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互补性与本土性汪丁丁发布时间：2001 年 05 月 11 日内容提要知识经济学经过哈耶克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的研究已被经济学家们认识。本文所做的是对知识的互补性和本土性的哲学和经济学的讨论，提示“知识”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科学与人文涵义。在分工的社会里，如果每个人只是占有人类社会全部知识的极小片断，那么社会怎么可能协调这些分工呢？如果保留“作为过程的市场”这个前提，这个问题的解答就可分为两个小问题。一个是新观念的发生学问题，第二个是新观念的传播学问题，本文提供了对新观念发生学问题的一个解答。“知识就是力量” ，应当修正为：知识仅当它被本土化时才是力量。当人们意识到大脑理知能力的局限性时，对权力（首先是经济和政治的权力）的追求转化为对专业化的追求。我的观点是：在一定条件下获取知识的经济行为可以导致知识的局部化和本土化。这相当于经济学家所说的专业化。另一方面，没有分工和专业化，知识就难以深入，于是知识的局部化成为一个趋势。知识的局部化并不意味着知识传统对外界的封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知识互补性观念的辩证发展，它提供了在不同的知识传统之间交流的经济激励。知识的互补性有两种形式：同一类型知识的不同知识片断之间沿时间的互补性（简称时间互补性）和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之间在空间上的互补性（简称空间互补性） 。在局部化过程中，起作用最大的是同一类知识沿时间的互补性。一、 引言知识互补性这个观点至少有三个来源。其中两个来自关于技术进步的经济学。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来自哲学。经济学家总是倾向于接受阿罗 -罗迈尔的基于知识的溢出效应 对收益递增现象所做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每一项新的资本品中所包含的新知识，由于享用这一知识的非排他性，最终得以帮助每一个经济主体改善其生产效率(Arrow， 1962; Romer，1986，1990) 。经济学家之所以如此广泛地接受这么一种解释，理由在于，当我们把收益递增全部归因于知识的溢出效应 时，我们可以保存新古典生产函数的 凸性，从而保证市场竞争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虽然，有人已经证明在有溢出效应 的场合，一般均衡的解通常可以是无穷多的(甚至是连续无穷多的)。如果一个理论的解居然可以是连续无穷多的，换句话说，任何可能的情况都可能在这里发生。那么这个理论的解释力还能够剩下多少呢?所以我们不妨认为，通常称为新增长理论 的，基于溢出效应的收益递增理论只是形式上延展了新古典经济学，它并没有获得实质上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商学院的企业专家们喜欢谈论我所谓的庞巴沃克- 阿瑟解释。这一解释强调技术进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锁入效应 ，它无视知识的溢出效应 (Bohm-Bawerk，1890; Arthur，1989; North，1990)。锁入效应最终的论证导致将收益递增归因于特定知识传统的内在结构。这也是我这篇文章所持的角度，虽然，单纯的锁入效应 理论，虽然可以被纳入经济史论说，但仍嫌过於狭隘以致难以用来分析知识 概念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社会科学与人文涵义。内在结构理论相对于溢出效应理论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前者在逻辑上更加清晰和彻底，它只需要论证它自身的结构，而不需要涉及技术在整个社会内的扩散过程。同时，当我们需要经验地追究一项技术创新的经济效果时，依据技术知识的内在结构往往比抽象地假设一个空泛的溢出效应 要切实得多。尽管这一优越性也有它的代价。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基于知识内在结构对收益递增所做的解释往往破坏了生产函数的凸性 。不过这一看法从来没有被严格地证明过。这篇文章将按照现代哲学认识论的观点重新阐释笛卡儿关于知识互补性的陈述。关于知识互补性的看法，虽然见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话语，例如贝克尔等人的文章(Becker et al， 1992)，但始终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以致没有办法得到蕴涵其内的丰富的社会理论的和制度经济学的意义。笛卡儿在他的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反复批评当时流行的观点棗在科学中实行分工是理解世界的最好方式。他认为，一切科学最终是相互联系着的，所以对于我们的心灵而言，最好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应当是把握人类全部科学知识，而不是将它们分裂开来。从笛卡儿的时代以来，人类知识的总量已经增长得如此巨大，没有任何心灵能够把握哪怕是这一知识总量的极小的片段。心灵的全面启蒙，这个启蒙时代的思想大师们所追求的境界，对今天的大多数学者来说只是美好但不现实的梦。今天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纪律，是技术语言的独断，这些生存方式早已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核心部分。换句话说(所谓后现代话语 )，我们可以认为，审美的生活态度已经逐渐被在 知识意志掩盖下的权力意志取代(Nietzsche，1967; Habermas，1987)。知识就是力量应当修正为 知识，仅当它被本土化时才是力量。当人们意识到大脑理知能力的局限性时，对权力( 首先是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的追求转化成为专业化的追求。 我在这篇文章里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获取知识的经济行为可以导致知识的局部化 或本土化。这是一个在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和哲学认识论等领域中得到广泛使用的术语，它相当于经济学家所说的专业化 。知识的局部化不意味着对知识传统对外界的封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知识互补性-观念的辩证发展，它提供了在不同的知识传统之间交流的经济激励。劳动的分工被异化成为知识的分离 ，这一点很早以前已经被哈耶克 (1937，1945，1952)指出来，当做一个其重要性超过了劳动的分工 本身的经济学问题，他并且指出，经济学还远没有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哈耶克自己也没有提供这个问题的满意的解答。