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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差异”到“他者”对海德格尔 与德里达的神学诠释内容提要:海德格尔的同一与差异、德里达 1990 年代以后的著述、以及西方学界近年编辑出版的有关文献,始终潜在着一种“差异”与“他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其中可能蕴涵的意义,在西方常常是从神学的角度予以读解。本文作者也认为: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关论说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极为深刻,然而如果缺少神学的解说,则很难把握其中的根本意蕴。关键词:差异 延异 词语事件 全然的他者 语言的他者 AbstractA potential logic framework in Identity Difference by Heidegger, several works by Derrida after 1990s such as The Gift of Death and the critical assessments by some philosophers and theologians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the relation of “difference” and “otherness”, which is often recognized with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nvolved idea and terminology has a strong impact o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ies, bu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grasp its insight unless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 and “otherness” as something religious.Key Wordsdifference diffrance word-event the Wholly Other linguistic otherness据记载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经买过克利(Paul Klee)的一幅画,题为“新天使”(Angelus Novus)。他为此写到:“在这幅画上,天使好象要离开他正在凝神沉思的对象。他的眼睛还在注视,嘴巴张开,翅膀却已经鼓起。这正是对历史天使的描绘他总是面向过去,总是盯着一个接一个叠加在他脚下的灾难。他想停下来,唤醒死去的、修复破碎的,但是从伊甸园吹来了一阵风,这风是那么有力地鼓起了天使的翅膀,以至天使已经无法将翅膀合上。这风无可阻挡地将他推向他所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废墟却离他越来越远。这风,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 ”2有了本雅明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只能说他是在描述历史的无奈:尽管历史总是“面向过去”、沉思人类的灾难、甚至试图有所修复, “进步的风”却使它永远无法停步,从而“灾难”和“废墟”又不断成为新的历史。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读解这幅画,其中也未必不会包含更积极的可能性,因为那风毕竟是“从伊甸园吹来”的。从这幅画联想到神学与人文学的论题,或许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种有趣的象征:人文学其实正像那位历史的天使,它的关注永远都系于尘世,它最终要追寻的却注定是“世界之外”的“世界的意义”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 “背对着未来”超升自己可能是人文学的宿命;从而其间的思考必然会带有某些神学的关怀。与之相应,神学似乎是“背对着尘世”的,然而有生命力的神学却必须回应尘世中的问题。在当代西方,最具标志性的观念转型被认为是“作为一种合法性和整一性力量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 as a legitimating or unifying force)”遭到了瓦解。那么在表达人类价值理想的话语形式之内,是否还可能获得任何一致性和合法性?如若不能,则“我们剩下的只是一系列无法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的元叙事,但是问题却仍然是问题。 ” 这为神学提供了一个进入人文学论域的最主要入口,因为可能只有神学才不得不把问题逼到极处。当代人纷纷谈论“信仰的危机”,其实他们最基本的感受和最普遍的疑问,从根本上说应当是“意义的危机”。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看基督教神学,那么它所要处理的问题当然也不仅限于“信仰”,而同样是首先关联着“意义”。神学与人文学共同分有的问题领域,至少有两个关键的入思之处,即:“意义本身”和承载意义的“语言”。“意义本身”的命题,实际上已经对我们可能获得的“意义”有所质疑;承载意义的“语言”,则同样充满了弹性和张力。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相关论说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最为深刻,而以神学为参照解读其中的意义,却可能是被我们所忽略的。3一、 “意义”:“存在”(beings )与“存在本身”(Being)“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神学-结构”(onto-theo-logical constitution of metaphysics),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同一与差异一书中被专门设为一节,他在什么是形而上学第五版(1949)的前言中也曾提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神学性质”(onto-theological nature of metaphysics) 。