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交融视阈下的战略互信 詹小美 王仕民 在全球、区域、国家、地方等空间形式的互嵌与交错中, 一种新的反全球化力量演化成了“逆全球化”形态和趋势, 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反精英主义导致的全球化退潮, 以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的改变影响着国际秩序的空间格局。在崛起与裂变碰撞的新一轮全球化时代, 中国方案具象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文明互鉴的相向而行,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推进中, 推动了区域发展与全球治理模式探索的新对接。由此出发, 客观看待中国方案价值诠释与价值认同在空间延展中的交互交融, 从空间的视角审视“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战略互信问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空间转换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 是“一切物质系统中各个要素的共存与相互作用的标志”, 它“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 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与社会经验的产物”。基于对时空的内在联系性和互为因果性的揭示, 马克思认为, 人类活动的“空间”实则是一个从“地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思想理念、又是一种社会实践, 集资本扩张的经济过程和权力碰撞的政治过程于一体。很长时期以来, 国家疆域与经济空间的大体一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作为区域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位置、连接要素和运动方式的反映, 经济空间的传统区位往往以民族国家资源占有的形态、地区间相对平衡的关系以及经济扩散地域的对接, 观照着不同国家区域条件的特质、物质生产的过程以及空间实践的结果。然而, 资本发展的逻辑需要摆脱时空的限阈, 资本增殖亦要克服交换的时空间距以赢获更大利润, 全球化正在进入“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状态, 正如福柯所言, “当今的世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从概念层面看, 经济全球化起初指向的是作为全球“核心”的西方国家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动的历史过程。跨越国家和地区间的资本、商品、信息、服务和人员的全球性流动, 塑造了“全球区域一体化”的内生系统和外衍关系。伴随着国家控制边界的经济、政治等能力的相对“弱化”, 由此引发了各种力量为获得空间权力而展开的竞争。在这个意义上, “旧全球化”实则是以要素流、交通渠道、生产、交换和扩散方式为主的全球性建构, 弱化了民族国家的传统功能和国家存在的地域性意义。在以广泛劳动分工为主的世界体系中, 居于全球中心的西方大国垄断了全球化的知识密集型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供给, 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逆向”的资源流动, 从而使一些民族国家被迫卷入世界体系中, 并处于沃勒斯坦所描述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在“中心边缘”结构所揭示的世界图景中, 富裕只是“中心”的表象, “中心”对“边缘”的支配和“边缘”对“中心”的依附, 表明“边缘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时必须承受来自“中心国家”所施加的影响。就此意义而言,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体系暗含着国与国之间的等级与从属, 其“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和冲突, 凸显了国际关系中利益分配的事实性差距。在持续不断的社会变迁中, 反全球化的力量以“逆全球化”的方式, 重新赋权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与地方层级, 试图超越“旧全球化”时代奠定的“资本生产市场”一体化, 重新定位“新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秩序。全球化的退潮, 首先归因于处在弱势边缘地位的国家由于社会状况的分化、生活机遇的消减以及社会群体冲突而引发的诸多矛盾。与此相系, “旧全球化”体系所派生的地缘政治冲突、恐怖主义挑战、全球治理失衡及社会抗议、贸易争端、族群冲突、宗教对立, 等等,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低迷、难民危机加剧的“新全球化时代”, 各国逐渐在移民、投资、监管政策制定层面出现“去全球化”倾向。由此可能导致的后果是, 民族国家政治趋向于保守、经济整体趋于内向、国际贸易萎靡不振、国际投资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种与全球化相悖的回缩行为, 不仅产生了与“逆全球化”相应的政策供给需求新调整, 而且导致了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空间的新革命与新改组。在现实性上, 全球空间呈现出的新的结构性失衡, 引发了全球化过程中“赢家”与“输家”的尖锐对立。在以现代化为主题的全球化进程中, 现代化的“输家”引发了“逆全球化”思潮的涌动。如果说“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聚类构成了全球化时代重要的理论分歧点, 那么“新全球化时代”以“民族主义”面目重新崛起的形式, 则在某种程度上表征了“社群主义”影响力的增强。在“新全球化时代”, 一体化与多样性的竞争、合作与冲突的博弈, 均通过经济活动重新定位了经济空间, 进而影响了政治空间。它“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 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经济空间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势回归。与“旧全球化”伴随的全球贸易体系失衡、发展空间压缩、市场环境萎缩、生产要素移动受阻、资源环境透支、产业发展不振、产业空心化增强等问题, 凸显了规制型贸易保护主义, 加剧了反国际贸易的情绪, 诱发了“新全球化时代”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利益分配不均与贫富差距悬殊, 不断加剧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冲突, 反对开放市场、反对工作机会输出、反对移民涌入, 等等, 这不仅延续了“旧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的不对称性, 而且加剧了“新全球化时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各国逐渐显现的“危机干预”机制直接作用于对外政策, 不仅未能有效消解由此导致的负面影响, 而且式微了贸易防护性改革。受此影响, 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地区精英期许以壁垒高筑、自我孤立和歧视性采购政策, 回应以国家边界和民族独立为特征的民众的要求, 藉此区别以往全球化所主张的“一体化”。政治空间上民粹主义政党的强势崛起。与“旧全球化”相衍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 在经济低迷、社会分层固化、失业率攀高、难民危机的综合作用下, 极大地助长了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排外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主流政党和全球精英应对“逆全球化”的乏力, 导致了“新全球化时代”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势扩张。