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网络的自组织机制与公共领域的建构【摘要】近年来，网络舆论的发展非常迅猛，是什么机制把现实中素不相识、一盘散沙的民众组织起来的，本文从“议程融合理论”的角度出发考察网络的这种自组织机制，以及它在建构公共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必须警惕它的民粹化倾向。【关键词】自组织机制;议程融合;公共领域;民粹化近年来，中国网络舆论发展非常迅猛，据 2011 年 7 月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研究认为：新媒体正日益成为众多舆情热点的首发媒体，在 2010 年 138 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新媒体首次曝光的为 89 起。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曾在文中言及：“当今中国事实上存在两块舆论场：一块是官方主流媒体舆论场，包括党报、国家电视台受文宣口径节制中规中矩。另一块是民间舆论场，没有网络之前主要是口头舆论，今天主要反映在网络社区，包括 BBS、博客、QQ 群、微博等。 ”1长期以来，在传统媒体居于统治地位的传播时代，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往往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传统媒体议程左右和支配着民间的公众议程，但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微博、SNS 等社交媒介的应用，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能力开始下降，那种自上而下单一而普遍的议程正在减少，民间舆论场开始强势崛起，广大民众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性、互动性和便捷性，使其成为自我发声和思想表达的首要舞台，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事件的报道中独领风骚，引领媒体议程，这在近两年的“邓玉娇事件”、 “宜黄拆迁自焚事件”、 “郭美美事件”、 “动车追尾事故”中都有2非常突出的表现。可以这样说，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公众借助新媒体有机会得到形式上的言论赋权，并由此介入重大事件的发展进程中，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民主化进程。但就公众个体而言，由于参与到这个平台和渠道中的网民所属群体不同，地位和经历也不尽相同，他们关注的焦点和议论的角度也必然不同，现实生活中大众一盘散沙、素不相识的状况在网络中也好不到哪里去，因而网络中的众声喧嚣言论的多元化倾向非常明显，如此一群乌合之众来设置和引导组织严密专业队伍强大的传统媒体议程确有令人难以想象之处，是什么机制在其中发挥了如此精深的作用?本文借助议程融合理论来一窥究竟。“一个议题在媒介议程上的位置对其在公共议题上的显著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2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精髓，它研究的重点是大众传播媒体对公众议程的影响，但随着互联网、数字电视、手机等媒体的普及，传统大众媒体的这种议程设置能力已风光不再，影响议程设置过程的中介因素逐渐增多，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广泛运用，也在承担大众传播的效能。1999 年，基于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麦库姆斯和肖在提出议程设置理论后第 17 年又提出了议程融合理论假说。3该理论的出发点源自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归属感，社会归属感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它属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安全需要”这一层次，个体可以通过加入一定的组织和群体以获取社会归属感。因此议程融合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人为了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有加入某社会群体的需要，然后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媒介寻求与他们的需求认知等一致的媒体，为了融入自己想要加入的群体，个人必须接触与该群体相关的媒体，使自己的议程与这一群体的议程保持一致。具体来说可分为六个阶段：寻求群体归属阶段;寻求群体议程阶段，每个3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议程，缺乏这些信息将无法被群体其他成员认同;定向需求阶段，个体所拥有群体信息的多少将决定他们的定向需求行为;媒体接触阶段，这种需求行为导致个体根据自己的方便程度去利用大众媒介、人际传播或其他媒介;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议程设置的第二层次(对媒介的使用导致这两个层次发生作用，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指的是媒介议程影响某些对象的显著性进而来影响人们的关注对象以及对其重要性的判断;议程设置的第二层次指的是媒介议程对对象某些属性的强调，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框架)。议程融合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议程融合理论研究的角度是社会大众，着重研究社会大众如何使用各类传播媒介，以及如何使用传播媒介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而议程设置理论则是从大众传播媒介角度出发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影响公众议程。导致这两者理论角度研究的差异乃是时势使然，由于受到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在降低，而受众的主动性大为增强，这主要源于新媒体的易得性、开放性和互动性容易迅速聚集人气，这在近两年兴起的社交平台 SNS、微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这种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抗衡并不是由众多单一的个体力量来决定的，而是由被集合在一起的群体力量所决定，议程融合理论为我们理解网络中这种自组织机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在麦库姆斯和肖看来，人类生来就有强烈加入群体的欲望，为了降低认知的不协调性，人总是要从属于一个或多个群体，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感知社会，感知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在网络空间中，由于兴趣、共同目标和报偿机制(比如获得社会认同或支持)、意见领袖等因素存在，使得这种自组织群体很容易形成，而对于绝大多数网民而言，只有加入网络群体，他们才能在网络活动中寻找到归宿，实现自己的价值。一个人一旦决定加入某一群体就必须有了解这个群体议程的需求，个4人只有通过充分了解和接受群体议程才可能与群体其他成员相联系，于是他就会通过相应的媒介来寻求信息引导。正是这种议程的融合作用，使得素不相识的人经过群体内互动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分工，进而形成一种协同效应，这在一些传播活动如维基百科和人肉搜索中都有鲜明的痕迹，同时在近几年不断涌现的网络公共事件中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我们知道个人议题、群体议题、媒体议题一同构成了公共议题的来源。