为什么“本体论”和“神学”可以被拼接为同一个词?对此,海德格尔认为不能简单地断言“形而上学是神学,因为它是本体论”,但是可以将问题转换为“神性是如何进入了哲学”,也就是说“形而上学之本体论-神学结构的根源何在”?在他看来,这样的问题意味着“同整个哲学史对话”,特别是同黑格尔(G.W.F. Hegel)的存在之思相关联。海德格尔的立论,接续着康德的“超验”与黑格尔的“同一”观念。如他所述:“对黑格尔来说, 思就是思本身(thinking as such)”,而“只有通过康德的观点、通过超验的本质,我们才能理解思本身;当黑格尔谈论作为思本身的思之时,他的目的就是将思的超验本质绝对化。 ”进而言之, “思”就是黑格尔的“理念”(the idea),而“理念”发展到最高的自由,则是所谓的“绝对理念”(the absolute idea)。海德格尔注意到:“在逻辑学接近结尾的地方,黑格尔提到这种绝对理念:只有绝对理念才是存在(Being),才是不朽的生命、自明的真理(self-knowing Truth),亦即真理的全部(all Truth)。 ”按照海德格尔的读解,黑格尔从“思”追索终极意义的方式至少包含着两方面的意味。第一,黑格尔将“存在”称为“不确定的直接性”(indeterminate immediacy)。所谓“不确定”是因为“存在”只能“通过绝对观念得以展示”,或者说“只有绝对之思才是关于存在的真理”;所谓“直接性”则是因为“存在”终究是“关于思的绝对的自我之思”4(absolute self-thinking of thinking)。如果“关于存在的真理”既是“直接”切入“绝对之思”、又注定要取道于“不确定”的表现,那么也许只能如海德格尔所分析的那样,“真理总是含有这样的意味:可知的东西本身是通过一种绝对肯定的知而得以认知的”。 而黑格尔“将思的超验本质绝对化”,便包含了使二者“同一”的可能。第二,黑格尔还将“思”的问题置于“思”的历史。在海德格尔看来:“他与哲学史的关联是思的、正是因此也是历史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历史的外在性是同理念关联在一起的,是理念之自我外化(self-externalization)的结果。从而外在性(externality)本身也是一种辩证的确定性(dialectical determination)。对于黑格尔, 思的问题本身是历史性的;只有在思的发展中才能思考思之本身”。 由此,历史的“外在性”与理念的“确定性”也必然是“同一”的。针对上述的第一个方面,海德格尔最终要面对的“存在”仍然带有某种“自明”的性质,但是已无“直接性”可言。因为对“存在”的认知要以某种“绝对肯定的知”为前提,从而被遗忘了的“存在本身”既非任何具体的存在,也不可能同一于“绝对之思”。在这里, “直接性”的“同一”已经被一种绝对的“差异”所取代;而一旦如此,神学的逻辑便隐含其间。正如同一与差异一书的英译者所说:“对于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思都是与存在相关,然而黑格尔的存在是绝对之思对其自身的思索,绝对成为绝对的理念;海德格尔却并不追求无所不包的总体性(all-inclusive totality),他的思试图回复到尚未显示的真理,这一回复使得作为差异的存在(Being as difference)存在于思之前,而不是思的对象。 ”这种不仅“被思”、而是先于“思”的存在,被认为是“跳出形而上学、切入了形而上的根基”。 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对认知关系的描述恰好与之相应:“从根本上说,对上帝的认知永远是间接的”。5海德格尔对黑格尔“存在之思”的进一步解说,同样为神学提供了极大的空间:“黑格尔是在存在之最空的空处(in its most empty emptiness)亦即最一般的意义上(in its most general aspect)思索存在。同时,他也是在存在之最完满的完满中(in its fully completed fullness)思索存在。 ” 从“最空的空处”表达“最完满的完满”,这种思辨逻辑其实已经成为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典型特征。因此圣经腓立比书中的“虚己”(kenosis)概念 ,可以在 20 世纪神学中得到一系列衍生。比如大卫特雷西(David Tracy)的“自我倾空” ,约翰柯布(John Cobb)的“倾空神性的上帝”等等 。卡尔巴特对罗马书“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罗 4:17)一句的释义,则集中体现了神学之“空”的存在意味:“这里只有生与死、 有与无之间最终的、无与伦比的矛盾,无处逃避。为了使死的活过来,活着的必须死去;为了使无变为有,有的必须变为无。上帝是全然的否定,他既是此又是彼。他是否定之否定,他是我们的死亡之死、我们的非存在之不存在。 ”在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解说中,也许特别需要去辨析他所谓的“形而上学之本体论-神学结构的根源”。沿着黑格尔的思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特征,是在于“存在”(Being)被视为“所有存在物(all beings)共有的普遍基础”,被视为“所有存在物之上的最高基础”;如果由此推出“形而上学的上帝观念”,也就使其带有了某种“本体论-神学的性质”。然而黑格尔的“存在”在终极的意义上只是“思”(ultimately thought)或者“绝对理念”,因此“有如他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所说:真实即理性,理性即真实(The real is the rational and the rational is the real.)。这种 A=A 的同一原则,在费希特那里被表达为我=我。 ” 这固然是“将思的超验本质绝对化”,而“存在本身”的“超验”问题可能也随之消解。海德格尔从黑格尔“最空的空处”解说6“存在”,当然也包括“空”掉“存在之思”的主体,当然是要通过源头的追索去确认“尚未显示”、或者根本不能对“我”显示的“真”。用神学家的话说,那就是“真际”(ultimate reality) 。针对上述的第二个方面,海德格尔又以“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问题,引出他与黑格尔的“同一”与“差异”之辨:“当我们试图与黑格尔进行思的对话时,我们不仅是要与他讨论的同样的问题,而且也要使用同样的方法。然而同样(same)并不是纯粹的同一(identical)。在纯粹的同一中,差异消失了;在同样中,差异则会出现。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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