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走出民间的沼泽年代的文学是多元的。但是，在这多元构成中，知识分子精英话语的迅速分化和流失所导致的民间话语的膨胀毫无疑问是一种整体倾向性的存在。作家纷纷走向民间，理论为之推波助澜，民间话语成为时髦。然而，只要我们稍微睁一下眼睛，就会看到，那并不是一片鲜花盛开的金牧场，而是一片危机四伏的沼泽地。因此，对于文学的民间化趋向，需要的不是欢呼而是足够的警惕。 一、世纪末文学的民间化倾向 年代结束之后，走向民间的倾向已成为相当普遍的存在。新写实小说以写普通人的生活琐事和人生烦恼以及价值取向上与民间大众的贴近领风气之先，比较彻底地实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民间化。先锋小说在进入年代之后迅速发生分化，大多不再以探索和创新为努力方向，而开始向传统的审美意识和表现手法回归，努力写作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年代的一批中坚作家纷纷躲避崇高，直面世俗，到民间去寻找精神的憩栖之地。晚生代以各种新特色引人注目，但考察其价值与审美意识的构成，却很容易发现他们的种种表现往往都是以迎合市民心理为指归。其它文学样式更不必说，报告文学自进入年代之初就开始以政治秘闻和大人物轶事吸引读者，散文除少数之外已经多是婆娘式的无聊絮叨，电视剧以观众为上帝，当然以观众的审美趣味为编导原则 这种民间化的走向是全方位的，也是多层次的。 首先，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年代的文学整体的运动趋势是向传统性回归。我们知道，明确的语言和有头有尾的故事可以使读者感觉轻松，全知的叙述视角可以2使读者免去思考的劳累，简单的结构和明确的因果关系更易于大众读者阅读。于是，作家们开始更多地运用传统的叙事方式。在新时期之初，传统叙事方式曾经被富于革新精神的作家所抛弃，使之成为守旧的象征。先锋小说家曾经以探索为宗旨，使小说形式结构一步步走向复杂化。然而，进入年代之后，传统的叙述方式重新受到作家青睐，先锋小说家也很自觉地开始反省自己，背离探索的初衷和先锋的使命而开始使用传统叙事方式。 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一个突出的标志。它向我们透露的信息是先锋作家终于走出象牙塔，把创作定位于民间大众，它使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作家是如何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而在形式上努力地迁就和适应大众。 其次是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放弃和大众立场的获取。如果仅仅是语言和形式上的变化并不重要，那不过意味着作品的通俗性。年代文学呈现给我们的决不只是这些，而是作家观照生活的角度和立场的民间化。作家们放弃启蒙主义立场，不再以启蒙导师自居，纷纷响应时髦批评的号召，不再居高临下，不再自以为比读者更高明，而是开始与大众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体验和表现大众的生活。这种变化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文学的进步，因为据一种解释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的作家在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时候，总是习惯于站在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立场上。时髦的批评认为，站在那种“陈旧的”立场上看生活，民间往往是封建的、保守的、落后的，民间的人物往往是阿或者陈奂生，他们成了精英知识分子同情和改造的对象。好象这一切都是无法容忍的。九十年代的文学好象要彻底结束这一时代，创作和理论的宣言很象是“知识分子统治文坛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所以，进入年代之后，在纷纷远离政治意识形态视角的同时，作家们也匆匆远3离知识分子精英话语的立场。年代的中国作家没有几个人愿意从权威意识形态的视角来观照生活和表现生活，同时，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视角来观照生活和反映生活的作家也越来越少，多数作家正在努力获得大众的立场和与他们平行的视角。 再次是在价值观念层面上向民间大众价值的认同。大概已经不需要举例证明，人们早已经熟悉池莉等人的新写实小说完全认同普通市民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事实。他们写小人物的人生烦恼，写他们对生活无能为力，写他们不得不承认现实并在夹缝中委琐生存的种种无奈，然而，与启蒙主义文学完全不同的是，创作主体对他们只有“哀其不幸”而不再有“怒其不争”。从新写实小说开始，到九十年代的新状态和新市民文学，在这一点上大同小异。在新都市文学中，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生存大于一切的价值观念。活着成了唯一的目的，为活着而活着，没有比活着本身更高的价值。因此，为生存而采取的各种行为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在一些作品中，金钱成了支配一切的杠杆，理想精神和人格追求在它的面前已经不堪一击。仿佛在进入市场去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各种搏杀就应该把一切精神价值和人格操守通通踩在脚下。因为精神的支柱是那么软弱无力，而用金钱编织起来的世俗世界是那么美好。大量作品表现了一种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与价值选择。一群又一群的作家通过生动的形象和逼真的细节告诉我们乌托邦式的人文理想失落的必然性和民间世俗价值的天经地义。 