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inionA32012年5月23日 星期三主编:何敬东 编辑:谦石 电话:0755-83517232评论Opinion评论市场经济的半瓶醋（ 之三）李斌本期的主题是讨论有关企业改 革的一些问题。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我国 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 就。 然而， 当国企改革的积极效果 日益显现时， 改革本身却逐渐停滞 下来； 一些人开始沉浸在一种洋洋 自得的情绪之中， 觉得国企发展壮 大了， 又可以享受一下、 挥霍一 下、“适当地” 走走回头路了。 为 此， 我们首先有必要简短地反思一 下如今的成绩究竟是如何取得的。 改革之初所实行的一系列减少 行政干预、 加强企业自主权的举措 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 雇工 与就业的自由化措施居功至伟。 为 了建立一个统一的、 自由的劳动力 市场， 千百万国企职工经历了一个 痛苦的下岗与再就业的过程， 为国 企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项宏伟 工程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 再其 次， 用算法的观点来看， 就是知识 积累的因素。 在开放市场、 引入多 种所有制和展开多元化的竞争之后， 有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管理、 就业等各方面的知识广泛传播， 个 人的技能持续提高， 最终促使国企 由最初的大幅落后于外资企业发展 到如今的迎头赶上。 另一方面， 导 致国企状况得以改善的因素中有些 并不是十分积极的。 比如， 国有企 业主要集中于传统产业、 重工业、 能源、 原材料等行业中； 这些行业 目前处于景气循环的高点之上， 企 业效益好一些是正常的。 假如行业 低谷来临， 相关国企的竞争力究竟 怎样， 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另一 个消极因素， 则是部分国企所享有 的垄断地位， 以及政府部门有意无 意之间所给予的种种优待。 需要认识到， 我国国有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仍然是相当脆弱的， 大 多数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不足， 部分 企业开支失控。 当前的国企改革似 乎处于一种思维紊乱的状态中， 而 在踌躇不前之间， 行政干预又有复 归之势。 例如， 在银行、 通讯等行 业中， 在有关企业已经上市的情况 下， 组织部门对其高级管理人员实 行轮岗和对调的措施， 本人认为值 得商榷。 首先， 该措施侵害了广大 股民的权益。 向绩效较差的银行派 出能力较强的高管固然是有益的， 但是， 为了做到这一点， 难道就可 以把其他银行的高管调离吗？ 难道 绩效较好的银行就有义务接收从其 他银行中对调过来的能力欠佳的行 长吗？ 难道不能够再从其他渠道补 充高管人员吗？ 显然， 这种人事安 排是干部终身制、“能上不能下” 以及平均主义思想的残余， 它向市 场传达了非常不良的信息， 即国企 之间相互可以不必竞争。 又如， 在 今年的收入分配改革设想中， 要把 “金融企业高管过高的待遇” 作为 一个独立的问题予以考虑。 要进行 这种单项治理， 必须证明金融企业 高管待遇的提高与其业绩改善之间 没有因果关系； 否则， 这种凭印象 办事的做法就是非常危险的。 这绝 不是细枝末节， 而是企业机制的核 心之所在； 搞不好， 就会导致国家 占小便宜吃大亏。 本人绝非认定当前国企的高管 待遇就是 “合理的”， 而是说， 我 们需要认识到这里涉及的是更为广 泛而重大的问题， 即全国统一劳动 力市场的形成； 收入分配问题的解 决最终需要依靠建立一个自由、 平 等、 统一而高效的劳动力市场。 当 年，“下岗与再就业” 工程接近尾 声之后， 原本可以再接再厉， 一举 促成这一伟业。 然而， 时至如今， 劳动力市场仍然是分裂的， 劳动者 被分成不同的身份， 实行不同的报酬机制， 所谓 “体制内” 与 “体制 外” 的鸿沟依然。 假如我们早就拥 有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国家与 社会的面貌必定是相当不同的。 例 如， 试想一下， 假如体制内人员不 享有住房优惠待遇， 政府还会容忍 房价上涨达到这样的程度吗？ 国企当前所处的局面是有危险 性的； 假如不继续进行改革， 已经 取得的成果也会有得而复失的可 能。 