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邓小南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 ： 我们交流的中心议题是“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 我想， 不管是 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作者或是读者，都不希望用宋代这样一个时段来限制我们的思考；而在历史学这样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里，大家能找到更多的交流话题。田浩（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 ：余先生写这本书， 在我看来， 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 开始的时候， 他是一个比较专门研究汉朝的历史学家。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他的兴趣已经转到明末清初的中国思想史。 因为当时美国人对汉朝的具体题目兴趣不大，而对清朝的兴趣很大，在这种情形下，他写出了戴震与章学诚 。我到哈佛，原来想做中国近代史， 可是发现对宋代更感兴趣。但余先生在那时候对宋朝没有很多兴趣，而对汉朝与清朝的思潮有同情感， 他觉得朱熹太抽象了。 三十多年前， 我在台湾学中文的时候，余先生带我去拜访钱穆先生，他们两个人谈论的时候，考证的传统很明显。钱穆先生晚年对朱熹很感兴趣， 写了 朱子新学案 ， 家里挂了和朱熹有关的字画。一九七三年我去拜访余先生，问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余先生对欧洲思想史有兴趣。 我告诉他我的研究方向， 看朱熹如何把佛、 儒、 道对 “心” 的观点结合起来， 并和欧洲的思想进行比较。 余先生觉得这个题目太大， 建议我做一个比较小的题目。 在图书馆看书四个月之后， 我决定了题目朱熹、 陈亮之间的辩论， 讨论朱熹的政治思想。 那个时候， 余先生觉得连朱熹的政治思想都容易搞得太抽象。 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开了朱熹讨论会， 余先生对这个会很不满意， 因为多半的， 特别是大陆来的学者谈无极而太极， 他觉得太抽象了。可是慢慢的，我觉得余先生的立场有一点改变。 一个原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邓 小 南 等117因是，在八十年代， 他研究信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而且要和欧洲做一些比较， 如韦伯的观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对理学、 朱熹更有兴趣。 可是他的立场是来自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的。 后来， 台湾史语所的黄进兴，主要做清朝的陆王学派的问题， 还做了历代孔庙， 特别是皇帝与士大夫关于孔庙的争论。 余先生认为孔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因为从这个角度可以讨论道统、 政统的辩论。 这使余先生更深地了解了宋代， 特别是朱熹的重要性。后来， 朱熹文集在允晨文化公司出版的时候， 黄进兴请余先生写序。 余先生花了很大的功夫， 写了三次， 每次都无法控制，写得太长了。 第三次才写成了一个序言。 但是以前写的稿子舍不得浪费，于是他就修改前面两个稿子， 这就成为这本书的基础。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他不仅看朱熹的著作， 其他宋人文集和研究宋代问题的主要著作他都看。 打电话的时候， 他非常高兴地谈到他碰到了什么样的材料等等。 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他改变了以前对宋代、 对朱熹的立场。现在他对朱熹有许多同感。 记得八十年代， 台湾有个电视台问余先生几个问题， 余先生说道：你想写历史， 必须对你的对象有同感。 记者问他：你对古代人有同感吗？当代人呢？毛泽东呢？余先生全都回答： “当然有。 ” 很多人觉得余先生反感大陆的意识形态， 可是他却在台湾的电视台说他对毛泽东有同情感。 所以他的立场很复杂。 在做朱熹研究的时候，他对朱熹更有同感。这本书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 他的考证传统是最主要的。 而且， 这和他一辈子的另外一个角度很接近他多半的著作是中文的。 虽然我觉得他的英文著作非常好， 完全学会了欧美人的思路和写法， 从头到尾逻辑是一条线。但他的中文著作不同，中文著作还是比较传统的写法。他虽然在美国很多年， 但并不很关心美国的学术圈。 他没有兴趣作美国的学术领导， 他觉得自己最大的责任是中国文化。 七八十年代， 很多美国学者去新加坡， 如杜维明对在新加坡成功实行儒家理念很有把握。那时， 我问余先生为什么他也去新加坡， 他们的政府领导真的会实行儒118家理念吗？他这样回答： “他们一定不会。 虽然如此， 但我对中国文化有责任， 所以必须帮忙；成功不成功， 不在我的控制之下。 ” 他写那么多的中文著作，就是觉得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有很大的责任， 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都抱有愿望。 