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议题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个人议题、群体议题进行选择并加以过滤、加工和放大来设置公共议题，甚至是自行设置公共议题。而新媒体时代，由于以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手段的介入，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信息流通不再需要依赖传统大众媒体，在网络空间中，由于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人议题很容易与群体议题相融合，同时经过群体间的竞争，一些反映转型期社会公众普遍情绪的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形成与议程设置中传统媒体力量相博弈之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媒体议程。有学者把容易上升为公共议题的网络事件分为四大类：民族主义事件;权益抗争事件;道德隐私事件;公权滥用事件。4近年来，规模较大、舆情争议较激烈、社会影响较深远的“郭美美事件”可谓网络中这种自组织机制的最好脚本，在微博平台上， “郭美美 baby”炫富照被某网友曝光，因女博主 20 岁年纪和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微博认证身份，触动了网友的敏感神经，而迅速引发众网友的热议和转发，使该议题迅速成为群体(众粉丝)议题，在众粉丝热议过程中，深化个人议题内涵，提炼出具有核心价值的部分“郭美美是谁，为何暴富，和红十字会是什么关系”。在议程融合的最后两个阶段，传统5媒体进入议程，试图主导议题进程，绝大多数传统媒体本能地替红十字会辟谣，批评网络炒作。同时由于传统媒体的介入，引发更多网友的关注，且网络舆情继续发展，开始进入议题设置的第二层次，郭美美本人渐成为舆情中无关紧要的次要因素，而红十字会的重重黑幕成为众网友关注的目标，正如新周刊微博中点明：“人们不是不愿意放过郭美美，而是不愿轻易放过红十字会。 ”随着众网友的人肉搜索和曝光，十多个组织和新闻人物陆续浮出水面成为质疑漩涡的焦点，传统媒体此时的立场态度也出现转化和网络议题汇流，形成巨大的舆论浪潮，持续月余的网络事件最终引发红十字会的全面信任危机。在此次“郭美美事件”中，众网友可以说是事件的披露者和推动者，整个事件议程的掌控都由微博主导，包括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由于众网友的通力配合，赋予事件本身及其属性的显著性，从而影响了公共议程的设置。在此后的“动车追尾事故”中，微博的这种自组织效用也得到了充分显现。由于中国庞大的网民基数，往往一个有争议的事件在网络中能迅速聚集大批网友围观参与，这种巨大的集聚效应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议价能力，当公民对网络事件的意见汇成集体的非正式决议时，便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促使有关行政部门作出回应，并进而要求有关方面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公共领域的重大问题。 公共领域是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公民自由参与，具有平等、开放、自由、理性的交流空间。 “它作为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部分，立足于不受公共领域管辖的私人领域，却又跨越个人和家庭的藩篱，致力于公共事务。 ”558 公共领域的前提是自由参与、身份平等，同时公共领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17 世纪由一些出版物和报刊把市民阶层的私人成员联系起来， “被传媒力量尤其是大众传媒影响和控制的公共领域，既汇聚着无数个体，同时又起到6了组织社会的作用。 ”5234 媒体在连接私人成员时还逐渐造就了公众这样一个理性的群体，他们考虑问题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私利，还本着理性大公无私的立场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但 19 世纪后，由于市场的垄断和国家职能的扩大，公共领域出现转型和衰弱，也就是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它突出表现为私人的新闻写作被广告宣传所取代，把公众由过去积极的批判者变成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哈贝马斯研究的是西方国家的情形，他的理论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但他关于媒体在构建公共领域的作用以及自由参与、平等理性的公民是构建公共领域的前提的观点于我们有可资借鉴之处。就我国目前的情形来看，传统媒体在构建公共领域过程中的效用并不明显，这主要是源于我国传统媒体的体制性原因，政府公权力的介入从未停止，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其话语权。其次，由于传统媒体的商业化浪潮，大众传媒越来越多地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也越来越多地为某些个人和集团利益所控制。最后，传统媒体强大的把关人机制使公众意见必须迎合媒体议程，这样就背离了自由开放的初衷，也就无从谈起公共领域的构建。就公众而言，他们更多地是被塑造成媒体眼中的受众，只有娱乐和消费的权利，而公民的自发组织和结社往往受到官方行政权力的严格控制，自组织机制基本很难发挥作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开始突破这一切束缚。网络平台的匿名性、便捷性、开放性极大降低了参与者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在网络中，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精英还是草民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7个平台上，同时相较于现实的结社集群所需的物理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的易得性也使参与者的交流更为便利，手机功能和网络的融合也使人们不再受地域和场所的限制，大大提升了人们的交往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具有强大的自组织机制，伴随着信息的日益公开，公民自身的公共意识也开始觉醒，他们在网上构建了一个个功能丰富、结构多元、规模庞大的传播群体，并开始超越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过渡，进而与国家政府的意志产生互动，这在一些网络公共事件中已有鲜明的体现。一些争议性的事件由个体上传到网络迅速成为群体议题，网络的自组织机制能够聚合各种社会力量全方位参与事件进程，伴随群体参与者的增加，其多元化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将会丰富对事件的解析，使得冲突和矛盾焦点由表及里直至触及制度性反思，最终对现实层面的权力行为产生影响，推动体制变局。总之，较之传统媒体，网络平台更容易成为汇聚民意的公共平台，使公共利益通过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得到保证。如果从好的方面考察网络的自组织机制，这种电子乌托邦式前景无疑十分美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警惕网络中弥漫的民粹化倾向，网络中甚嚣尘上的仇富、仇官、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言论总能获得最大范围的支持。由于网络把关机制的弱化以及网络的匿名性，现实中的一些情绪很容易在网络中放大并极端化，且个体一旦加入群体，易为群体态度和意见所左右，有时会湮没理性的思考。一个帖子只要打着民意的旗号以同情弱者的名义，贴上反抗精英的标签，就能赢得最多的关注和最强势的转发，人们甚至会不辨是非、不问真假，随着这种自以为正义的情绪去讨伐和咒骂，典型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