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蒋殿春 ? 张 ? 宇? ? 内容提要: 本文对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 FDI 技术溢出机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微 观分析, 并利用省市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认为, 在经济转型特定的制度环境中, 由于知识和技术的价值受到低估, 企业和个人进行技术改造和更新的激励不足, 同时制度的缺陷又禁锢了国内企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 因此 FDI 技术溢出机制受到强有力 的制约。本文的经验实证结果印证了前面的理论分析, 即在控制了制度改善的效率影响之后, 我们发现 FDI 对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是负面的; 国内制度的改进有助于 FDI 技术溢出的发挥, 相对完善的国内制度环境已成为 FDI 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溢出效应? 经济转型 ? 制度* ? 蒋殿春、 张宇, 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国际经济研究所, 邮政编码: 300071, 电子信箱: jdc nankai. edu. cn。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 02JAZJD790017) 和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创新基地?( 985 项目) 课题(985TNC20060101) 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一、引? 言国际直接投资( FDI) 理论认为, FDI 是囊括了资本、 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等企业综合要素的国际转移, 因此随着外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和经营, 往往会产生自外国企业至本地厂商的技术和知识扩散, 亦即技术溢出效应。从现有对世界各国的实证研究文献观察, 支持和拒绝FDI 技术溢 出假说的证据都有, 从中很难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比如, Gorg 和 Greenaway ( 2004) 提供了一个检验 FDI 溢出效应假说的文献列表, 包括 42篇 2002年前发表的英文学术论文, 涉及到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国家, 得到正面和负面结果的文献数量各占一半。其中, 以发达国家、 ( 非转型的)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为东道国的文献数量分别是 17篇、 17 篇和 8篇, 其中得到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的 文献分别是10 篇、 10 篇和 1 篇。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而来自转型经济体的证据却完全不同: 除了一篇例外, 其他 7 篇文献均表明在除中国以外的其他转轨经济国家中,FDI 溢出效应不显著、 甚至为显著负值。 如果将目光转向中国, 更有趣的现象发生了: 现存的实证研究结果不仅与其他转型经济体的证据大相径庭, 即使与非转型经济体的研究结果相比也要乐观得多。Hale 和 Long ( 2006) 列出了 10项国外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 其中 9 篇报告了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在国内刊物发表的论文中, 支持性证据更多, 这些证据来自不同层面、 基于不同模型, 包括基于行业数据的 研究( 王红领等, 2006) 、 地区数据的研究( 潘文卿, 2003) 以及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王志鹏和李子奈, 2003) 。在严兵( 2004) 统计的 14 项 1998? 2003 年间发表的国内相关研究文献中, 全部都发现了我国正向的FDI 外溢效应。 如果以上研究结果都是可信的, 自然会引出两个问题: 第一, 是什么阻碍了除中国以外的其他转型经济体, 致使它们吸收FDI 技术扩散的表现远不如其他国家? 第二, 在吸收 FDI 技术溢出效应26蒋殿春、 张? 宇: 经济转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方面, 为什么唯独中国这一典型的经济转型国家不仅远超过其他转型经济体, 而且似乎也优于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目前似乎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个问题, 因此也没有对此专门的研究。借助于现有关于东道 国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 似乎可以给出一定的解释。比如以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 经济发展阶段和初始技术水平等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的差异, 应当能够解释部分国际间FDI 技术溢出效果的差异。但是这种回答没有针对性, 比如它无法回答经济转型过程会如何影响吸收能力。而且就第二个问题, 目前我们并没有证据, 而且也无法想象中国国内产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会比英国和西班牙等发达 国家还强。?Borensztein et al. ( 1998) 的研究方法对解答上述问题非常有借鉴意义。他们在一个包括69 个发展中东道国的面板数据模型中, 除了考虑到前面所述的一般影响因素, 还添加了东道国金融体系效 率和政治风险两个制度性因素, 并证明这两个解释变量对 FDI 溢出效应都有显著性的影响。受此启发, 我们认为 FDI 技术溢出机制在中国等转型经济国家会受到国内制度的严重钳制, 这很可能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对上述第二个问题, 蒋殿春和张宇( 2007) 基于我国的制度动态性特征提出了另一种解答。他 们在通常的回归方程中加入一个制度性解释变量之后, 发现 FDI 的系数不显著或为显著负值。据此, 二位作者认为, 我国这些年来的生产率增长主要源自国内经济改革引起的制度变迁, 而不是FDI 技术溢出; 以往的研究者忽视了我国国内的制度变迁因素, 将国内企业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增长等不能解释的生产率增长都归于 FDI 的贡献, 因而大大高估了我国的 FDI 技术溢出效应。根据 这一解释, 中国与其他转型经济体并无不同。本文试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蒋殿春和张宇( 2007) 的分析, 对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为了言之有物, 我们并不试图直接回答第一个问题, 而是以中国作为典型案例, 揭示转型经济中制度因 素可能成为 FDI 溢出效应的重要约束变量, 并探讨其独特的经济环境中与成熟市场内不同的知识溢出机理。