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有益于民族团结精准扶贫有益于民族团结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x 年 x 月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思想：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x 年 x 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在全国脱贫攻坚的决战时期，民族地区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更需要精准扶贫。扶贫工作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一项顶层设计，是层层推进的国家事业。精准扶贫则是近年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并实施的新型扶贫工作模式。精准的对立面是粗放。粗放式扶贫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必经的过程。由粗放到精准，这其中不仅是用词和思维方式的变化，更是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方式趋于成熟的标志。在民族地区推进的精准扶贫工作同样体现了这一逻辑。而且，精准扶贫工作在民族地区的开展，从经济、社会等层面对我国民族关系起到了进一步优化的作用，对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有极其正面与独特的意义。一、彰显民族平等互助，推动经济发展“齐步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是解决我国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的关键性因素。从全国层面来看，在民族地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是实现整个国家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要求;对民族地区而言，精准扶贫首要的受益者是少数民族同胞，体现了民族平等与互助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有利于实现民族地区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而有利于国家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优化。一般而言，资本遵循逐利的逻辑，而且是在可预期的时间里尽可能迅速地获得利润，因此，地处偏僻的民族地区往往因为地理位置等原因而导致投资获利周期较长，同样的产业类型在民族地区，比在交通位置便利的内陆地区更难吸引到长期、大规模的投资。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过程中集聚了大量包括资金资本在内的优势资源，这部分优势资源并不求短期内的回报，其利润计算也更加着眼于政治效益、社会效益，而非简单的经济考虑。新时期扶贫工作“精准化”的内涵中就包括了将优势资源精确地投入到地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工作中，从而实现民族地区真正永久性地告别贫困，同时实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协调与可持续。其次，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开展有利于补齐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在人才方面的短板，进而有利于保障未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长期以来，民族地区与贫困落后被划上等号，这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民族地区缺少经济发展赖以起步的自然资源，而是因为历史造成的现代化人才人力资源的匮乏。精准扶贫工作因为扶贫模式精准化、精细化的原则而对参与扶贫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极高的素质要求，这些现代化人才直接服务在扶贫一线，带来的是民族地区管理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的革新，以及随之而来的地区人才教育与储备水平的提升。通过“人才扶贫”补齐人力资源短板，未来将是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之一。最后，精准扶贫的展开有利于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与提升，进而有利于在观念上根除产生贫困的环境与土壤。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传统形态而越来越向信息化经济、生态化经济模式发展。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原始资金的快速积累而可以部分地以资源换发展、以环境换发展，那么，在精准化扶贫的内涵中，必须纳入信息化发展、生态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发展理念。精准扶贫，观念为先，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部分地区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主动将扶贫与现代化生产经营模式相联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互联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生态移民同时推进等模式，这些做法无疑既提高了扶贫的精准度，同时也有助于在民族地区普及新的发展理念，从观念上将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相协调、相衔接。近年来，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州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坚持把解决群众发展资金难题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主抓手，大力扶持组建扶贫互助社，2015 年底全县 208 个行政村扶贫互助社实现全覆盖，真正将扶贫互助社打造成为群众身边的“土银行” ，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借款，有力地解决了“贷款难”问题。其表现为：一是加强宣传提高政策知晓率。通过采取发放宣传资料、召开村民大会等方式，深入广泛宣传扶贫互助社运营模式、借款程序、农户的权力和义务等内容，不断提高政策知晓率，为组建扶贫互助社和群众利用扶贫互助社资金发展产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和舆论基础。二是鼓励引导农户积极入社。采取宣传政策、入户动员等方式，详细分析入社前后的投入对比、收入对比，鼓励引导农户尤其是贫困户积极入社，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为贫困户办理借款，激发贫困户入社积极性。截至目前，全县共有 11213 户农户入社，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4887 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总数的 95?三是扩大筹集渠道增加资金总量。在全面落实省、州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同时，县财政千方百计筹措配套资金，实行入社农户缴纳互助金差别化政策，通过适度降低缴纳互助金标准、贫困户免缴等措施，积极动员农户自愿按照100500 元的标准缴纳入社费，不断增加互助社资金总量。截至目前，互助资金达 7273.33 万元。四是创新借款方式满足群众需要。