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江南市场史十七至十九世纪的变 迁绪论 绪 论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我一直专注于传统市场的考察。最初从宋代江南为中心的东南地区人手，考察东南地区的市场结构与特征，1993 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宋代东南市场研究并出版。此时市场史研究逐渐深入，我结合学界成果进行了通贯性的考察。1997 年出版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一书，大致理清传统市场演进的脉络与发展特征。后来该书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经济学二等奖。这固然给我激励，然而，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层面的深入，使我愈感自己的不足。我将视野集中到市场发育程度最高的江南，希望以此成熟形态为突破口，力求对传统市场及其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影响进行深入探究，同时也希望以此弥补旧著中明清部分过于粗浅的心中之痛。在此期间，我有幸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资助。经过两年的努力完成了课题，但总觉得犹有不足，迟迟不敢付梓。当时已大体完成了初稿，但在我准备整理出版的过程中，相关研究成果继续涌现，赫然成为热点，将江南市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我只能将书稿搁下来，希望在学者们搭建的新平台上有所创获。调入清华大学后，又获得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的资助，激励和支持我克服困难继续艰苦的研究工作。转眼五六年过去了，本书就是我在市场史研究领域的新收获。一、江南“江南学“江南经济史专门研究可谓之“学“，二十年来的江南研究成果蔚然，但在各种“学“成为时尚的当今，具有自身特色与价值并富有学术积累的“江南学“反倒没有被提及，似乎有点2让人不够尽兴。江南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地理与人文地理概念，即通常所谓的明清八府一州之地，包括今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九市。在宋代，其主体同属一个一级行政区两浙路(仅江宁府不在其内，它是另一个一级行政区江南东路的首府)，元代同属江浙行省(但与浙东宣慰司、福建宣慰司相别)，明清分属两个一级行政区江苏省(明代为南直隶)和浙江省，当代则分属三个一级行政区。行政建置沿革如表 0 一 l 所示。李伯重(1991)对“江南“的科学界定已为学界普遍采纳：这一范围的江南地区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在其外部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其内部是一个自然一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还同属于太湖水系，各地相互发生紧密的联系。江南地区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导致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被视为一个与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当然，由于它不是正式行政区域，所以明清人的使用也比较随意，造成某种混淆不清，“江南的地域范围具有较大的伸缩性。自宋以来，江南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化上江南也领先。江南进士占明清全国 15，其中拥有明代状元的 l4 和清代状元的半数(范金民，1997)。该地区的文献记载之盛也是其他地区望尘莫及的，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纵观以往数十年的海内外中国经济史坛，这一地区享有特殊的地位，既是研究重点又是热点，研究成果之多，水平之高，也超乎其他地区研究之上。这也正是“江南学“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如果对已形成丰厚学术积累的“江南学“进行回顾与总结，并使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各领域的江南研究系统化与理论化，那将是一项极富价值的学术史工作。3宋初江南尤其是低湿地带仍处于开发阶段，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促进了农田开发，人口的逐渐迁移特别是南宋移民，使低湿地带从粗放耕作演进至精耕细作，江南水稻产量大大提高，城镇普遍兴起至明代中叶江南的开发完成(斯波义信，2001)。图 0 一 l、表 O 一 2、表 0-3 所示宋代至清代江南各府州人口与人口密度的增长显示，宋代的苏州和秀州(元以后分出松江府和太仓州)，元明开始超过杭州，清代继续增长，成为区域核心带。 自宋以后，江南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宋代江南人口密度仅次于成都平原，但四川自宋元之际以后江河日下，而江南蒸蒸曰上，吴蜀并称从此成为历史(龙登高，1997：291)，江南在全国一枝独秀。乾隆四十一年(1776)人口密度，全国前五位府州全在江南(苏州、嘉兴、太仓、松江、江宁)，镇江、杭州、湖州也在前 16 位之列(曹树基，2001：718)。江南成为遥遥领先于全国的人口分布最密集区。每平方公里人口数，北宋就超过 200 人，到 1851 年高达 687 人(表 0-3)。在这块仅占全国面积约 O.5的土地上,高峰时(元代至明初)居住着全国15以上的人口，清前期稳定在 8左右(表 0 一 2)。表 0-1 江南州府行政建置沿革大略（略）图 0-1 1078-1953 年江南人口（略）表 0-2 宋元明清江南州府人口数量（略） 表 0-3 宋元明清江南府州人口密度（略）在这样一个高密度的人口聚居区，江南在传统经济史上创造了世界性的奇迹。江南户均耕地，如表 O-4 所示，由宋代的每户 20 余亩，递减至南宋的 16 亩，明末的145 亩，清中叶的 85 亩。江南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演进，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在传统的稻作农业中达到极致。水稻亩产量宋代约为 12 石米，明末为 16 石米，清中期为 23 石米。蚕桑业、棉花种植业的集约化程度又超过水稻生产。农业经营重心从集约程度较低的生产部门向较高部门的转移，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使4得整个农业生产集约程度有较大提高。a 关于农产经营方式及其对江南经济与市场的影响，不少学者都有研究。a 明清江南农村传统经济的优势：以农为主，农副相兼，农工相兼，农商相兼，把农村经济推向农、工、副、商相结合的综合发展道路。江南农村经济结构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商业性农业得到较大发展。粮食生产以外多种内容生产活动、种植业以外多种行业生产活动的多样发展，导致江南农村生产呈现综合化、专业化、商品化的趋势。