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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路 149 号,我的少年记忆三阿姐拉老公(黄石)三阿姐拉老公(黄石)今天,从圆明园路走过。如同 60 年代的某一天,既陌生又熟悉。那些大楼,整理得容光焕发,甚至有点不太真实。在城市尘封的角落,还有这么整体的一个街区,似乎从欧洲某一个城市切蛋糕般搬过来,连同它的精神气质,原封不动搬到上海,放在这里,在黄浦江苏州河交界处的内角,它像外滩的衬里,衬里往往更见底气,它不是被人一眼看到的,它是更贴身的那部分。它也是我少年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所在。文汇报就在这条街上,新天安堂以前一直矗立在圆明园路的东头,从乍浦路桥下来,首先看到是曙光电影院,接着能够吸引目光的,就是新天安堂。我还没有认字时候就知道,文汇报的地址是圆明园路 149 号,总机 211410。父亲母亲都是文汇报的编辑,和他们联系的方式便背得滚瓜烂熟。一是我小时候经常突然发热,急着要向家长报告病情,二是母亲总是会借来很多好看的书和连环画,我要不断提醒她换新的。原先圆明园路很窄,两辆车交汇都有些困难。东侧灰色围墙高而冷漠,里面是英国领事馆,警察会在岗亭里笔直的站立,眼睛直勾勾看着你。我很奇怪,大幅的米字旗在高耸的旗杆上飘扬,那是坏蛋国家的旗帜。西侧的建筑便是照片里看到的这一排,敦实、沉默。细节丰富。我母亲一身浅色的旗袍,接近 1 米 68 的高挑身材,烫发,金丝眼镜,30 岁上下,走进其中的某一扇大门。那时候的照片里她是好看的,标准的知识分子职业妇女。小时候,文汇报医务室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打针吃药不用细数。最使我丢尽面子的是,一年级时,我的左眼眼皮长了一个疖子,眼睛红肿如桃。医生动刀切开疖子的时候,我的哭声震动了整个大楼,那时的大楼尚未加层,就 5、6 楼。医生没用麻药,我一半是痛,一半是害怕。酸奶状的脓液挤压出来,我被母亲和医生钳制,动弹不得。考考和三阿姐站在圆明园路 149 号门前。一进大门,左拐便是医务室。门口原先还有一排阅报栏,邮局的绿皮汽车会按时来提取刚刚印完的报纸。有日报,还有代印的晚报和外省的报纸。66 年的夏天过去了,我弄到一枚红色袖章,把它藏在口袋里,一个十多岁的男孩,觉得自己也是革命的一份子,飘飘然真像一场艳遇。走到圆明园路口的时候,我把袖章挂起来,我要到 149 号文汇报门口叫我的父亲,让他的同事们知道他有个革命的儿子。我在门房报了父亲的名字,“老黄,老黄,侬儿子来了!”门房的人朝里面叫起来,在逆光的过道里,我看到父亲的身影,等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呆住了,毛巾围在他脖子上,脏脏的衣服,老开皮鞋,完全不是他上班离家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监督劳动。他拉着我,就在日后考考站的地方,几乎是恳求的口气说:“快离开,快离开”我带着少年的残忍,用鄙视的眼神看着他,调头而去。这个场景,经常在我的记忆里回放,如果时空可以 UNDO,我想这一切一定不会是这样的。而我到了他的年龄,才能够体会到前前后后的屈辱,对一个人多大的打击。就在圆明园路 149 号的大门里,光是我母亲的那个部门,不过就 5、6 个人的资料部,两个和蔼可亲的伯伯自杀了。一个叫杨继民,广东人,住四川北路明珠家对过,从自家阳台跳下来。一个叫徐里平,在自家厨房里打开煤气。我想,父亲有 100 个理由可以自我了结的,最终他看到我们三个孩子太小,他一定在我的残忍里看到了幼稚。1945 年的圆明园路,同样是 149 号的大门口,我的父亲 25 岁,西装革履,脚步匆匆。他是文汇报唯一派驻南京的记者,专门采访中共和谈代表和周恩来的动态。149 号楼下是文汇报,楼上是国民党中央社的办公处。中央社那些人老是奇怪,文汇报总能够在第一时间搞到中共的最新消息。