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清史 、清史工程与清史研究所 朱浒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摘 要：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出现新修清史的动议, 到清史工程的启动, 其间历经了约半个世纪的曲折。在此期间, 虽然这种动议一再受挫, 但以戴逸教授为代表的清史学者始终不忘初心, 一面努力开展清史研究、建设清史所等专门性研究机构, 一面多方呼吁、倡议启动新修清史工作。进入 21 世纪后, 随着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政策的出台, 以及清史学科的深厚学术积累, 清史工程终于得以启动, 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关键词： 清史纂修; 清史工程; 清史研究所; 作者简介：朱浒 (1972) , 男, 浙江杭州人,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清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E-mail:xnoghostsina.com收稿日期：2017-11-08The New Repair of Qing Dynasty History, Qing Dynasty History Project and The Institute of Qing DynastyZHU Hu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very first proposal af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build Qing Dynasty History, to the final start of the project, during which the twists and turns last for about half a century. During this period, though this proposal faced continuous frustration and setbacks, Scholars of Qing Dynasty History with Professor Dai Yi as the representative, one the one hand, carry out research and construct specialized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Qing Dynasty History; one the other hand, propose new suggestions and seek support from multi sides to start the new repair of Qing Dynasty History. After entering the 21 st century, along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polic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nd also the profound academic accumulation of the discipline, Qing Dynasty History Project was finally able to start and was hailed as the largest cultural proje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Keyword： compiling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History Project;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ceived： 2017-11-08于 2002 年正式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 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 国家投入经费之大、涉及部门之广、调动人员之多, 都是此前各类人文社科类项目所难以比拟的。该工程自启动以来的十五年间, 成为备受国内外瞩目的一个话题, 各类媒体上的报道屡见不鲜, 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传闻亦不绝于耳。尤其是关于新修清史的动议、清史工程与清史研究所的关系等问题, 各类媒体以往的报道大多失之于片段、零散, 且口径不一, 很多时候给人以颇为混乱和矛盾的印象。据悉该工程现已进入收尾阶段, 为了避免一些不确切说法的继续流传, 本文除系统整理权威机构曾公开发布的诸多相关史实外, 还利用了一些内部资料, 力图较为全面地揭示清史纂修从动议到实现的过程, 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此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条件限制, 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并不完整, 其中不足之处, 尚祈有识者指正。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纂修动议谈及新修一部清史的最初动议, 必须从清史稿说起。北洋政府于 1914年开设清史馆, 历时十四年, 到 1927 年大致纂成一部合乎传统正史体例的史稿, 但因时局变化, 来不及细加核改, 便匆匆推出清史稿而告终。虽然这部清史稿在清史纂修史上是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 也曾经为清史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然而, 鉴于这部史著从观点到史料、体例等方面, 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缺陷, 所以在国家和社会两方面都没有得到一部正史所应有的承认。所谓“第二十六史”的称呼, 大多是书商为推广发行而使用的宣传用语, 从未成为公认说法。就连当初的编纂者自身, 也不敢宣称清史纂修已经成书, 而只敢将此稿视之为“先导”, 书名亦明确加一“稿”字。北伐结束之后, 南京国民政府基于与北洋政府的不同政治立场, 很快公开表示了不承认清史稿具有正史地位的态度。不过,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条件, 也同样无法为完成一部更为完善的清史提供保障。这就决定了整个民国时期的清史纂修活动, 最终不得不以这部清史稿而草草宣告收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史学界, 都很快注意到了民国时期清史纂修的不良状况, 故而出现了重新纂修一部清史的声音。不过, 从这种声音的最初出现, 到清史工程的正式启动, 其间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这一历程艰苦且漫长, 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曲折回旋。大体上, 这种希望与坎坷并存的状态约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才终于出现了曙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率先提出重新纂修清史问题的是政府高层人士。