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春风尚到政治意志:周恩来的体育生活 贾临清 山西大学文学院 摘 要： 无论在学生时期, 还是在职业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生涯中, 周恩来总是从国家需要的角度认识体育运动的价值和意义, 要求体育事业以促进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为目标。“把体育运动和国家前途连结起来”是周恩来体育观的核心。在它的指导下, 周恩来的体育观无论是强调个人强身健体, 还是号召人民增强体质, 或者鼓励竞技体育项目取得好成绩, 都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以及对体育运动规律的尊重。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总理身份, 使得周恩来的体育观虽然融入了他个人对于体育运动的体会和认识, 但在很大程度上, 依然是其政治观、外交观的组成部分。关键词： 周恩来; 体育观; 国家前途; 外交; 政治性; 作者简介：贾临清, 女, 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中外新闻史等。From the Youth Fashion to the Political Will:The Sports Life of Zhou EnlaiJia Linqing Abstract： No matter what time period he was in, Zhou Enlai always knew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alism, and sports is conducive to national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sports and national future together is the core of Zhou Enlai sports view. Under the guidance of it, Zhou Enlais sports view emphasized individual physical fitness, called on people to build their bodies and encourag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to get good grades. All reflect the strong political nature and respect of the law of sports. Given the time background and his social status, Zhou Enlais sports view reflecte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ports, but to a large extent, was still part of his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views.Keyword： Zhou Enlai; sports view; the states future; foreign relations; political; 对于“周恩来与体育”这一课题, 学界关注不多:在知网上以“周恩来”“体育”为篇名主题词进行搜索, 从 1984 年至今, 只有 18 条论文记录;1997 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研究述评涵盖了周恩来逝世后 20 年间相关研究的所有方面, 却无一与体育有关;2013 年, 在上一届会议召开十年后, 第四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 会议论文集收入了 120 篇论文, 只有1 篇与体育有关。其实, 作为开国总理, 周恩来在任 26 年。这段时期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影响深远, 而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无可取代。体育事业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从周恩来研究的角度, 还是从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史研究的角度, 梳理并思考周恩来的体育观, 都有助于我们反思历史, 认识现在, 展望未来, 值得学界重视。一、南开学校体育传统对青年周恩来的影响1910 年秋, 12 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 先铁岭后沈阳, 跟随伯父开始了辗转求学的生活。为了适应东北的环境, 周恩来无论冬夏都坚持室外体育锻炼, 但真正打下受益终生的体质基础, 还是在他进了南开学校以后。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近代欧美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 校长张伯苓是我国近代体育运动的一位倡导者。他认为在应该并进、不可偏废的德智体三育中, “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 1而“不懂得体育的人, 不应该当校长”。2他身体力行, 在南开学校刚建校时, 就曾用鸡毛掸子架在桌凳之间, 教学生练习跳高。3所以, 南开学校十分重视体育教育, 运动设备和场地在全国同类学校中首屈一指,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 很大一部分与体育有关。周恩来当时在校报校风当记者, 采写了大量反映学校生活的报道, 从中可以看出, 南开学校在严格的体格考试之外, 经常举行各种规模的运动会, 有全校性的, 也有班与班之间的, 还有各班、各学会自己组织的;各运动队还经常走出去或请进来, 与外校进行运动交流。运动的项目很丰富, 有各种距离和形式的赛跑, 以及铁球、铁饼、跃高 (即跳高) 、跃远 (即跳远) 、撑杆跳、足球、手球、棒球、挖力球 (即排球) 、筐球 (即篮球) 等。在 1916 年 5 月举行的“北部学校联合运动会”中, 南开学校“幸居首冠”, 周恩来以“华北大捷”为题头条报道, 详细介绍了运动成绩, 完整追踪了全校上下欢迎、庆祝的盛况, 感叹“运动之价值, 诚非他项所可比拟矣”。4浸染于南开学校浓郁的体育氛围之中, 周恩来最大的收获便是体质的加强。在正常的体育课程之外, 他不仅密切观察积极报道, 还直接参与和组织体育活动。他曾向当时名扬京津的武术大师韩慕侠学习拳术, 5也曾“为良材惜, 且为校中忧”, 力劝好友加入学校足球队, “驰骋津门, 外播海外, 南开之誉, 闻足球队诸健将其中效力之一”;6还曾以旅行为假期最为适当的运动方式而盛邀友人:“吾兄学识文章, 足可睥睨一世, 而于体育一门, 则稍有缺憾, 此弟之所急欲阁下俯允斯议, 以见诸实行者也”。71916 年 2 月, 寒假期间, 周恩来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演剧活动, 为即将在春季举行的“北部学校联合运动会”而募捐。8南开生活培养了周恩来的运动习惯, 五四时期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入狱期间, 他还和一同入狱的同学们一起, 坚持“每天八点半柔软体操”;9留学日本时, 也在艰苦繁忙的学习之余坚持运动。10新中国成立后, 周恩来曾多次表示, 自己身体素质的基础是在南开学校时打下的。1954 年 2 月 21 日, 周恩来在政务院第二百零五次政务会议上讲话, 谈到增强人民体质问题时说:“先天体质弱可以锻炼。我自己在未进学校以前, 受封建家庭的束缚, 身体很弱, 进了学校以后就改变了”;111958 年 5 月 29 日, 周恩来在与国家体委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说:“学校体育必须从小学搞起, 我自幼体弱, 小时候受国民军事教育, 在南开中学常锻炼, 身体好了”。