下面第二节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我国转型过程中各种不完善制度对企业微观激励的扭曲, 以及这种扭曲对 FDI 技术溢出机制的约束作用; 第三、 四两节基于我国制度的动态特征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最后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含义。二、制度约束下的FDI 技术溢出通常的理论认为, FDI 可能的溢出渠道主要有四条: 模仿? 示范、 技术人员流动、 竞争效应以及 跨国公司与当地产业的联系( Kokko, 1992; Das, 1987) 。但是, 这些溢出渠道发生作用的重要前提之一, 是东道国具备基本的市场制度, 即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经济资源。只有在市场能合理地为新知识和新技术定价、 使用新技术能为企业带来足够期望利润的情况下, 本地企业才会有激励进行技术模仿和吸收, 或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加强自身研发的力度。同时, 也只有在市场体制下, 人力资本 得到合理的回报, 企业乃至社会的技术活动才会具有效率。那么, 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 当计划体制尚留残余、 市场体制未完全建立或很不完善之际, FDI 溢出机制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认为,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内, 国内并不具备有效的市场和制度环境; 在这种环境中, 一 方面新技术严重贬值, 造成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更新的激励不足, 另一方面企业和个人技术活动的效率十分低下。因此, FDI 技术溢出机制受到强有力的制约。下面分别从市场和企业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 错误的市场信号272008年第 7 期?有多篇文献提出了这两个发达国家 FDI溢出效应不显著或为负的证据, 参看Gorg and Greenaway ( 2004) 。由于我国缺乏市场体制的历史和传统, 而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技术在不完善的市场内能实现的价值过低, 经济资源难以向知识学习和技术创新方向聚集。首先, 不同时期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计划体制残余, 它们常常会贬低技术创新的市场价值, 因而企业缺乏更新自身技术的积极性, 即使存在低成本的技术学习机会也无法转化成实在的技术积累。江小涓( 1999) 便描述了产品市场引入竞争, 但投入要素市场仍实行计划管制情况下企业面临的矛盾: ? 第一, 产品质量好、 市场需求量大的企业, 由于受到投入品配额的限制, 扩大生产受影响; 第二,产品质量差、 效益差的企业, 可以通过暗中有偿转让投入品实物或指标, 维持生存, 而以有偿方式得 到投入品的企业, 由于成本增加, 竞争优势被减弱; 第三, 由于企业现有生产能力是计划分配投入品的主要基数, 为了得到更多的计划内投入品, 一些原本准备关闭的企业或生产线被保留下来?。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中, ? 产品质量好、 市场需求量大的企业?显然具有更先进的生产或管理技术, 但却根本无法建立本应属于它的竞争优势; 相反, 企业经营不善, 也可以安全生存下去。其次, 由于市场制度不健全, 竞争机制不完善, 市场中企业利润取决于多种非经济因素, 技术的重要性远不如成熟市场中那样高。在我国, 行政划分形成的人为市场割据以及部分生产资料的政府垄断严重制约了竞争机制的发挥, 官员腐败和寻租行为普遍, 人脉关系成为企业获得利润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 一方面竞争不充分使得先进技术的预期收益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技术学习和创新活动的机会成本被推高,?难以产生技术革新冲动。再次, 无效率甚至违背经济规律的要素配置规则抑制了整个经济的创造性, FDI 的示范、 竞争 等技术溢出渠道难以起作用。Levine 和 King ( 1993) 证明, 有效的金融体系能够发现潜在的企业家, 能够将民间储蓄迅速聚集并转移至最能提高效率的经济活动上, 分散创新者面临的风险, 并发现技术创新的真正价值。相反, 在不发达甚至扭曲的金融市场上, 企业家才能被埋没, 富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机会得不到资金支持, 巨大的创新风险主要由创新者承担, 导致创新源泉枯竭。最后, 羸弱的专利保护制度表面上看纵容了模仿者, 会增强示范- 模仿效应, 实际上却降低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价值, 增加了研发风险, 不利于企业吸收能力的积累和长期技术发展。( 二) 扭曲的企业激励在技术定价错误的环境中, 企业的技术学习和生产行为出现了扭曲, 而这在不同类型的企业身上又有不同的表现。 1? 国有企业由于长期受计划体制庇护, 国有企业总体上缺乏技术学习和创新的冲动, 同时在其有限的技术活动中效率低下, 很难在与外资企业的同台竞争中获得技术溢出利益。第一, 不少国有企业凭借行政保护和资源垄断, 其所受的市场冲击已在相当程度上被抵消。国有资本不仅在电信、 电力、 矿业、 铁路和城市供水等自然垄断领域享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还在更为广泛的? 支柱?产业受到公开的政策庇护。刘小玄( 2003) 即指出, 在酒类、 化工、 机械、 专用设备、 交通设备、 医药和金属冶炼等行业, 国家依靠规模审批障碍、 融资筹资障碍和对市场范围的行政划分, 为这些行业内的国有企业建立了有效的保护, 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实际的和潜在的竞争, 并享受垄断利润。事实上, 不惟上述的? 支柱产业?, 国有企业对资本等生产资源的垄断在整个经济中都容 易找到其影子。其中最明显的表现, 就是我国中央集权的银行体系传统上一直是以支持国有企业为主要目标, 而且不计成本。?由于具有低价甚至免费获取生产资料的垄断地位, 即便是面临外资28蒋殿春、 张? 宇: 经济转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最有力的证据是, 直到目前,? 虽然国有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早已降到了 50% 以下, 但它们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仍 以低廉的价格获得了 80% 以上的政府贷款支持?( 史晋川和赵自芳, 2007) 。员工技术培训、 设立研发项目等都需要大量资金, 这些资金若用于建立人脉关系也许会有更高和更确定的利润保证。企业的竞争, 许多国有企业还能保持规模的不断扩张。因此, 政府对一些国有企业的行政保护实际上已阻断了FDI 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的发挥机制。第二, 即使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真的升级了, 软预算约束条件下也很难产生技术创新激励。由 于产权关系不明晰, 以及国有产权的监督负责机制不完善, 当外部竞争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并威胁到企业生存的时候, 软预算约束常常成为许多国有企业处理危机时依赖的机制, 因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