20 世纪 50 年代初, 身为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同志便向中央建议修撰两部史书, 一部是党史, 一部是清史, 作为两个大型文化工程。董必武同志之所以这么早提出修撰清史的任务, 除了根据中国“易代修史”的长期传统外, 还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因为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也在开展编修清史的工作, 试图以之作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争夺正统地位的一个手段。因此,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百废待兴, 事实上也不可能立即将纂修清史的工作付诸实施, 但是中央政府并没有忘怀此事, 在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初步稳定以后, 便把纂修任务提到了工作日程上来。1958 年, 周恩来同志委托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具体考虑怎样开展纂修清史的工作。吴晗接受这个任务后, 与郑天挺、戴逸、任继愈等学者进行了相关的探讨, 并制定了一个很大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准备设立清史馆, 网罗大批翻译人才, 除英、法、德语外, 还需要满语和蒙语等语种的翻译, 总共需要 100 人的规模;此外还计划招收一些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 进行清史方面的专门培养, 等等。然而, 由于紧接着就遭遇到三年困难时期, 所以这个计划只停留在纸面上, 并没有来得及进行实质性活动。不过, 这个计划也表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清史纂修问题已经开始进入操作层面的考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也对清史问题表示出了格外的兴趣和注意。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刘大年教授向戴逸教授回忆, 在困难时期过去以后, 毛泽东同志有一次跟范文澜谈话时曾说, 他本人今后退居二线, 管的事情少了, 想多读一点清史的书。毛泽东同志对清史的这种关注, 很可能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形成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 他的秘书田家英在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同时, 又一直对清史研究情有独钟, 不仅收集了很多清人的书法, 而且对清朝的人文风俗非常熟悉。据戴逸教授回忆, 他曾经听过田家英的演讲, 对其熟悉清史的程度感到惊讶。尤其是田家英对清朝的文籍如数家珍, 有些甚至连作为清史专家的戴逸教授都不太知道。据田家英的女儿曾自女士回忆, 田家英一直有志于写一部清史, 还曾把这种想法和毛泽东同志谈过, 并得到首肯。在很大程度上, 正是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圈子中存在着的这种对清史的浓厚兴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终于正式启动了一次纂修清史的尝试。这次尝试性行动出现在 1965 年。是年秋, 也就是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抛出前两三个月的时候,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纂修清史问题的部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 该委员会共由 7 人组成, 分别是郭影秋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 、尹达、关山复 (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刘大年、佟冬 (吉林大学清史专家) 、刘导生和戴逸。其中, 戴逸是最年轻的一位, 时年仅 39 岁。此次部长会议还决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成立清史研究所, 作为纂修清史的基础单位。这次会议结束后, 由于郭影秋同志当时正在北京前沙涧搞“四清”活动, 因此由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同志在国庆节之后向戴逸传达了这个会议的有关决定, 并一同在中国人民大学城内校区中选定了一个地方, 即沙井胡同和蓑衣胡同一带, 准备筹建清史研究所。不幸的是, 这次筹建行动还没有开展就很快流产了。本来, 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已经很紧张, 所以周扬在召开这次清史编纂会议时, 就有意没有邀请当时两位著名明清史专家吴晗、郑天挺参加, 因为他们都是党外人士。可是, 仅仅两个月之后, 即当年 12 月间, 姚文元那篇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以后, 外部形势发展急转直下, 很快对清史纂修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致使整个工作陷入停顿。不久后, 连清史研究所筹建活动依托的母体中国人民大学也被勒令解散。二、改革开放后的纂修动议改革开放之初, 学术界就出现了要求纂修清史的呼声。1979 年, 一封建议国家纂修清史的人民来信直接寄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手中, 邓小平同志很快在这封人民来信上作了重要批复, 并将其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处理。接到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后,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常委兼副主任刘导生同志向戴逸传达了这个精神。虽说这封人民来信到底出于何人之手, 始终无人知情, 但无论如何, 以此信为契机, 纂修清史的动议得以被再次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纂修清史的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 根据历史研究所王戎笙研究员回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 1979 年成立了一个由 5 人组成的清史编纂规划小组, 经过大小会议的讨论, 起草了一份清史编纂规划 (草案) 。同年, 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 这个规划草案被提交给大会讨论, 但最终审议的结果, 并未能就此规划立项。至于未能立项的原因, 按照王戎笙的说法, 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家拿不出足够的经费支持这一重大项目, 专题研究不充分, 许多清代史料特别是清代档案还没有进行大规模整理, 对国外及港台地区清史研究状况所知甚少, 规划草案本身也不完善, 等等。尽管 1979 年的讨论没有形成任何实质性结果, 但纂修清史的动议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