他甚至没有按照可以解答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哈耶克的问题是：在一个分工社会里，如果每个人只是占有人类全部知识的极小片段，那么社会怎么可能协调这些分工呢?在哈耶克看来，全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对这个问题(看不见的手) 的解答是完全不着边际的。因为新古典理论一开始就假设每个经济行为人知道全部市场价格，并且假设了一个有权力调整市场价格的万能的喊价者 (auctioneer)。这就已经把做为 过程 的市场从哈耶克的问题中假设出去了。为了回答哈耶克的问题，我们必须保留做为过程的市场 这个前提。但是市场做为过程 ，这是一种 演化的观点。关于演化的种种理论自八十年代以来始终在试图回答演化观点自身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着比哈耶克的那个问题更加清晰的形式。任何一种演化理论都必须回答的这个基本问题是：如果一个群体的所有个体都被限制在一个知识传统的内部思考和交流，那么个体怎么可能产生和传播新观念呢?这个看上去平淡的问题，其实有着深厚的哲学阐释学背景，并且直接联系着传统悠久的，以存在 为核心问题的哲学叙述。如果一个人所能够想到的和能够说出来的都是早已被同一个知识传统里的其他人反复想过和说过的东西，那么他能够思考和说出一个新 观念吗?或者用更加哲学的话语，一个人怎能突破他自身历史的视界，并且进而改变这一视界呢?这么一个问题在演化理论中被传统地分成两个子问题来解答。其一是所谓新观念的发生学问题。其二是所谓新观念的传播学问题。我的文章只关心第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知识传统在一个人进入劳动分工的博弈之前很久就存在了，那么这个人的最大化决策将被这个知识传统所限定的他的视野 也叫做视界所塑造。换句话说，个体在博弈中的决策是由博弈的信息结构塑造的。那么个体怎样突破视界 呢?个体怎样在信息集 之外思想呢?个体怎样去想那 不可想象的东西呢?这个问题在非对称信息博弈中相当于如何理性化处于均衡路径之外的非理性决策?这个问题。这类问题对不熟悉西方思想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很不成为一个问题 的。因为中国传统中早就有 直觉， 悟，感通 ，这样一类思维方式。至少我们不决然否认心灵通过这类思维把握真理的可能性。因此，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受到传统视界 限定的个体，完全可能通过 顿悟来感通到西方人认为是 彼岸的东西。我在这里的讨论不能不首先将这类东方思维排除出去，为了逻辑上的清晰。须知，逻辑 这个东西原本就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是逻各斯在心灵里的形式。因此当我们必须讨论学理或需要逻辑道理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排除东方类型的思维。当代认知科学关于新观念在人心中生成的过程提出了三个主要结论。首先，如果一种现象模式反复出现，那么心灵倾向于创造一个新概念来把握它。这个结论不外乎休谟的因果性联想，只不过按照叔本华的理解，这里的现象联系由于反复出现而获得了某种 稳定性，从而与幻觉相区分。第二，心灵对于一种新的现象模式与一种已知的现象模式之间的相似性比较敏感，倾向于创造新的概念或者修正老的概念来把握这两种现象模式。这个结论也没有超出休谟关于心的哲学的应用。第三，心灵倾向于把新的现象同已经知道的曾经为人带来好处的现象模式联系起来。越是曾经带来重大收益的现象模式，越容易被心灵敏感地拿来对新的现象进行整合。上述的第三个结论要求经济学的和哲学的解释。这一解释或许可以提供对新观念的发生学问题的解答。我对这一认知科学结论所做的经济学和哲学解释，提供了对新观念何以发生的问题的一种解答。在我看来，一个知识传统的形成应当基于下列三个必要条件：(1)任一个体的心灵，受到理解和记忆能力的限制，从而不得不在获取知识方面实行分工;(2)在分工获取知识的人群里共享着一定的制度知识 (例如语言 ，例如倾听的意向) ，从而使个体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 ;(3)关于同一类型的知识的各个知识片段之间存在互补性(例如数学知识里的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之间的互补性)，以及在不同类型的知识传统之间存在互补性使得个体对其工作性质的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这两方面的知识互补性提供了经济激励(利润) 使个体愿意承担风险去体验其个体经验之外甚至其知识传统之外的新事物。正是知识传统的这第三个必要条件，构成了这篇文章的主题。学习数学知识，做为一个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来理解知识互补性。假定我从来不知道乘法运算。我所知道的全部数学就是 加法，也许还有 减法。假定我日常的数学问题是把一千个一 加在一起。这里顺带指出的是，任何关于知识的规模效益的假设，不论是收益递增 还是收益递减，都可能是错误的。首先，我根本不知道使用 乘法可以为我节约多少计算时间。其次，我不知道需要耗费多少时间才可以发明或学会那种叫做乘法 的新运算方法。事实上，在所有那些被我相加的 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这种相似 关系将随着我做加法次数的增加而变得越发明显。可以断定，当我的心灵终于(经过许多次体验，达到某个经验阈值 之后)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相似关系时，我总可以发明或者从其它知识传统那里学习到乘法 运算。这样一种演进的内在关系说明，获取知识的行为可能一开始并不经济，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可能成为经济的。所以，关于获取知识的经济行为的规模收益 的任何假设都注定不成立。因为 规模收益的递增或递减性，在这里不可避免地是内生的 并且是不确定的，而不是外在地假定的。事物的 逻各斯( 或者知识的 内在结构)必须通过时间的展示给心灵，而且展示的速度是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一个知识传统是由许多个体的学习过程来保持的，同时，如果存在着交流并且允许新观念传播和引发均衡的转移的话，这一知识传统就会通过这些个体的学习过程发生演化。学习过程把知识从一代人传递到另一代人，同时，在上面关于交流的假设条件下，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熟悉知识的内在结构，揭示现象之间的相似性关系 以及休谟式的因果性关系，这些过程不断降低发现新观念的成本，同时增加新观念可能带来的潜在的好处，从而为创新提供着不断增加的经济激励。在下一节里，我将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重新阐释笛卡儿关于知识互补性的论点。我的讨论涉及到当代关于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