我们应当继续延续和深化国 企改革以往所走出的正确道路， 因 为这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 为 此， 本人的一个直接建议是， 应当 继续加强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机 构的独立性； 有必要参考周小川、 楼继伟等人于上世纪 90 年代所提 出的设想， 即把这一机构置于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隶属之下， 使 之脱离行政序列。 假如这一点不 能立即予以实现的话， 那么， 笔 者认为， 作为一种权宜之计， 这 一机构的行政级别至少应当予以提 高， 其领导人应当出自最高决策 层， 并实行专人专任。 之所以需要对国有企业的地位 作出上述安排， 并不仅仅是出于提 高国企竞争力的考虑， 而是因为， 假如不这样的话， 身兼裁判员与 球员两重身份的政府部门就很难 做到一碗水端平， 很难在不同所 有制之间实行平等待遇。 后者已 经成为阻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壮 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资委行政 级别的提高有利于防止行政部门 的干预。 假如行政部门不能随意 指挥国有企业， 那么， 它就会有 动力去监督国有企业， 对其公平 执法， 并倾向于剥夺其垄断地位。 这个逻辑看似奇怪， 实则是合情合 理的。 民营企业的发展， 并不需要 这个 “优惠”， 那个 “倾斜”； 民营 企业的最大利益， 就在于同国企和 外资企业一样， 享受立法、 司法和 政府部门的平等待遇。 在这里， 我们有必要再略微讨 论一下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由于 制度不够健全， 民营企业的早期发 展， 实际上是在政府放任自流的情 况下进行的。 笔者并不想过分地指 责历史； 但是， 这种发展方式， 不 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流失， 造成另 一种不平等， 而且实际上最终妨害 了民营企业自身的发展。 为什么这 么说呢？ 因为， 在放任自流的情况 下， 为了躲避税收， 企业的财务核 算与治理结构普遍不够健全 （ 此即 所谓 “原罪”）， 企业主们满足于 “打一枪就跑” 的游击方式； 这种 短期行为实际上妨碍了民企做大做 强。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绝不仅仅 是 “自由放任”； 政府有责任提供 企业发展的种种 “制度性基础设 施”， 尤其是建立健全商法和股份 公司制度。 没有好的公司制度， 普 通人就不容易联合起来， 大企业就 不容易形成， 也就只好听任国企、 外企和家族企业来填补这个空白 了。 反之， 良好的公司制度和高效 的股票市场， 不仅是促进民营企业 发展的强大工具， 而且也可以为国 企改革所借重。 从这个角度来看， 考虑到国企上市的原始动机之一就 是借助股票市场来改善企业治理， 而有关部门对于股票市场和上市公 司制度的彻底规范化所持的三心二 意、 欲迎还拒的态度， 也就很令人 费解了。 最后， 我们再讨论一下 “私 有化” 这个议题。 长期以来， 只 要涉及企业改革， 马上就有人高呼 “私有化”、“全民均分” 等口号， 似乎赞同市场经济， 就一定要赞同 私有化； 反之， 反对私有化的人， 也就是在反对市场经济。 我们可以 发现， 这种 “唯所有制” 的论调如 今不仅难以取得主流民意的支持， 而且也为国企改革的成就所否定。 本人尤其要强调的是， 这种主张所 依据是一种有巨大缺陷的经济学； 严格地讲， 这种所谓的 “西方主 流经济学” 其实不足以理解任何 最为基本的经济现象， 更不足以 解释市场经济的效力何在其 在科学分析上的严重错误正在被 我们作出有力的揭示因而， 它在政策主张上的轻率和似是而 非也就不足为怪了。Li Bin蒺s Column算法经济稳增长要摆脱对旧模式路径依赖本报评论员在经济走弱和对硬着陆担忧上升的 情况下， 决策层日前做出了 “把稳增长 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的回应，“稳增 长” 迅速成为经济工作的主题词。 可以 预见， 下一步经济政策将会更有作为。 “稳增长” 与过去的 “保增长” 有 一字之差， 含义也有所不同。 前者着眼 于增长的健康与可持续性， 注重的是增 长的内在质量， 而后者更是一种特殊经 济条件下的方针， 它注重的是增长的外 在结果， 以及不惜动用一切手段的含 义。 从 “保增长” 到 “稳增长”， 显示 决策层认识的微妙转变。 目前， 虽然 “稳增长” 理念已为人 所接受， 但是 “稳增长” 作为经济指导 方针的地位目前看来并不稳固。 一方 面， 从政府到实业与学界层面， 一些人 对 “稳增长” 下速度和质量之间有舍有 取心里没底， 担心 “稳增长” 使政策出牌过于保守， 隐隐可见 “政策力度应更 大一些” 的催促之声。 