积极引导农户把使用互助资金发展产业项目作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首选，探索实行“五户联保” 、粮食直补金存折等抵押贷款模式，优化贷款程序，降低贷款成本，并参照双联惠农贷款操作方式，将互助资金注入到担保公司及金融机构，放大资金发放量，实现扶贫互助社资金效益最大化。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借款 3430 户 3024.9 万元。五是加强运行管理保障资金安全。靠实扶贫、财政、民政、乡镇、村组和农村信用社等单位的监管责任，强化对村级扶贫互助社的监管力度，针对扶贫互助社管理人员村干部较多的实际，将扶贫互助社管理培训纳入村干部培训计划，加强对互助社管理人员的培训，不断推动扶贫互助社规范化运行。健全完善村级扶贫互助社的规章制度，强化管理人员业务培训，熟练掌握互助社流程、业务办理程序和财务管理规定，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切实加强风险防控增强持续发展能力，极大地提高了互助资金使用效率二、保障民族和谐，促进社会进步“加速跑”民族地区多属于我国经济欠发达区域，长期以来的欠发达状态已经影响到了全社会的整体和谐与进步，随着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展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族地区和谐进步是全社会和谐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精准扶贫工作就是实现民族地区和谐进步的解决之道。首先，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阶层的流动，进而有利于消除因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带来的社会分层加剧现象。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是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现象，一定程度上差别的存在，有利于人口的流动与资源的合理配置，但如果这种差别长期存在并固化下来，就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内部城乡之间就存在着这些差别，并且一段时间以来有固化、加深的趋势。精准扶贫观念的适时推出，给打破这种固化差别提供了极佳的机遇。精准扶贫直接改变的是民族地区人口的经济落后状态，但扶贫成果的巩固又会间接地实现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的缩减，这为消除民族层面的社会分层加剧现象，实现民族和谐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有利于民族地区社会面貌与精神状态的提升，应当以精准扶贫为契机，以观念扶贫为手段，全面提升民族地区社会观念的进步。长期贫穷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的匮乏，还有随之而来的对生活的无力感和对人生价值的虚无感。民族地区在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包括各级政府、企业、组织在内的大部分参与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纷纷提出精神扶贫、思想扶贫的提法，将物质扶贫与精神富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有些民族地区以深化精准扶贫工作为契机，依照“体育扶贫”的理念，宣传现代运动观念、普及体育运动器材，提升了整个地区的健康水平与精神面貌，这既是民族地方的新做法，也是值得各地推广的精准扶贫工作新思路。第三，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推进，也必将有利于全社会整体公共管理与服务水平的提高。自精准扶贫工作推进以来，各地扶贫工作纷纷转入“攻坚战”阶段，从早期的送钱物、送技术过渡到送观念、送服务的阶段。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政府，对精准扶贫中的“精”和“准”的关系也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中央部门来看，各职能部门围绕自己的工作重心与工作优势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精准帮扶， “教育援藏” 、 “文化援疆”等形式各具创新性。从地方政府来看，创新管理服务模式， “以精准服务促精准扶贫”等成为新的提法。这些工作的推进已经超出了民族地区的范畴，成为对全中国、全社会公共管理与服务水平提升与否的一次大检验。四川举全省之力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让贫困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 。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2 年底的 750 万人减少到去年底的 27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11.5?降至 4.3?搬离“穷窝窝”找到增收路山上缺水,王文平却怕下雨。大雨一来,陡坡上田里的土就一块块往下塌,30 多年前盖的木房子更是透风漏雨。人勤地薄,古蔺县富民村的王文平穷得叮当响,看着一双儿女,再望望大山,40 岁的苗族汉子觉得“有劲却没处使” 。201x 年古蔺县 1.37 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王文平没花一分钱就搬进 90 平方米的砖房。 “山下活多,打零工半年就挣了 15000 多元。 ”刚脱贫的王文平“浑身都是劲”:用 2 万元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养了 12 头猪,种的木瓜有合作社收购,结合乡村旅游可以搞农舍接待在四川,像王文平一样,搬离“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困境,通过特色农林业、劳务经济、资产收益等“脱贫路径”改变命运的故事并不鲜见。贫困发生率 19.7?叙永县堰塘村,搬迁群众依托企业的1000 亩高标准甜橙基地,通过水果种植、入股分红、乡村旅游等,今年将实现整村脱贫。四川易地扶贫搬迁对象有 116 万人,2016 年完成投资165.5 亿元,33.26 万人和王文平一样搬进新居,户均自筹不超过 1 万元,至少有 17 万人摆脱了贫困。扶贫举措“共振”彝区藏区大变样,四川有 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特别是贫困发生率仍有 21.4?大小凉山彝区、12.8?高原藏区,脱贫难度“非同寻常” 。彝区“十项扶贫工程” 、藏区“六项民生工程”等有力举措,正给当地带来变化。 “四面土墙围成一间屋,屋顶只有木板遮雨,一家人和牛、马都在里面。”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保尔村的阿米格者没想到,祖祖辈辈人畜混居的历史,在他身上结束了。四川实施“彝家新寨、藏区新居、巴山新居、乌蒙新村”特殊政策,阿米格者拿着 4 万元补贴,自己投工投劳修起两层小楼,底层养猪、养牛,二层是三室一厅,外加独立的卫生间、杂物间和院坝。保尔村海拔 2600 多米,是高寒山区彝族聚居村。村民过去只会种土豆、苦荞,而且广种薄收。现在推广的土豆新品种,每亩能增产两三千斤,“农民夜校”还让大家学会了种蔬菜和中药材。凉山州还力推“移风易俗”,让“一步跨千年”的彝族群众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 “红、白喜事,借钱送高额彩礼、杀几十头牛一夜致贫等陋习没了。 ”保尔村第一书记蔡自姑惹说。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贡空村,61 岁的泽仁曲措用上了自来水。在凉山州德昌县新塘村,搬迁户的孩子在镇上顺利入学。彝区、藏区新改建农村公路 1.9 万公里,藏区 36万人告别无电历史。众多扶贫举措“共振”,2016 年四川藏区彝区 11.7 万人脱贫。三、巩固各民族团结基础，实现民族团结“向前看”精准扶贫是一项兼具综合性、全局性与战略性的国家工程，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只是这项浩大的国家工程中目标体系的一部分，民族地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其更重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