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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黎昔非和昙华文艺半月刊【内容提要】1933 年春,与胡适有师生之谊、时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黎昔非,同几位文学青年在北平创办了昙华文艺半月刊。在国难当头、风云变幻的岁月,昙华社同人关注人生,坚持操守,在作品中鲜明地反映出时代青年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刊物上一组以抗击日寇为题材的小说,表达了对邪恶、黑暗、反动势力的愤怒和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这些作品是东北全境沦陷和“一二八事变”后首批反映抗日救亡的短篇小说,因而弥足珍贵。 【摘 要 题】文学与出版 【关 键 词】黎昔非/昙华半月刊/短篇小说/忧患意识/抗日救亡 【正 文】 历史是无情的,某些曾经煊赫一时、大紫大红的出版物,经过岁月的冲洗,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历史又是有情的,一些曾经受到误解、受到湮没的书刊,拂去时间的尘土,又成为重放的鲜花。黎昔非和他创办的昙华半月刊的遭遇,其情形可归入后者。 (一) 1932 年春,正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黎昔非(注:黎昔非(19021970),广东兴宁市罗岗镇甘村人。1929 年春从上海持志大学文史系转学至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师从胡适、沈从文诸先生。1931 年春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为研究生,再次成为胡适的学生(其时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1932 年,黎昔非中断学业担任独立评论社经理人。 “七七”事变后,他携家属离开北平回到兴宁教中学。19441945 年间曾得到闻一多引荐到昆明中国医药研究所史地部任助理2研究员,不久又回兴宁任教。1966 年 6 月“文革”爆发,黎先生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受尽磨难后于 1970 年含冤去世。1979 年得到平反昭雪。 ),应他的老师胡适的要求,毅然中止了自己的学业,担任了独立评论的经理人,负责除编辑以外的校对、出版、发行等工作。 独立评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 20 世纪 30 年代最有影响的政论刊物之一(注:独立评论的成员除胡适外,尚有翁文灏、蒋廷黻、傅斯年、周贻春、吴景超、任洪隽、陶孟和等社会名流。 ),从1932 年 5 月 22 日创刊至 1937 年 7 月 25 日终刊共出 244 期。五年当中,黎昔非圆满完成了胡适交给他的任务,使胡适对于独立评论的出版发行事务得以实行“无为政治”,且使刊物最高发行量达 13000 份,遍及国内各地,远销日、法、德、美等国。 胡适对黎昔非的牺牲精神一再表示非常满意和感谢。他在独立评论“三周年特大号”(151 号)发表的又大一岁了一文中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 ”在独立评论的四周年一文中又说:“他们(指黎昔非和章希吕引者)对于这个刊物的爱护和勤劳,常常给我们绝大的精神上的鼓舞。 ”黎昔非先生其时正当而立之年,已在诗经研究等方面初露头角。他基于师生情谊而扮演的“幕后人物”角色,他的朴实无华、甘于淡泊的精神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但独立评论毕竟是一份以政论为主的刊物。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学青年,在国难当头、乌云重重的岁月,自然还会去寻找反映社会人生、抒写心灵情感、释放个人文学能量的园地。1932 年 9 月,黎昔非的兴宁同乡, 原在上海中国公学的同窗丁白清携其女友陈菲村(江苏太仓人)北上访黎,商量共同创办一个小型的文学刊物,专门刊载一些篇幅较为短小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批评的文字。不久,黎昔非的另外两位友人原中国公学同学、广东惠阳人潘齐平和正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3就读的兴宁同乡刘在海也应邀参与其事。他们成立了一个“昙华文艺社”,并推举黎昔非为主编,筹备出版昙华半月刊,刊名由黎请胡适亲笔题签,出版费用由成员共同承担,出版地点设在北平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 2 号(独立评论社办公地),通讯地址为“北平大学法学院第二院号房转”。