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靖边“走西口”现象略述摘要：走西口是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靖边因地缘关系在山陕边民走西口 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丁戊奇荒后， 人地矛盾与大灾的严重破坏性交织 在一起，对靖边人民的生存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人们为了谋求生路， 纷纷北越 长城到口外内蒙古地区谋求生计。在清政府实施招垦政策后， 大批晋陕人民进入 内蒙古地区， 参与农业生产以及商业贸易。 靖边人民同内蒙古伊克昭盟人民为地 区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民族融合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对内蒙古地区社 会文化和风俗人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键字： 靖边；走西口；影响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哥哥你出村口， 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走路走那大路的口，人马多来解忧愁。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 汪汪的泪水肚里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头，这一走要去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紧紧地拉住哥哥的袖， 汪汪的泪水肚里流， 虽有千言万语难叫你回头，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走西口（山西民歌）走西口这首传唱于晋、 陕、蒙等地区的山西民歌， 历时弥久，约有一两百年的传唱历史， 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一、靖边“走西口”的成因“走西口是清代至民国山陕、宁甘等内地居民到长城外，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谋生的社会活动”1。 “走西口”与“蹚古道”“闯关东”“下南洋”等近代移民现象的出现与清末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2 -1、自然环境靖边地处陕北，而“陕北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沟壑纵横、土地贫瘠、植被鲜少、降雨不足。并且90%以上的土地为丘陵和山地，水土流失相当严重”2。 “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 岁之食不能得 ,乡民惟以耕种上岭下坡，汗牛病仆，仰天待命，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兼掘于远营，终岁不出里门，甘食蔬粝，亦势使之然”3，可见清朝末年“三北”（晋西北、雁北、陕北）地区农耕环境相当恶劣，加之这些地区位于内陆黄土高原腹地，北邻内蒙古沙漠，经常遭到风沙和干旱的严重威胁，所以“三北”地区人们的生存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民不得不因为气候和地理因素的关系而向广袤的内蒙古地区迁徙，以寻找大量的农耕土地维持生计。光绪二年（ 1876 年），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出现了严重的旱灾，这场灾害从光绪二年（1876 年）一直持续到光绪五年（ 1879 年），其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造成的后果严重，史称“丁戊奇荒”。“丁戊奇荒”的发生给原本生态脆弱、农耕环境恶劣、经济濒临崩溃的山陕地区以致命的打击。“到处灾离，哀鸿遍野，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餐。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甚至研石成粉，和土为丸，既遏至此，何以存活？是以道旁倒毙，无日无之。惨目伤心，与言欲泣”4。持续性的大旱灾造成山陕各府县人口大量死亡；粮食短缺，粮价暴涨；地区社会秩序不稳定。陕西的榆林府与延安府地处陕西北部，与山西隰州等隔河相望，光绪大灾对这两地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乾隆四十年榆林府的人口为48.1 万, 光绪大灾中全府共损失人口约 20.5 万，灾后人口41.7 万”5；靖边县“道光三年男女大小 74800余口, 至咸丰十一年有口约8.4万, 至光绪二十五年，- 3 -人口损失 6.6 万”5。光绪大灾以来，靖边县人口大量流失，给区域内农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其中“榆林府及延安府的人口损失包括一大批逃亡人口”5。