不奇怪, 因为现代性本身的发展已进入到终结阶段。在这个阶段上, 现代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客观的和实体性的东西正在解体, 而依然还在活动和起作用的便只剩下单纯的主观性了。所以“坏的主观性”也就在各个领域中表现出来。前一时期我们在上海曾讨论过两个颇为新鲜的题目, 一个叫“民粹主义”, 另一个叫“后真相时代”。并不需要太多的聪明就能看出, 所谓“民粹主义”或“后真相”在哲学上也无非是以“坏的主观性”为依归的, 是这种主观性发展到极致的必然结果。因此, 如果说民粹主义是“坏的主观性”在现代政治领域中的最终表现, 那么, 所谓“后真相”就无非是“坏的主观性”在现代认知领域中的最终表现。在这种时代状况下, 出现“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亦即把历史阐释完全建立在“坏的主观性”之上, 也就不足为怪了。主观性或主观自由在西方的轴心时代便已萌芽, 它尤其通过 1500 年的基督教教化而得到发展, 并在现代得以全面确立和充分扩张。可以说, 现代的主观性或主观自由不仅开辟出新的历史纪元, 而且创造出极为丰硕的文明成果。然而, 贯穿于现代文明之整个进程的主观性原则, 并非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坏的主观性”之上;虽说古典时代的某些理论构造 (例如契约论) 似乎以“坏的主观性”为基础, 但就哲学思想的总体 (它反映社会生活的总体) 而言, 主观性从而主观主义尚未无限制地激进化, 它依然使自身保持在与真理即客观的和实体性的东西的张力和统一之中。我们首先可以从笛卡尔的哲学那里看到这一点。他在特定的地方终止怀疑, 以便使思维主观性或主体性能够成为哲学之全部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但是, 为了使作为实体的“思维”能够和同样作为实体的“广延”彼此沟通和协调, 他设立了第三个实体, 也就是上帝。就此而言, 斯宾诺莎可以说是完成了的笛卡尔主义。而从莱布尼茨一直到黑格尔, 哲学在总体上保持了这样的格局和情形。在这些哲学家看来, 主观性的发育对现代文明来讲固然非常重要, 但基督教的实体性教义则同样重要, 因为主观性的集合并不就是实体性的东西, 倒是真正实体性的东西即真理应当反过来规定并限制主观性。这样一种哲学的格局大体上贯穿了所谓现代文明的整个古典时代。值得注意的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转折。伽达默尔在讨论 20 世纪哲学基础的时候认为, 20 世纪的真正开端是 1914 年, 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在那个时候, 出现了一种真正划时代的意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原先在整个现代文明中起支撑作用的实体性的东西, 如宗教、道德和客观性规范开始全面地失效和瓦解了。我们知道, 虽然这些东西在较早的时代也遭遇到批判, 但是, 在人们的一般意识中它们依然保持其为实体性的东西, 依然具有客观的效准。然而,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永久和平的理性设计, 以及种种关于“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全部破产了。如伽达默尔所说, 在以往, “资产阶级时代把对技术进步的信仰同对有保证的自由、至善至美的文明的满怀信心的期待统一起来, 但这个时代已经终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坏的主观性”才无限制地发展起来。能够表明这个重大转折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尼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尼采几乎完全不被人们所理解, 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尼采。尼采的思想理论, 往往只是在大学的某个文学系来讲。大多数人认为他是疯子,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 “他确实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人们突然重新发现了尼采, 他先前所说的“胡言乱语”一下子被人们理解了, 其中最核心的命题就是“上帝死了”。海德格尔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话题, 内容大致包括, 为什么上帝死了, 什么使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究竟意味着什么。按照海德格尔的深刻洞见, “上帝死了”意味着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的命运转折, 亦即意味着“超感性世界”的腐烂和坍塌, 意味着超感性世界不再具有约束力了它是表示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终结了, 特别是现代形而上学终结了, 因而它是表示:“欧洲虚无主义的降临”。如果“超感性世界”以及其中的全部普遍的东西、实体性的东西全都腐烂了、瓦解了、坍塌了, 因而并不再具有约束力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存留下来并且无度地发挥出来的就只能是“坏的主观性”了。我们先前在上海讨论“民粹主义”和“后真相时代”, 遇到了“坏的主观性”的历史表现;今天在张江教授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兼论相对主义的历史阐释 (1) 的文章中, 同样遇见了历史阐释中依循“坏的主观性”而来的理论表现。我完全同意张江教授的观点,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如果不是相对主义的极致, 不是主观主义的极致, 又是什么呢?当实体性、普遍性的东西全面瓦解之际, 就只剩下主观性还具有实际的效准, 并且演变为吞噬一切的“坏的主观性”。不仅如此, “坏的主观性”还制造出一种意识形态幻觉, 亦即用主观性的集合或平均数来取代或冒充实体性的东西或普遍的东西。但是, 这样一种取代和冒充即便我们依靠常识也能识别其谬误。例如, 我们有100 万种主观意见, 但是 100 万种意见的集合不会是真理。我们可以把它进一步扩大到 1000 万种或者 1 亿种主观意见, 但是 1 亿种主观意见集合起来仍然不是真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今天我们讨论“历史阐释的真理之源”问题, 这个题目涉及真理;而真理作为实体性的东西, 原先就被保持在超感性的世界中。如果实体性的东西腐烂了、坍塌了和不再具有约束力了, 那么, 现代性的终结阶段就意味着进入到“坏的主观性”的时代。我觉得像这样一种境况的出现并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东西, 历史哲学中的相对主义、主观主义或者各式各样的主观任意解释都会在这一阶段上出现, 没什么值得惊奇。