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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学院请来了香港新报主编、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员郭一鸣先生与大家交流,讲座伊始,刘家林书记的开场白便让在坐的各位同学先是一愣, “今天我们请回了郭一鸣老师。 。 。 。 。 。 ”看到大家疑惑的神情,刘书记笑眯眯地给大家讲起了来龙去脉。原来,20 年前,郭先生曾在我院从事教学工作,后来弃教学从业务,选择到香港发展,现在已经小有成就。在香港定居多年,又一直从事媒体工作,与频繁地打交道,深知其中的游戏规则,所以,郭先生着重给我们讲述了香港媒体和的“恩恩怨怨” 。从郭先生那里得知,如今香港的媒体(像我们熟知的星洲日报 、 信报和苹果日报 )主要都是民营,实行企业化的管理和运作,只有香港电台一家由港政府运营。过去,香港的报纸多由文人主持筹办,他们将报纸视为“社会公器” ,注重其社会效益和职责;如今,香港的报纸多由商人把持,他们将报纸看作赚钱机器,办报的首要目的便是盈利,不再过多地提及其社会功能。本次讲座的重头戏还是香港媒体与政府的关系,郭先生认为他们之间沟通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条:首先是港政府的新闻处。郭先生解释说,新闻处的第一要务是向各大媒体无偿地传递政府信息,让人们了解政府正在做什么、计划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问题。此外,政府的各个部门都会有一名来自新闻处的人员但当新闻官,同时与其他相关人员负责每天新闻稿的起草和撰写工作,尽其所能来使政府与媒体沟通顺畅。其次是港政府的广播处。该处是香港唯一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的主管部门。近年来对香港电台的争议不断,广播处嫌其“胳膊肘往外扭” ,有点“得了乖还卖俏” ,整日整夜地批评政府,政府几乎被其责骂地“狗血喷头” 。而电台则力举“新闻自由”之大旗来捍卫自己的监督权力,声称自己做得合情合理。正当他们春风得意之时,左派人士质询他们为什么当年对港英政府百依百顺,政府的负面新闻只字不提,所谓的“新闻自由”也不见了踪影,自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电台便“放肆”了许多,似乎一下子变得“敢言敢说” ,分析得“鞭辟入里” , “新闻自由”的理念也越喊越响。可见,此争论还将延续下去。此外,郭先生还补充道,作为公办的香港电台,所播放的广告绝对是免费的,港律严禁利用公共资源来盈利。可反观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凭借其“唯我独大”的地位和优势,大搞特搞广告招标活动,标王的报价一年高过一年,唯一不变的是央视领导满意的笑容和老百姓吃惊的表情。郭先生认为最后一个渠道是香港特首办公室。该部门内设有新闻统筹官员,他们的职责是与媒体人员友好往来,尤其要与那些对政府更有益的,利用价值更高的媒体“亲密交往” ,通过审慎完美的公关活动,实现双方的共赢。从郭先生的演讲中可以看出与媒体的关系十分微妙,双方处在一个看似平衡但时而会轻微晃荡的天平之上,而这台天平的秤砣便是广大香港市民的意见和呼声(即民意) ,港民倾向谁,“胜利”的天平便会倒向谁的一方。与香港不同的是,大陆的政府远没有那样浓厚的民主意识,大陆媒体根本没有机会真正与政府站在同一平面对话,媒体在山脚,政府在山顶。一方总是努力地向上攀爬,试图更清晰地听到来自山顶的声音,令一方只需高傲地立于山峰之巅,矫手昂视,偶尔瞅一瞅山下是何许人也,或许会高调地宣称:你们是政府的喉舌,或许会不屑地唾弃:你们是。 。 。 。 。 ;当然山下还有另一个群体人民,他们越发认识到媒体对自己的重要性,不断地向他们倾诉山顶的二三事,不断地激励和帮助他们去更多地了解不胜寒的高处。政府和媒体在玩一场没有尽头的游戏,游戏规则既模糊又清晰,外人看来朦朦胧胧,他们自己却心知肚明。双方彼此满意时,可以坐下来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双方相互交恶时,则需要站起来指名道姓,怒目圆睁。唯一不变的法则是利用对方为自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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