这里的“逃亡人口”就是背井离乡，向北逃入口外谋生的山陕北部地区的百姓。清初，由于地缘关系，山陕地区就出现了部分走西口者。丁戊奇荒后，自然环境的恶劣以及土地大量荒芜，靖边大批受灾百姓，无地农民逃离家乡，自西口北上进入内蒙古地区谋生。2、社会环境靖边县乃至整个山陕地区“走西口”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当地土地贫瘠、自然环境恶劣关系密切， 但是内地人口激增， 人地矛盾激烈，是造成“走西口”的根本原因。清朝初年，战乱扰攘，百姓流离失所，人口锐减，经过康雍乾三代的修养生息，人口迅速膨胀，从乾隆二十七年到鸦片战争前期，全国人口已经达到四亿之多。“顺治末年，全国人均土地5.7 亩。乾隆十八年，人均耕地面积为四亩。乾隆四十九年，人均耕地减至2.6 亩，至嘉庆十七年，人均耕地只有 2.3 亩”6，“咸丰元年，人均土地降至1.7亩”7。内地已经到了无土不垦，无田不耕的地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8。山陕北部本来就土地贫瘠， 能够承载的人口极其有限。 人口的激增， 已经超过了靖边地区的环境、 土地承载能力以及生产力承载水平。加之光绪初年，内地自然灾害频仍，靖边县志载：“民啮草根，继食树皮，叶而俱尽，又济之斑白土，或割饿殍臂以延残喘，甚至有杀生人而供餐者”，由此可见，自然灾害的频发，加剧了靖边的人地矛盾，靖边百姓被迫铤而走险，北出口外，到内蒙古地区求生存。随着内地人地矛盾的日益尖锐，尤其是丁戊奇荒以来， 山陕北部- 4 -地区已经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的地步。而清廷一向奉行的对蒙地的封禁政策， 却严重阻碍了内地人民尤其是山陕地区无地可耕的百姓到地广人稀的蒙地求生存这一行动的实现。“顺治年间（ 1644-1661 年），沿明代辽东边墙旧址筑柳条边，长约 900余华里, 边内为农耕区，边外为游牧区。政府规定，边内人民不能自由进入边外，顺治十八年谕兵部盛京边外居住庄村，俱著移居边内，康熙二年（1663 年）又迁原来居住在边内的蒙古人于边外封地”9， “康熙七年（1668年）, 政府罢辽东招民授官之例，关外之地列为封禁”9。内地人地矛盾的日益尖锐以及口外蒙古人迫切需要内地的农业生产技术用以提高土地利用率，迫使清廷不得不调整封禁政策，清廷从政权稳固的角度出发，推行“借地养民”政策，招民垦殖。一时间“晋陕之人，纷纷涌入”10，“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皆有汉人足迹”11。随着“借地养民”令以及放垦政策的推行，使得靖边贫民 “走西口”合法化， 山陕“走西口”达到高潮。丁戊奇荒后，大批山陕州县的灾民出口外，避灾以求自救。清廷前期的封禁政策是阻碍靖边人民走西口的重要因素，随着内地人地矛盾的尖锐，以及山陕地区在光绪年间普遍遭受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的旱灾，为了稳固政权，清镇府被迫放弃封禁政策，实施放垦、屯耕政策。正是放垦、屯耕政策的施行，推动了山陕地区“走西口”移民活动高潮的到来。二、靖边“走西口”的主体和路线清初，由于地缘关系， “山西和陕西两省商民具有走西口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早期走西口者主要是晋、陕两省人”10。而山陕两省“走西口”的路线以及目的地又不尽相同。1、靖边“走西口”的主体从地域分布而言， 山西人是走西口的主体，陕西次之，而晋西北与陕北人口流入口外则为山陕两省之最。而靖边跨长城南北， 曾经为- 5 -边贸重地，历史上县境先后为后赵、前秦、后秦、胡夏等少数民族政权所据，有民族融合的痕迹，无论从地理还是历史来看，靖边人走西口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从职业构成而言， 走西口者的职业构成呈现多元性特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其职业构成也随之变化。一般而言，“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 而以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等为辅，也有部分人从事采药业或畜牧业”12，清前期，统治者实施封禁的政策，禁止内地人向蒙古地区迁徙、耕地。所以清初走西口者多为商人，清后期，由于光绪年间灾害频仍， 大量人口出口到蒙古地区讨生计，起初是山陕地区百姓私垦，后来由于人地矛盾尖锐，清廷不得不放弃封禁政策，而实施招垦政策，于是大批靖边乃至整个陕北地区的百姓踏上了走西口的征程。故光绪年间， 虽然走西口者的职业构成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是还是以农民为主，其他手工业者、商人等职业为辅。2、靖边“走西口”的路线“走西口者大体分两支，一支是晋西北的保德、河曲、偏关人；雁北朔县、平鲁、 左云、右玉、山阴人；晋北的代县、原平县、忻州、定襄、五台人；晋中的平遥、祁县、太谷、榆次人等，他们一般是通过杀虎口首先进入和林格尔和清水河，然后到土默特、包头等地，也有一部分到达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准格尔、河套平原及大青山以北地区。