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历史阐释不应当受到批判, 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复辟形而上学来开展出这样的批判。真正说来, 就像马克思的学说可以开辟出对“坏的主观性”的理论批判一样, 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将成为对它的实践批判。我在不久前的论文中曾提出下述观点: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然抵达现代性的历史限度, 因此,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 而且在于同时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张江教授对相对主义其实质是主观主义的历史阐释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意见, 我认为其观点是正确的, 而此种观点的基础则植根于当代世界的历史性境况, 可能要求着和提示着某种实体性、真理性、本质性的东西在历史叙述中再度出现。特别值得提一下, 张江教授今天讲到, 在相对主义的历史阐释中包含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对立, 例如, 历史阐释是不是理性行为、理性和精神是什么关系, 理性的目标是否真确, 等等。事实上, 黑格尔当年已经对这些问题有所讨论, 并指出:当我们陷入到“坏的主观性”之中去的时候, 它一定是自相矛盾的, 并且将自行解体。关于这种主观性的批判性见识,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有很多讨论, 他主要批评的就是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以原子式的个人作为前提, 以原子式个人之间建立契约关系来确定国家的实体性, 但是, 黑格尔完全正确地指出, 契约关系是以主观意志及其任性为前提的, 因而国家的实体性, 不是根据人的主观任意来建立契约的方式所能达到的。虽说马克思以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方式来批判社会契约论, 但在马克思看来, 社会历史中的普遍者同样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讨论中回忆过希腊世界的衰亡, 他认为, 正是因为“主观自由”的兴起, 最终导致了古代希腊的解体。当然, 那个时候的情景和今天的情景不一样。那时主观自由的兴起意味着, 在希腊特别是在雅典的伦理传统中出现了矛盾, 所以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作为一个悲剧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苏格拉底说出了已经在希腊伦理解体中出现的主观自由, 而雅典的人民为了捍卫其传统中的伦理实体性, 必须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在主观性的极致上, 张江教授上午讲到了种种矛盾, 如理性与非理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等, 都是非常要害的。这样的问题在主观性的极致中一定是自相矛盾的, 并且将趋于自行瓦解。例如, “怀疑一切”就是一种单纯主观的方式, 而“怀疑一切”的矛盾之处在于:“怀疑一切”的原理本身不能被怀疑。概括起来说, 我对张江教授的基本立场, 包括由之而来的许多观点, 都表示赞成, 可以提出的是两点补充和修改意见。第一, 张江教授特别诉诸“常识”。作为一个批判性的口号, 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它经常能够非常迅速地跟相对主义或者主观主义的历史阐述形成对抗。张江教授今天上午的报告表现了这一点。但是, 我认为, 仅仅诉诸“常识”是不够的, 还不足以真正克服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历史阐释。例如, 张江教授提到的某些问题, 包括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仅仅诉诸“常识”肯定不够, 因为主观主义者同样能够举出相反的例子来和你的“常识”对抗。而且, 今天构成我们知识界的“常识”东西, 实际上是现代性, 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 一般来讲就是如此。张江教授将“诉诸常识”作为口号, 可以迅速地构成一种对立, 而且能够相当机智地反驳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 我认为这是可取的。但是, 如果仅仅执着于“常识”, 则不一定有效, 像克里姆特、克罗齐、比尔盖等人的历史哲学都有其系统, 对于他们的观点并不是诉诸“常识”就能克服得了的。为了真正超越主观主义的历史阐释, 不仅需要理论, 而且需要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我们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说中能够体会到这样的原则高度。第二, 关于“历史事实”。张江教授赋予“事实”以最根本的意义并将之作为最坚实的根据, 我认为这是不充分的。换句话说, 我们不可能仅仅根据历史的事实来瓦解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 最多只能构成与其观点或论据的某种对立。单纯事实 (即单纯实存) 的观点包含着一种实证主义的趋向, 其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是:归纳主义以为, 通过对单纯事实的归纳可以达到普遍的原理;但已经证明, 无论这样的事实有多少, 都不可能从中引申出并建立起普遍的和实体性的东西。这个问题可以参考科学哲学关于归纳主义的讨论, 并且考虑归纳主义向证伪主义的重要转折。我的立场是:不是“事实”的观点, 而是“现实”的观点才是历史之客观阐释的真正立足点, 因为正是“现实”构成对“事实”或者经验事实的根本规定, 并使之作为本质的和必然的东西在历史阐释中被确定下来。在我们的想象当中, “事实”似乎是一个最坚实和稳固的东西,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伽利略为了反驳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理论, 到比萨斜塔上扔下轻重不同的铅块。把这个事实记录下来, 并且根据事实得出自由落体的新公式。但是, 在记载事实的时候, 人们只是记录了比萨斜塔的高度, 铅块的重量以及铅块落地所需要的时间等事实, 并得出自由落体的公式。但是, 作为事实, 人们为什么没去记录伽利略那天是否戴帽子以及穿多大尺码鞋子, 天上有没有白云飘过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