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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权威主义”内容摘要:中国现在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面临着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有自己独特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发展纲领的概括。新权威主义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提出的一种政治发展理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社会发展现实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观点,但中国的发展并非按照新权威主义条式化展开现代化的,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有机结合,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还是要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权威主义 中国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其科学涵义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而是走中国特色的道路。“新权威主义”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特殊的环境之下产生的一种政治发展理论。它的主张反映了一些学者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事实上,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实印证了新权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行性,但现实发展又不是完全按其理论设想进行的。一、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理论,其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其形成特点,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以来,经历了邓小平理论、三个理论发展阶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论断,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进行了完整、统一、准确、科学的整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念做了科学的界定和阐释。(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规律胡锦涛总书记在7.23讲话中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四大特色”的提法寓意深远,对我们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特性、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个概括详尽阐述了“中国特色”的具体含义,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一概述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规律的全面总结,其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成果。“实践特色”就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尊重实践,基于实践和服务实践,坚持实践第一,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建设实践密不可分。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来都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每一步发展,都以改革开放实践的进步作为最基本的动力,其发展成果均是对实践经验的宝贵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发展、确立从来没有离开过实践,它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再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予以检验。讲话提出“实践特色”,就是鼓励在实践中创造,在实践中发展,接受实践的检验,坚持求真务实的基本要求。“理论特色”,就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理论体系的与时俱进和开放创新,坚持用理论指导实践。任何实践的成功都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理论指导体系。改革开放能够向深层次不断发展,正是因为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从而在全局和重要步骤上体现出整体设计和精心组织的特色,使得“摸着石头过河”不是盲人摸象,而是循序渐进、有条不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形成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有机整体,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七大系统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指导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非凝固不变,而是随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全党全国人民所接受,是因为它能够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概括和集中了人民的根本诉求,能够给人民群众带来利益。为此,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不断研究日益变化的现实和实践,在群众的实践中找到理论生长点,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继续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改革的实践。“民族特色”,就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体现中华民族的意志,反映人民群众需求,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民族特色”的提出,进一步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性和国情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首先就是因为它的实践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非别的党和别国人民,其次是它与中国国情条件相适应。这一理论产生于中国国情环境,又适应于中国国情。我们并不预设这套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它完全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样的定位更加务实、更具针对性,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断吸纳来自民族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例如,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小康社会理想、和谐社会的理念等等,经过丰富和充实,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内容的来源。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紧紧围绕中国国情与“民族特色”,要用中国特色的办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当然,强调“民族特色”绝不意味着拒绝向他人学习,对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有益成果要积极吸收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时代特色”,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最新的发展成果。任何理论体系都是特定时代发展的产物,都有突出的历史阶段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充分体现出与时俱进、及时反映时代要求的理论品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越走越宽,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来都不是封闭的,从打破体制藩篱推进改革开放,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发展始终紧跟全球时代步伐,保持着旺盛生机与活力。讲话强调“时代特色”,就是要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积极研究改革开放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适应时代的新变化,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实行的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人民为本位,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它的经济运行基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资源的配置,它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它的内在要求是继承发扬和创新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同时吸收国外的优秀文化,它的重要保障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进步的道路和方向。二、二、“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理论及其缺陷理论及其缺陷(一)新权威主义的提出新权威主义就是后发展国家的旧体制走向解体或蜕变,而新型的民主政体又无法运作的历史条件下,由具有现代化意识与导向的政治强人或组织力量建立起来的权威政治。一方面,达种权威政治由于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变革导向,而不同于传统专制政治,另一方面,出于它具有强制性的、高度组织化的行政军事力量与权威意志,作为其稳定社会秩序、推行其现代化方针的基础,因而又不同于民主政体。新权威主义在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思潮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十年,但改革遇到了一系列必须解决而又甚难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试图通过加强集权来整顿,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并且不得不再一次重新思考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二者在现代化中的关系如何,政治民主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1988年左右,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场以“新权威主义”为论题的争论。新权威主义者在理论上援引亨廷顿的政治学说,在实例中则援引东亚四小龙等权威政体国家在“二战”后通过专家治国促使经济腾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民主化的发展策略,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以经济市场化为前提,而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只在集权下可以加速发展,因此中国需要政府的权威和集权。(二)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模式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者主要坚持民主政治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才能真正建立、在旧体制向现代商品经济秩序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政治与经济是二元分立的、新权威主义的最终目标是现有民主政治的主要观点,主要代表人物有张炳久、吴家祥、萧功秦等人。北派代表人物张炳久认为新权威主义是一种“半集权“的模式。他认为政治是一种活的东西,国家对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须体现这种政治模式对政权合法性巩固有多大意义。因此,理解当时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需从此出发,分析其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而不该简单认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可以、也应该同时马上开展的。北派代表人物吴稼祥认为新权威主义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必要过渡,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新”。“新”是和“旧”对立的。之所以新,表现在“它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的权威,而是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中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这是新权威主义与旧权威主义的最大区别。另一点则体现在“权威”二字。这是与自由民主比较而言的;权威体现了中央权力的集中,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克制社会腐败、物价飞涨等局面,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稳定环境。因此,新权威主义是不同与旧权威主义、自由民主制的另一种政治模式,它是两者间的过渡桥梁。南派代表任务萧功秦则认为新权威主义是第三世界非主义国家化的必要阶段,中国在改革中所实行的政体,并不属于新权威主义,但是,中国有必要借鉴新权威主义国家整合社会,发展经济的手段,中国亦需要“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民政治文化水准的权威力量来镇制非自治个体的失范倾向;另一方面,又能运用这一力量来推行全能主义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促使政治、经济与文化系统的彼此分离和独立”。(三)新权威主义的缺陷新权威主义产生于中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物资紧缺、社会混乱的局面的背景下,旨在解决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尽管其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但其不足和缺点是明显的。中国第一波的新权威主义这种转型体制不足之处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政府主导的、由国家引导的市场化过程,这样,与政府部门密切有关的企业、单位、官员、法人与利益集团,在培养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用本身与政府关系的特殊地位,有更多的获利机会,这种利益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固化与垄断化,于是形成结构性的“近水楼台效应”。由此而产生社会不公、腐败、各种矛盾与问题。由此可见,政府主导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一方面实现了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在有些方面甚至陷入恶性循环。三三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的中国版新权威主义的中国版广义的现代化模式的目标主要指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制度架构主要是政治经济体制。如果把政治体制分成民主主义体制、权威主义体制和全能主义体制,把经济体制区分为资本主义、混合型经济和社会主义的话,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可以有多种组合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范围内主要存在着欧美模式、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新权威主义模式等三大现代化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遭受严重挫折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起实行改革开放路线,并从事实上开始了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向新权威主义模式的转型。所有制上从国有、集体所有过渡到目前的混合型经济,经济运作从中央指令式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在灵活运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对经济活动实行国家高度干预。政治体制则完成了从全能主义向权威主义的转变。政府在保留一党领导、媒体管制以及社会统制的同时,政治运作告别了个人崇拜,教条式的社会主义不再是完全支配政治和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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