这从他青年时代进入北大以来就有，虽然一个多学期之后他就去了香港，可他一辈子都继承了北大的传统、北大的精神。 这是他要写朱熹的另外一个原因在这方面， 朱熹在中国文化、 政治中的活动非常重要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模仿。写这本书，也给余先生一个机会， 把他心里的许多话说出来， 与国内的学者交流。阎步克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 ：我不做宋史， 只能小心翼翼地谈点感想。 这部新著在思想史和历史的交界面上做了精彩的开掘， 通过人、事件和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其时政治文化的微妙之处， 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启示。 政治文化研究的取向各有不同。 余先生揭举了一个定义， 即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 ； 同时在其书中， 又兼指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我个人现在是做制度史， 所以较多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看政治文化。余先生揭示了宋代政治文化的特征， 如士大夫初次形成了与皇帝“共天下” 、 “以天下为任”的政治理念，以及君权和士人所能达到相对的动态均衡，这使政治斗争呈现出了特殊色彩，比如学理学派之争可以演化成官场的党派之争。 在宋代这些现象很突出，但在前朝也不是完全没有。汉末名士也有“天下为任”的信念，中古名士也与皇帝 “共天下” 。 汉代有儒法之争， 魏晋有玄儒之争。 西晋裴 做崇有论 ，目的是政治性的，要纠矫放荡浮华，但他写成了一篇哲学论文，振作官僚法纪要从宇宙本原讲起。北朝重振了官僚法纪， 但时人不关注宇宙本原问题， 政治行政问题就在政治行政范围内解决。 余先生开篇部分阐述了中华文明的持续性问题， 三千多年间变化很大， 但其间有个一脉相承的东西。 余先生把秦汉帝国看成是一个周期， 隋唐以后是第二个历史周期，士大夫的地位在隋唐是高于秦汉。 我想除了阶段论、 变119革论的视角，另行采用一种延续性、波动性和周期性的思考，一种“螺旋形上升”的模式，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史，是很有意思的尝试。寻找特殊性是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 但也容易不留神就过分强调了时代特殊性，甚至将之上升为 “变革” 或 “转型” 。 田余庆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常态、变态、回归的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贡献，而似未得到充分重视。古人有“治世”和“乱世”概念，这本身就含有一种对 “常态” 的取向， 它本身就将影响历史。 若从常态、 变态的角度看， 三千年有很多起伏波动， 但它们最终呈现出了一个中轴线。 宋代的状况， 是若干因素“凑合”的产物。元明清时，皇权和士大夫的关系又向另一方向偏转了。 所以对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模式和特征， 在更长的时间中进行观察， 有多少东西历代是一脉相承的， 是沿着特定方向发展的结果？有些被指为“变革” 、 “转型”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波动”？余先生能在一个连贯的角度上看待问题。 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陈苏镇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 ： 我的专业方向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对宋史了解得不多， 但是读这本书还是有一种亲切感， 因为我也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问题， 基本思路也和余先生相近。 余先生指出探讨文化和政治相互交叉的领域， 最能体现政治文化研究的价值所在。 对此我很有同感。 做这样的研究， 必须从政治史和思想史两个方面入手。 此外，我还有几点想法：首先， 我认为 “政治文化” 同以往常用的 “政治思想” 、“政治学说” 、 “政治主张” 等概念不能划等号。 不同之处主要在于 “政治文化” 强调社会、 大众、 群体对政治问题的看法， 并由此构成政治生活的软环境， 对人们的政治行为产生强制作用。“政治思想” 、“政治学说” 、“政治主张”等等，是 “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不是政治文化本身。思想、学说、主张之类通常属于少数政治精英，因而内容精深，体系复杂。 只有当这些精英头脑里的东西， 被社会普遍接受之后， 才能形成某种政治文化， 也才能对政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这是我们进行政治文化史研究时应当注意的问题。