12其实, 在南开学校期间, 周恩来虽举校公认多才多艺, 但他的体育成绩并不突出。可就是在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 他不仅增强了体质, 体育观也初显轮廓。在邀请好友参加足球队时, 他以“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一校荣辱, 学生均负”为重要理据;13约友人春假旅行的目的, 也不仅仅是为了修养身心, 还因为“当兹神州存亡危急千钧一发之秋, 吾党青年, 正宜努力前途, 以作砥柱中流自任, 则博闻强识, 尤非仅限于课本中”。14可见, 在周恩来看来, 体育运动不仅仅与个人体质有关, 更关系到学校荣辱, 国家前途。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认识, 固然有其个人成长经历的独特性:家庭变故, 十岁当家, 十二岁开始外出求学。动荡不安的生活和求学经历, 使他早早体会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却也开阔了社会视野, 增强了国家意识, 树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信念;同时, 更与南开学校的培养有关。南开学校的校训是“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 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15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南开学校不仅重视培养学生的“完全人格”, 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 更重视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社会责任。在这里, 周恩来的性格、思想都得到了全面的培养, 不仅“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追求更加明确和自觉, 关于“体育之价值”也有了深切体会, 这些都对其体育观的初步形成及后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二、周恩来体育观念中的政治第一性原则从南开学校毕业后, 周恩来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的革命人生。动荡时期尤其是战争年代, 周恩来与体育方面的关系鲜少记载, 但还是能从一些零星信息中看到, 体育依然存在于他的生活和工作之中。比如, 1939 年, 他右臂骨折, 为了不影响工作, 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辅之以经常的锻炼。1943 年, 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 周恩来制定的我的修养要则中, “健全自己身体”仍然是七项内容之一。16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 身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千头万绪中全力所抓的三件大事是“建立政权, 树立国际阵营, 恢复国民经济”, 17在体育方面也进行了组织建设。1949 年 10 月 26、27 日, 中国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1952 年 11 月 15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19 次会议通过, 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 (1954 年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体育组织的建立, 使得新中国体育事业开始有序发展, 一系列体育规章制度陆续出台, 比如 1951年 1 月首先在北京开始推行“体育锻炼标准”, 同年 11 月 24 日, 第一套广播体操公布并推行;1954 年 5 月 4 日, 中央体委公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 (简称“劳卫制”) 的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 又与教育部等单位发出联合指示, 将在中等以上学校中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周恩来非常重视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 因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目前的任务是要发展生产, 加强国防, 这都需要我们有健康的身体”;18而在竞技运动方面, 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就结合当时的世界形势和国家发展需要, 赋予其特殊使命, 让它担负起了文化外交的重任。在国际政治中, 文化外交是一种柔性却有效的外交形式, 在增进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树立本国国际形象, 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核心决策者和最高执行者,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就明确地把创造一个有利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目标, 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一再强调:“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 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 然后外交跟上来”。19所以, 虽然新中国体育事业还很弱小, 他还是抓住一切机会让其发挥作用, 以配合国家的外交战略, 服务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发展的需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场著名的“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1971 年春, 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当时, 中苏关系严重恶化, 中美关系和缓的进程十分艰难, 中日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日本右翼势力和民党特务活动猖獗。因此, 尽管这是“文革”开始后中国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比赛, 但严峻的国际形势压力下, 还是有不少人持反对态度, 甚至在中国队已正式报名, 并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之后, 国家体委内部还有争议, 而且反对者占了多数。周恩来主张参赛。在他看来, 这并非一次普通的乒乓球比赛, 而是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 必须从政治高度去重视和应对。他专门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商讨有关问题, 研究外交对策, 还亲自接见即将出征的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比赛结束后, 我国按计划邀请英国等五国乒乓球队赛后顺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