另一方面， 过去 “保增长” 下形成的路径依赖， 诱惑着一 些人重新回到那种运作娴熟且能够快速 做大经济总量的旧模式上去。 尤其是在 外需下降内需乏力的当下， 很多人还是 对 “保增长” 有一种老情人般的迷恋。 通过及时预调微调化解经济下行带 来的一些现实矛盾， 缓解市场心理恐慌 值得肯定， 但预调微调的政策终究是治 标的措施， 其 “稳增长” 的效果难以长 久。 要想实现更长远的 “稳增长”， 治 本之道是进一步深化改革。 就目前来看， 各界对经济政策的预 期集中在四个方面： 其一， 进一步放松 货币政策； 其二， 出台刺激消费的政 策； 其三， 加快上马大型基建项目； 其 四， 加大结构性减税以及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扩围力度。 除了第四点外， 其 它几点都是人们所熟悉的老套路。 这些 政策一旦实施， 对提高经济增长率自然是有用的， 但类似于 2008 年经济刺激 计划所带来的诸多 “后遗症” 也有再度 发作的可能。 高喊数年的经济转型战略 之所以成效甚微， 恰恰与这种 “后遗 症” 的消极影响有很大关系。 所以， 目前环境下政府必须克制信 贷大开闸与基建项目大干快上的冲动， 确保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变形走样、 积极 的财政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至于加 大结构性减税以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扩围力度， 则应做到总体趋势是减税， 让利于民， 切莫通过加加减减所叠加的 “障眼法”， 反过来加重民众负担， 从而 将理论上的好事变成实践中的坏事。 政策预调微调本质上是救急之举， 不是 “稳增长” 的长效机制。 而且， 预 调微调在不同时期的反复运用， 会形成 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的自我强化效应， 使 政府这只 “看得见的手” 变成 “闲不住 的手”。 针对经济下行的压力，“稳增长” 着眼点是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 在复杂 的国际环境下， 稳定外需并不可靠。 靠 得住的是在扩大内需上做文章。 中国 正处在工业化、 城镇化和信息化的高 峰时期， 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蕴 藏着巨大潜力， 13 亿人口的巨大消费 需求一旦充分激活， 将为中国经济的 长期 “稳增长” 提供难以估量的驱动 力。 然而， 受制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公、 税收物流环节抽血过多、 物价房价偏 高、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股市严重套 牢中产阶层等因素， 愿景中的扩大内需 迟迟难以实现。 不仅如此， 由于中国商业道德日益 滑坡、 假冒伪劣商品泛滥， 中国居民跨 境消费日益升温， 境外奢侈品和日用品 都成为国人的抢购对象。 出于各种担 忧， 一些富裕中国人纷纷移民， 将巨额财富转移到国外。 这一切， 既导致内需 的大量流失， 也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健康 发展埋下了隐患。 诸如此类的问题， 要想通过预调微 调来解决， 无疑是行不通的， 只有通过 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来从根本上破 解。 如果说，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 是享受初步改革的红 利之结果， 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的 “稳增 长” 周期， 必须且只能通过享受深化改 革的红利来实现。 市场化和法治化， 仍 应成为推进下一步改革的两大价值取向。 应该看到， 在政策预调微调之际， 推进改革的努力并没有停止。 近期， 浙 江温州和丽水两地金融改革相继试点， 资本市场推出了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新 政， 铁道部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 本投资铁路实施意见， 收入分配改革方 案正在国务院层面抓紧制定。 我们希 望， 改革的步伐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