周恩来的讲话,第二天便能够见报。他们不知道我的父亲搞定了南京电话局所有的接线小姐,他请她们聚餐、郊游,只要我父亲要长途,线路再忙,也要帮他接到上海圆明园路 149 号。那个时候,即使国民党特务盯梢,他也不至于感觉屈辱。直到我父亲报道 48 年上海的工运和学运,目标太大,才让地下党通知他,再也不要到圆明园路去,特务要制造车祸暗杀他。给了他船票,赶紧到香港去筹办香港文汇报为止,那是他解放前在圆明园路最后的日子。66 年杨继民的自杀,给了我父亲很大的刺激。就在今天的 149 号,打手们逼迫我父亲写杨继民的材料,说你们之间来往,一起吃猫肉,而且选择在 12 月 26 日吃,是不是这样!我册那,那个弄杨继民的家伙是部队掺沙子弄到文汇报来的,叫朱殿宏。我们家和杨家来往密切,常有聚餐。要坐实杨继民的特务罪名,我父亲万万不能够落笔。很多年以后,我和我弟弟、杨继民的女儿杨友薇一起坐在凯旋路铁路旁的碉堡上面,我提议我们三个人成立一个复仇小组,用我们的方式寻找朱殿宏,并当场给他肉身的报复。北京就有这样的复仇组织。我们要像以色列人追诉纳粹一样,无论天涯海角。已经变成奢侈品展示的大楼,圆明园路 149 号,连昔日文汇报的招牌也没有了后来得知朱殿宏已经落魄,在上师大教工里混,入党的愿望由于文汇报的劣迹作罢。我们的计划是,找到朱殿宏,告诉他我们是谁,他一定惊愕。杨友薇抽他耳光,如果他还手,我们男的一起上。我弟弟说算了,坏人太多,弄不过来的。我弟弟经常到圆明园路 149 号去的原因是我母亲觉得他比我乖,他会一声不吭玩印刷车间拿来的碎纸片,车间就在后面的楼里,前后楼各个楼层有天桥相通。那时候文汇报的食堂里有乒乓桌,工会的图书馆有连环画,我不知道如何来减少小动作和废话,让我母亲同样为我买南瓜馅的馒头,饥馑时代,文汇报的南瓜馅馒头让我垂涎。前几年,文汇报请我弟弟一个上海专门讲企业管理的名嘴,给文汇报的中层干部讲组织结构的问题,上下午的讲述结束以后,我弟弟告诉邀请者,我父母都是文汇报老报人。“啥人啊?啥人啊?”“哟,侬是老黄拉儿子啊!”我最后进入圆明园路 149 号是我去加拿大之前,从 85 年到 90 年,我上班的报纸借文汇报车间排版。偶尔轮到我值班,我和头头一起校完大样,天微微亮了,外滩有公交车,我们一起走出大门。有时候一起走出大门的是曹小磊。排字工人们叫我“老黄拉儿子。”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感觉到他们尊重我的父亲。圆明园路的拂晓,有江风的气息,轮船的汽笛声从外滩大楼的缝隙里传来,低沉厚重,撞击耳膜。北京东路口经常可以看到海轮移动,日出之前如巨大的影子。拂晓离开文汇报,是我父亲很多年的工作程序,他做过文汇报编辑部主任,看完最后的大样,有奥斯丁送他回家睡觉。我想,如果将父亲阶级归类,应该属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他出身广东韶关的大户,祖父拥有书店、印刷厂、文具店和各类不动产。这种家庭的孩子容易左倾,和现在的干部子弟容易右倾一样。找朱殿宏算账的计划,80 年代我弟弟一直在暗中进行,得知朱殿宏被圆明园路 149 号一脚踢出,在上师大食堂里混着,要最终告诉朱殿宏所有寻仇的理由,提醒他杨继民和徐里平的冤死,提醒他所有被他弄过的人。弟弟经常从复旦赶到漕河泾,纠集一帮子狐朋狗友,就等下手。搞我父亲的理由应该算充分,1957 年,老毛亲自写了著名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汇报从上到下能够过关的人,必是奇迹,父亲也是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的人之一。从此终止了我的非分之想,所有机会的大门全部关闭,也好,这让我专心。对老右派们自然不会客气,文革开始,我父亲已经被赶去做夜班校对。终于出事了,文汇报硕果仅存的电影广告栏目介绍老毛 10 月 1 日登上天安门的纪录片,广告语的最后一段“我们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印成了“万寿无疆,无寿无疆。”