江南地区水陆交通的发达在全国首屈一指，成为江南市场发展的重要条件。江南工业，因木材、煤、铁等能源与材料供应紧张，工业结构形成轻工业畸重、重工业畸轻的“超轻“格局，江南走上“节能省材型“发展道路(李伯重，2000)。表 0-4 江南人均田亩、亩产量估计（略）注：两宋户均耕地亩数，为两浙路数字(龙登高，1994：18，34)。宋代亩产量估算：斯波义信(2001)认为宋代江南稳定的上田亩产早已达 2-3 宋石或更高，3 宋石相当于 1.7-2 明石(本表取值 1.8，则 1 宋石约当 o.6 明石)梁庚尧(2001)考证南宋末太湖流域亩产 2 石的农地可达十之四五以上。本表宋代亩产取值 2 宋石，则平均亩产量计 1.2 明石。明清数字据李伯重(1994、1996)。凡此种种，这里不拟详述，只是想借这些成果作为一个引导，说明江南市场是在这种经济特征与基础之上成长的，它决定着市场演进的走向。自 u 世纪形成区域市场网络后，江南地区既是中国传统市场发育最成熟的区域，也是传统市场发展变化最大的地区，并在全国率先向近代转变。对江南市场历史变迁的考察，无疑有助于把握传统市场的发展轨迹与时代特征。同时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对当前我国重点建设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发展，具有5直接的历史借鉴作用。当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日益深入时，对其渊源流变的追踪，对中国传统市场历史遗产的总结与借鉴，显示出独有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中国传统市场的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则是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一朵奇葩，高水平成果迭出。二、江南市场史研究述评明以前的江南市场研究，由于资料有限，专门侧重于江南地区者不多。刘兰兮(1986)对明以前江南市场作了开拓性的考察，李伯重(1990)涉及唐代农村市场，龙登高(1994)对江南为主体的两浙区域市场作了重点论述。斯波义信(2001)是 20 世纪 80 年代对江南经济史最具贡献的成果。而明清时期江南市场的研究，自 80 年代以来中国内地佳作迭出，精彩纷呈。本章希冀对这一热点、重点领域的学术史回顾与总结，对江南市场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市场的认识的提高有所裨益。1消费经济与要素市场江南具有较高的消费水准。方行(1996)对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作了精当人微的细致分析。在农户每年生活消费的支出中，粮食支出约占 55，副食支出约占 2l，食物支出共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 76，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一种温饱型的消费水平。生活消费支出高于生产消费支出是又一特点。农民的生产投入，仅占农民口粮支出的 l/3 左右。生活资料的自给半自给也是江南农民消费的特点。李伯重(1994)则考证江南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其中明代米 3.3 石,清代米 3 石，1620 年和 1850 年江南稻米消费总量分别为 6 600 万石、lO 800 万石。王家范(1988)对明清江南消费经济进行了探讨。明清江南存在突出的高消费现象，同时也伴随大量6的低消费。在高消费结构中，政治性与奢侈性的消费比重畸高，消费结构具有传统的病态特征，消费行为仍保持着传统的等级性与政治性色彩。他考察了明清江南最低生活消费标准，对江南突出的高消费行为的政治经济影响作了探究。孙竞昊(1994)论述了消费对商品经济的影响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人口压力所造成的消费需求结构、消费主体、消费水平、消费品结构、消费行为结构、奢侈性高消费风气等。关于要素市场，洪焕春(1992)探讨了江南雇佣劳动力的来源、工资状况与矛盾斗争，认为苏州城内已出现一个自由买卖的劳动力市场，为数相当可观。而孙竞昊(1997)则认为，明清江南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得很不成熟，不具备近代意义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与性能，关键的原因在于劳动雇佣关系没有冲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郑志章(1989)推算江南农业雇工利润率，明清之际为 30，清末为 25。罗仑(1989)认为雇工经营的土地，单位面积产量较之佃户经营有成倍增长。江南土地市场也较发达，一些学者则从土地制度方面对土地市场有所涉及。b一般学者是把江南结合全国各地的情形进行分析的，以方行(2001)所论最为深刻。江南土地市场的专论中，章有义(1988)提出，人们设想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支配下地权不断集中的必然性值得怀疑，长洲地主与农民占地的比率，近三百年一直稳定在 65：35。马学强(1996)则论述了要素市场中一个为人所忽视的问题：城镇房地产与地权交易的特殊性。2商品市场与远距离贸易关于明清江南对全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商品棉花棉布与丝绸的研究，分别有两项突出的成果。范金民(1993)对江南丝绸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全面考察，富有价值。7徐新吾江南土布史是一部史料集但短小的“编者按“精彩纷呈。在考察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棉纺织手工业和土布商业后，着重分析了棉手纺、手织的分离过程，即洋纱挤代土纱、洋布排斥土布的过程。该书下编还汇录了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该书对鸦片战争后我国棉花、土布年产量的推算是迄今为止最细致的计量分析。棉花、棉布的生产与市场，研究颇为深入。何泉达(1993)考证松江地区棉花种植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 22.75。侯杨方(1997)认为明清上海地区棉花种植已达到耕地面积的一半，这也高于吴承明、徐新吾等学者的估计。刘秀生(1990)从全国棉布的生产和销售考察江南棉布生产衰落的必然性，指出其原因不在于外国机制棉布的排挤而在于棉布业技术水平的停滞，棉布市场不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张海英(1991)从棉布的生产与流通、三类市场主体的活动人手分析，也认为建筑于全国市场需求的支持与政府军事需要及赋税征收的变相刺激基础之上的江南棉布业的发展，缺少与之相应的生产技术为后盾。当江南棉布市场最终走向衰落时，江南商品经济腾飞的机会也就失去了。此外的论文还有不少。c范金民(1993)追溯了宋以前江南丝绸业的起步和崛起，论述了宋元时期江南丝绸业成为全国重心与中心的重大发展。明清时期江南丝绸业是该书的重点，描述了蚕桑生产的商业化与专业化民间丝织业的发展，重现了江南丝绸的国内市场与对外贸易的图景。他后来详细考察了江南主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