经过同人们半年的努力, 昙华终于在次年 1 月 1 日创刊,为 16 开本,每期 16 页,该刊还和独立评论互登广告。不幸的是, 昙华创刊之日,正是热河沦陷、榆关失守之时,繁华古都,遽成边城,校园一片萧瑟,师生仓惶逃难, 昙华出至 1933 年 4 月 1 日第 7 期便因“人员星散,经济困难”而匆忙停刊。这份发行量仅百份的刊物也因此弥足珍贵,现在能够找到的只有六期(第 6 期缺),存于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49 年之后, 昙华的成员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对当年友谊结晶的心爱刊物几乎是闭口不谈,仅在他们按组织要求写的自传中述及此事。笔者在 1950 年代就读兴宁一中时,黎昔非和陈菲村、潘齐平都在该校任教,丁白清在兴宁另一所中学任教。由于此时胡适已被列名为“战犯”,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思想改造运动”的老师们自然是谈“胡”色变,遑及其他。但他们“明哲”而难“保身”,1966 年 6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文,涉及黎昔非与吴晗、胡适和独立评论的关系,横祸飞来,置人死地,黎昔非先生当即遭到批斗折磨,在 1970 年含冤逝世。1979 年 11 月 26 日,兴宁县有关单位举行了黎昔非先生平反昭雪追悼会,推翻了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2002 年 10 月,黎昔非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 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了由黎昔非先生的公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导黎虎教授主编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收入了影印的各期昙华半月刊(缺第 6 期)。 人们才有机会在还原历史真貌的基础上研究昙华同人们的作品,确定他们在新文学史上的贡献,并且进一步窥见这一群 20 世纪 30 年代4的文学青年的文化性格和心路历程。 (二) 要了解昙华社同人的审美要求和价值取向,不妨先看看由黎昔非执笔、发表于昙华创刊号的发刊辞: 当朝阳初升时候,散在天上的几抹锦霞是鲜艳的吧?当细雨新晴,拱在空中的一弯彩虹是美丽的吧?然而像闪电一样,只一会儿就消灭了;小鸟儿婉啭的歌声是悦耳的吧?梵娥琳扬抑的音调也是醉人的吧?然而像风一样,吹过就失踪了;什么东西都是“暂”的啊!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它在某一瞬间真实地存在过,且曾给了人们的心中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并传达过一点所谓“情感”的作用:这就够了。 昙花的取义近乎此。我们只知向“美”(不要误会这个美字,丑恶的描写,黑暗的暴露,也都可以表现美的)。向“真”的路上走,努力着走,其他我们就无暇顾及了。 我们不标榜什么漂亮的主义。因为,我们以为与其空洞地大吹大擂,不如着实地去做出一点事情来。 希望我们的昙花能开!咱们都来培植她罢! 了解中国新文学思潮的人都知道:在 19271937 年这一时期,就对文学的态度和文学思想的倾向而言,当时除左翼文艺所代表的革命文学思潮外,同时存在一种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前者认为文学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革命的工具和武器;后者(包括“京派”、 “论语派”、 “新月派”、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等)则强调文艺的独立品格,文艺和政治应保持距离,或强调文学脱离政治的自由。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关注人生,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并以“和谐”、 “节制”与“恰当”为基本原则。黎昔非和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即有师生情谊,因此他们在文学本体观和5审美意识上更有共同点。我们不妨再注意一下独立评论第 1 号的引言,文中说道:“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 不倚傍任何的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这与昙华社同人在社会信念和操守上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再注意一下昙华创刊号上枕涛写的灯下谈丛,就会发现:文中既有对高唱辩证法唯物论实则理论脱离实际的“实际家”的批评,也有对不关心民瘼的高蹈派文艺家的讽刺。