政治层面上的“右转”, 不仅在现实性上导致了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政治运动和政治策略的出现, 而且从根源上助长了保守主义情绪与威权主义氛围的产生与形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较量、管理者与参与者的制衡, 不仅影响了既存的经济格局, 而且使得传统的政治秩序处于动荡状态, 催生了“想象的共同体”与“次国家认同”此消彼长的民族主义运动。由此出发, 民粹主义政党常常以全球化主流精英反对者的面目出现, 并将自己装扮为“新全球化时代”的“人民的真实代表者”, 将建制派归属于与人民相对的“他者”, 重新划分和诠释了“我们”与“他们”之别的群体关系, 激发了“新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的结构性对决。英国脱欧重挫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全球化时代区域一体化, 诞生于欧洲政治联合的理念与实践。具有统一国家联合体意蕴的欧盟, 根植于成员国国内经济的权衡和国际政治的考量。然而, 在“新全球化时代”, 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对决, 深刻反映了欧洲人民对于区域一体化作为全球化必由之路的质疑态度, 这引发了关于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内在关系和层次链接的争议。在“新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与传统相对的经济保护主义、政治民粹主义和世界精英主义的博弈, 使“少数权利”上升为“多数统治”。这深刻阐释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就此意义而言, 英国脱欧折射了“新全球化时代”对全球化进程的“逆转”, 脱欧的意愿呈现了民族国家、市场经济、自由主义面临重大调整的事实, 以及西方大国既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又是“去全球化”的推动者的角色定位。二、新全球化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信任结构新旧全球化转换的阶段性特质, 表征着全球发展的推动力由西向东的转变、国际秩序由“中心”支配“边缘”向平等互惠的转变、西方模式导引的“虚假”的全球化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转变。在现实性上, “新全球化”带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定位和结构性变化的新趋势, 这种“逆全球化”与其说是全球化终结的产物, 不如说是全球化进入了调试和整合期后所产生的结果。毋庸置疑, 作为体现现代化发展内在趋势的全球化, 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社会进步的重要助力器和人类发展的总目标。就此意义而言, 全球化的技术创新不可逆转, 全球化的信息传播趋势不可逆转, 其所导引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的全球互动更不可逆转。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倒退直接挑战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增长动能转换乏力、经济增速变缓, 旧动能衰减、新动能式微, “逆全球化”的汇率战、贸易战、资源战、货币战等都使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低潮。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减速、扭曲、碎片化的新时代, 中国方案以“坚定不移的推进经济全球化、引导经济全球化的走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聚焦人类共同价值合作共赢的“类思维”, 打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合作、治理、发展的新模式。中国方案倡导的“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以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人与对象的本质性交换诠释了人类文明锻造的新形式、和平发展的新内涵和文化交融的新路径。“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全球化时代”中国方案的实体化和具象化, 内蕴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体现在行为主体、结构关系、价值规范所导引的国际秩序中。“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了中国价值观“和衷共济”的核心要义、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内生吸引力与外衍感召力。其所倡导的文明互鉴, 主张不同文明主体的彼此承认、平等交往、理解沟通和优势互补, 彰显了中华民族敢于担当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使命。文明的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之上的“对话”, 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方案以精神共同体与合作共同体的统一、利益共享与权责共当的辩证、相互依存与互为因果, 诠释了战略内容的开放包容、战略导向的互学互鉴与战略归旨的发展共生, 表征了人类社会命运与共的相向而行, 并在实践的层面彰显了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者、在谋求本国发展时带动他国发展的同舟共济精神。在列斐伏尔那里, “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空间中的移动和位置关系也是社会关系的再现”, 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 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在一定意义上, “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方案空间实践的基础仍然是相互承认的关系。受此影响, “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不断地经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 我们只是在这个意义上, 才说社会系统存在着结构性特征 (structural properties) ”。客观上来讲, “一带一路”倡议延展于以时空关系相续的空间格局中, 作用于自然与社会互构的空间系统里。其承认、交往、沟通和互补的战略意涵, 内蕴全球、区域、国家、地方的单元嵌套, 发展于经济的区位涵养、政治的社会实践和文化的价值投射;其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的目标归旨, 不仅以“一带一路”沿线文明主体发生的关系形塑文明互鉴的整体, 而且以地域范围集聚的规模演绎相向而行的层级。据此产生的交往与交流、比较与合作、竞争与共赢, 塑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彼此信任的结构, 这是人类社会首次提出的平等互利的全球发展方案。在现实性上, 作为“新全球化时代”中国方案的“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于经济空间的融通。经济空间是资源开发和经济活动的场所, 表现为区域载荷的经济地域、空间分异的组织关系和经济单元的事实划分, 其等级、规模、体系和形态, 以经济单元要素流和交通渠道的支点, 表征着生产、交换、扩散的区域特质和地理空间。事实上, 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产物, 不同的经济空间往往以已有的、具体的区位条件确立进行经济秩序、展示经济内容, 其局部与整体的经济对接, 更多地指向了区域与世界的经济整合和发展向度。“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方案的经济战略, 涵盖了不同文明区域的点、轴、面, 它以位置、距离和方向的空间定位连接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