而且已经送达订户。邮局开始了全城回收报纸的特别行动,圆明园路 149 号如临大敌,我父亲是转嫁责任的最好目标,自然没有好果子吃,除了批判,最后只好在圆明园路 149 号和江桥纸张仓库之间运新闻纸,新闻纸卷有一个人高,900 斤重,一卡车新闻纸卷装卸,我父亲说“压死人都可能。”圆明园路经常因为黄浦江的潮汛被淹,近文汇报一段便形同小河,母亲上班,就需要淌水,把一步裙撩起来优雅地趟过去,然后优雅地用干毛巾擦脚。149 号门口,防汛的木挡板、沙包,把这栋古典风格的大楼弄得像战争来临。66 年以后,圆明园路便没有一刻消停过。只要老毛有什么“最新指示”,北京开了一个将什么人赶下台的会议,那些敲锣打鼓的队伍便到文汇报“串门”,情绪亢奋,载歌载舞。149 号自杀的人数也在增加,68 年,文汇报最大的头头,社长兼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自杀。他是明珠好友刘丽星的舅舅,自杀的地点离开明珠家不远,复兴西路某栋小洋房里,也是悬在钢窗的金属窗棂上。68 年的夏天,社会上的暴戾之气也在圆明园路上蔓延,文汇报受张春桥控制,公然支持上海柴油机厂的某一派工人组织,另一派扬言要踏平文汇报。还派人来围攻,沿街的玻璃窗被砸爆。支持文汇报的工人组织不甘示弱,给文汇报送来大批碎石,运到楼顶,准备在抵御围攻时随时倾倒下来。知识分子准备了钢管,我母亲上班带着弹皮弓,他们还发给她六角螺丝帽。让手无缚鸡之力的母亲弄弄白相相。结果,弹弓打人的事情没有发生。我母亲的脚趾被搬运的碎石砸伤,骨裂。现在的圆明园路,英国领事馆的围墙已经拆除,那里成为半岛酒店的一部分,资本的力量毕竟强大,今天,连文汇报都被请出了 149 号。谁还会惦记着文汇报?在网络时代,信息传递的速度以分秒计,年轻人不知道文汇报为何物,我家就是最好的例子,只要我母亲健在,文汇报照例会免费为她订一份报纸,以证明她和这张报纸的关系。作为儿子,文汇报只是在我的情感中留有方寸之地,每次提到文汇报,像一个遥远的回声。我的儿子考考,在他的信息渠道里,没有一点文汇报的影子,他从来不会打开这张报纸,哪怕读它一行文字。父亲活着的最后几年,经常会感叹:“报纸怎么办成这样?办成这样?”我会非常无趣地揶揄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以前,北京东路和圆明园路交界有三家新闻媒体。北京东路 2 号的广播电台,圆明园路 49 号的新民晚报和 149 号的文汇报。文汇报报头的字体多次变脸,开始一直沿用 1938 年创刊的书法字体,那三个字出于书法家谭泽闿之手。1967 年,文汇报率先夺权,那时的头头是朱锡琪,弃用 1938 年的报头,改成了大号的黑体字。华国锋当道,为文汇报写了三个勉勉强强的毛笔字,后来华国锋下台,文汇报又恢复 38 年书法。今天的文汇报大楼,一点点文汇报的影子也没有了。大楼重新装上了“哈密大楼”四个字,那是最早的称谓。文汇报的老报人,都已经离世,老家伙们全是 1949 年前中国新闻史上显赫的人物。离世的还有资料室美丽的陈美龄,和蔼可亲的徐铿。他们曾经为我找一本苏联的电影剧本,费尽周折。那时候父母已经被赶到梅山,我常常犯傻。还有一些文汇报的人,谁还会想到他们呢?比如江显良,一个 20 来岁的文汇报编辑,因为女朋友答应他,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就结婚。而主管的人说:“你还想摘掉右派帽子?!”结果,江显良从国华大楼楼顶跳了下来。骨灰没人认领,一直存放在 149 号的储藏室里。还有经理部的梅焕藻,他直接从 149 号楼上跳下来。对于当时不到 300 人的文汇报,死掉这么多人,和富士康比,富士康算什么啊。我曾经问父亲,当时你没有想到自杀,他笑笑:“你们还小”80 年代中期,我弟弟终于找到朱殿宏,一个落魄潦倒的中年男人,可怜得像条鼻涕虫,算了,没有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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