总之,昙华社认为文艺应该坚持独立和着实的精神,以情感人,以弘扬“真”和“美”为己任。这是一群有教养、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文学青年面对着风云变幻的时代郑重写下的诺言。他们以短暂的文学创作实践了自己的承诺。 (三) 据统计,现存昙华各期除发刊辞外共发表作品 36 篇,其中诗歌 5 篇, 杂文 4篇,评论 2 篇,译文 1 篇,其余 24 篇为短篇小说。 因此我们对昙华社创作的基本评价也以小说为主。 从作品的题材来看,这些小说比较鲜明地反映出 20 世纪 30 年代时代青年的忧患意识。30 年代的中国,内战频仍,外患不断,民生凋敝,灾害连连,文化落后,民气未申。处于内忧外患环境中的昙华社同人们作为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不愧为时代晴雨表和感应的神经,把他们的敏锐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流露出他们的忧患、愤怒和同情。如果把这些小说粗略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类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黎昔非在 1951 年写的自传里曾说:“我所以想从事创作,一固然是由自己喜欢它,一也是受沈从文的鼓励:因我来自农村,深知农民大众的痛苦,每所暴露的都是当时社会的黑暗面。他认为这比那些坐在上海亭子间里的普罗作家所写的还较真切,故极力怂恿我走创作这路。 ”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京派”作家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和丰厚的生活体验,把表现“乡村中国”作为6主要内容,在作品中真切地反映出湘西等地农民血泪、悲欢、屈辱、不幸和对命运的痛苦抗争,流露出对灾难深重的故土浓浓的思恋情结,在这方面昙华社可以说是与其一脉相承的。黎昔非的小说活财产(笔名甘村)写的是粤东农村的一个农民阿贵吸毒成瘾,忍心卖掉儿子的悲惨故事。作者不仅描述了吸毒这一陋习所造成的直接危害,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农村种种势力盘根错节造成的负面影响,其中有夫权(阿贵的女人对于儿子被卖虽然“心酸”,却只能“把她的舌头噤住”默默地哭),族权(阿贵鬻子前必须得到未来“族长”老六的默认,因此对其招待惟恐不周),政权(官商勾结明令禁卖鸦片,暗中垄断销售),此外还有战争(小说中隐约提到由于内战造成交通阻碍、生意萧条,但烟馆赌场则兴旺起来)。有了这些势力作祟,农村中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的事情就不算是鲜见的现象了。黎昔非的另一短篇南旋也是一篇颇有深度的作品。主人公阿苓是个阔别家乡多年的青年,这次重返 H 城(注:旧时“兴宁”拼写 Hingning。 ),通过所见所闻,充分体会到农民们心头的“怨、恨、悲、愤”: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逼饷抓丁,触目惊心,农民贱卖土地,无人肯出价钱。作品的气氛和构思,都使人联想到杜甫的“三吏”、 “三别”。 昙华中还有几篇描写农村底层贫苦妇女命运的作品,写得也颇出色。女作者陈菲村的某日,写的是江南 F 镇曹家村个别村民去木匠娘子家“捉奸”并将其“赤裸裸地当街示众”的“新闻”,其结果是导致木匠娘子“上吊”而死。作品通过细腻的描写和越轨的笔致,反映出农村的陋习和普通农民的愚昧和麻木,显示出国民劣根性的无处不在。陈菲村的另一短篇迟了写的是隆冬时节,一位母亲面对着无衣无食的境遇,思前想后,把刚刚生下的第五个小孩亲手闷死的悲惨故事,心理描写,力透纸背。 昙华中关注妇女现实悲惨命运的还有潘小平的偷走和祖母的怨望等。他的先生,写信吧写的是粤东农村中发生的一起“绑票”事件,表现出某些社7会渣滓的道德沦丧和不择手段。 第二类是以反抗日寇侵略为题材的小说。1930 年代之初,日寇铁蹄长驱直入,疯狂践踏中国领土,东北三省,转眼沦陷,沪上硝烟,继之又起,长城一带,岌岌可危。这一切让血性犹存的知识青年悲愤填膺,抗日救亡的歌声唱彻大江南北。民族意识在昙华中同样是充沛昂扬。鹤子的战区的一角叙述沦陷区人民铤而走险潜入盐栈不幸被日军发现,男的受尽拷打,妇女惨遭奸淫,最后还被拍照宣扬,从而有力地控诉了侵略者令人发指的罪行。零零的克复以后写的是一个村堡从日军手中夺回后几成废墟的情景:全村原有三四千人,鬼子占领之后,逃的逃,杀的杀,青年妇女全被捉去,有血气的人当了义勇军,仅存者不足二百。零零的另一短篇宴会故事发生在长白山下某村,日军副团长和另五个军官抓了五名女学生,企图发泄兽欲,反被女学生灌醉并将其全部开枪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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