另一支是晋西北和陕北神木、府谷、榆林、横山、靖边、定边一带的人出长城北上进入鄂尔多斯、河套平原等地， 也有甘肃人自宁夏渡黄河进入鄂尔多斯、河套平原的”1。走西口的路线大体有四条， 而自陕北越过长城至乌兰木伦、 榆林、哈柳等河流域的这一线， 流入的主要是陕西人。 因伊克昭盟南部与陕北毗连，陕西人特别是神木、府谷、榆林、延安等州县人，多到就近的伊克昭盟地区， 该地区汉民几乎全为陕北人， 当然靖边人到伊克昭- 6 -盟的人也不在少数。伊克昭盟郡王旗“汉人大多数来自榆林、神木、府谷诸县，有代远年湮，携家安宅于此者”13。清末，靖边人民沿乌兰木伦、榆林、哈柳等河流域的这一线进入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地区开垦农田，发展商业，手工业，不仅解决了自身的生存问题，而且为内蒙古的农业以及各个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靖边“走西口”的影响“清代走西口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 , 仅雍正 、乾隆时期涌入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内地人民就多达数十万。内地人民历尽艰辛来到边外 , 除了垦荒种植 , 许多人还经营贸易。他们或驮运深入草原、或建立货栈和商号 , 以品种繁多的中原地区的物品交换蒙古的畜牧产品。既丰富了蒙古族人民的物质生活, 加快了蒙古牧区与内地经济的一体化 , 也推动了内蒙古西部重要城镇的形成”14。靖边人民越过长城进入伊克昭盟后，对这一地区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内地农业人口大量迁到内蒙古地区，内蒙古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改变了蒙古族的牧业与中原汉族的农业相互脱离的局面, 使农业与畜牧业互相支持和补充 , 促进了蒙古族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内地商人进入内蒙古地区后，加强了内地与内蒙古地区的商贸联系，促进了内蒙古商业的发展。 而内蒙古商业的兴盛直接推动了内蒙古城镇的形成。靖边“走西口”不仅促进了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内地与内蒙古地区文化的交流与民族的融合。与内蒙古相比，内地的汉文化的优势和先进性是无可置疑的。“蒙古人的汉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15。随着“走西口”移民大量进入内蒙古地区，先进的汉文化以及农耕技术也随之进入内蒙古地区，而且日益为蒙古族人所接受。 在先进- 7 -的汉文化的影响下，内蒙古地区的社会文化和风俗发生了很大改变。这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自康熙征噶尔丹始，山陕两省人民就开始了走西口的艰苦历程，乾隆以后，随着人口的激增，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尤其是光绪年间，灾害频仍，为了生存，靖边人民背井离乡，跨越长城出口到内蒙古地区谋生，在清廷被迫停止封禁政策，实施招垦政策后，靖边大批灾民沿乌兰木伦、 榆林一线进入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汉文化带入内蒙古地区， 与内蒙古人民一道为内蒙古地区农业、商业、手工业、教育的发展及民族融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靖边人民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 锐意开拓，奋发进取，完成了“走西口”这一近代移民活动， 不仅为内蒙古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使“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在中国移民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参考文献1 韩巍. 清代“走西口”的路线及成因 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9（3）2 刘春玲 .试析情代走西口的成因 J. 阴山学刊， 2004（2）3 清康基田 . 晋乘搜略 M . 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64晋政辑要 卷十八户制M. 5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 中国人口史 第五卷 M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6 行龙.人口的压力与清中叶社会矛盾 J.中国史研究，1992 （4）7 江立华，孙洪涛 . 中国流民史 M . 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8 清圣祖实录 M.北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