120第二， 考虑到政治文化概念的上述涵义， 我觉得关于宋代政治文化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例如关于宋代理学士大夫的政治主张， 余先生已经说了很多， 但当时还存在一个和理学士大夫相对立的官僚士大夫群体， 这个群体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可能比较低，考虑个人利益比较多， 但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时候， 也不是赤裸裸地主张个人利益，也有一套理论。余先生提到“皇极”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口号， 口号之下还有一套说辞。 而且这一派的理论在政治实践中明显占了上风， 因而很可能是宋代政治文化的主流。 如果把所谓官僚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思想也搞清楚， 并且同理学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思想加以对比，我们对宋代政治文化的了解可能会更全面、更深入。第三，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从上古到明清一脉相承， 不曾中断， 而且是一环扣一环地发展起来的， 因此有脉络可寻。 要深入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必须对前此、 后此的政治文化也有所了解， 把握它的来龙和去脉。 余先生研究朱熹， 注意到不能仅从朱熹所处的南宋时代着眼， 因为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从北宋开始的。 同样， 我们也可以说， 研究宋代的政治文化不能只着眼于宋代， 因为宋代政治文化是在汉唐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事实上， 余先生所说的宋代政治文化的一些特点就不是宋代独有的。比如“国是”问题，秦汉就有，只是不像宋代那样明确，法典化程度也不如宋代高。再如“外王”之学和“内圣”之学的对立，也不是从宋代才开始出现的，魏晋以来儒家的“礼法”之学和玄学、佛教的 “心性” 之学的对立显然是其前身， 汉代儒家内部 “以德化民” 和 “以礼为治”两种主张的对立， 还有战国秦汉的儒法之争， 可能是更早的渊源。宋代学术思想肯定不是像理学家们所说的那样， 直接承自孔孟， 和汉唐无关。 那么宋代政治文化和汉唐政治文化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第四， 政治文化史研究是个很有潜力的方向。 政治文化史和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学科不同， 它没有自己的专有领域， 它的研究对象是121政治史、思想史、制度史、风俗史等诸多学科相互交叉的部分。而恰恰是这一独特视角使得政治文化史研究能够揭示一些从单纯的政治史、 思想史、制度史、风俗史视角所看不到的现象。 这是政治文化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不仅如此， 由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有一条上下贯通的发展线索，并且对各个时代的政治、 学术、 社会、 制度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变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它很可能是中国历史诸多发展线索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把这条线索勾画出来，对我们系统理解中国历史会很有帮助。葛兆光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我读余先生这本书比较早， 去年在台大教书的时候就读过。 当时， 一个朋友传了一篇书评给我， 他在电话中说，这下可有人把余先生修理了。 此后的一个月里， 我又接二连三地听到一些说法，好像总算有人把余先生扳倒了似的。 我发现， 这些评论有很复杂的背景 ： 有人认为余先生这本书有瓦解儒家价值世界的倾向。 这里不仅出现两个价值的冲突， 同时也出现了两个学科方法的冲突。第一，所谓价值的冲突， 就是一些人要捍卫儒家学说， 或者说是儒家学说在当今世界的意义， 可是在历史研究和意义阐发之间， 真伪和是非常常是有冲突的。这两者之间怎么协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价值的冲突。第二，所谓方法的冲突， 是受哲学训练的人研究哲学史， 习惯于把宋代理学的思维和主张， 悬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上， 抽象出来谈永恒的可以叫做哲学的东西， 研究历史学的人， 却习惯于把它还原到历史语境里去谈它，这就发生了一点冲突。这样两个冲突来源很早， 对于朱熹的研究， 很长时间确实都是中国哲学史在引导。 今天讲的是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历史学视野一般都不太谈这个事情， 余先生打破这样一个状况， 当然就引起了一些反弹，所以才形成这样一个争论。 余先生这本书出来以后， 慢慢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