在各种理论的支持之下，在大潮的裹挟之中，一种新的现象已经特色鲜明：写市民者认同市民价值，写农民者认同农民价值，写下岗工人者满足于表现对下岗工人的同情，写乡镇干部者竭力为乡镇干部辩护，写城市痞子者认同城市痞子，写卖笑4女郎者满足于做卖笑女郎的传声筒。面对当代生活中的阿们，世纪末的中国作家不再象鲁迅那样哀其不幸并怒其不争，而是既不承认他的不幸，也认为他有什么“不争”，甚至往往把他看成智者，看作生活的榜样，因为只要离开讨厌的知识分子的那一套价值观念，换个角度看阿，他是那样潇洒，又那样机智，并且善于调节内心的不平，总能找到自我宽慰之路，他的生存哲学正是九十年代许多中国人正在发扬光大而且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哲学。 在新都市文学中，一篇又一篇作品都在向人们解说着几种观念：市场经济的准则不能不承认，但最好能给爱情留下点诗意，可是生活就是这样，一切都无可奈何，“爱又如何”？“仅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人不可能在幻想中生存，你想过自尊的、清闲的、远离经济大潮的生活，但世界不可能让你顺利地完成你的设计。人首先就是要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有了钱还需要性的满足，无论如何，理想主义者是可笑的，清高和坚忍无法与经济大潮抗衡，最后都要知道日常生活的真谛。从年被热情赞美和倡导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好象面对现实生活，却不再有现实主义文学所应有的批判精神，那些作品中的乡镇干部、工厂厂长，被着意表现的是他们的艰难。虽然也展示着时代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但更多地是对人物的理解，甚至腐败现象和种种污浊也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作家们反复告诉我们的是， “大家都不容易”， “他们也是人”，干部也是人，人就难免腐败，贪官污吏有什么值得指责的，以心比心，你难道就不自私？乡长也有老婆孩子，他不贪一点，老婆孩子吃什么？这种“理解万岁”的确是相当民间化了。 如此种种，展示着大面积的民间化走向。大群作家对世俗情怀采取了理解与认同的态度。一些作家完全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不再以知识分子自居。一些作家虽然5仍然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但也已经放弃了指点迷津的叙事方式。他们不再通过自己的创作而教化民众或者唤醒民众，似乎他们已经明白，知识分子不应该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够站起来，艰难地为追求主体的确立与生存环境抗争。而且，知识分子已经死了，人已经死了，近代关于人的全部理想都是知识分子虚幻的梦。 面对文学大面积向民间滑动的景观，有人为之欢呼，有人兴高采烈，或积极推动之，或立即追随之。走向民间，成为世纪末文坛的热闹景观。 然而，它是文学的福音吗？ 二、历史的教训：民间一片沼泽地 回顾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民间话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新文学已经一次次走向民间，留下来的却是失败的教训。 严格说来，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学运动，它显示着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辉煌胜利。所以，在五四文坛上，虽然也有关于“平民文学”、 “民众文学”的讨论和“到民间去”的口号回响，但是，新文学的开创者们倡导白话文，倡导通俗化，目的在于使新文学更好地承担启蒙的使命，因而不可能为通俗而牺牲掉启蒙之目的。然而，五四高潮过后，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激进而浮躁地寻求超越，开始对五四新文学以至新文化进行批判和否定。他们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出发，开始重新思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由推崇个人转向推崇群体，由要求作家做大众的引导者转向要求作家做大众的崇拜者。他们开始否定五四、抵制欧化、放弃启蒙、走向民间。他们高呼：“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你们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社6和太阳社发起的革命文学运动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走向民间，走向工农大众，他们要努力“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要反映劳动群众的生活，但是，这不是主要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时所强调的就是努力获得大众的意识，彻底放弃知识分子的立场而站到大众立场上去。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要求作家做大众的留声机器。继之而起的左翼文艺运动更明显地要求民间的立场，以反对个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名义否定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要求他们彻底地放弃自我而进入民间话语空间。瞿秋白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我们”是谁？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的就是向大众学习，改造知识分子自我而彻底地获得大众的立场和大众的意识。为此，他尖锐地批评知识分子作家轻视群众和只愿意做群众的先生而不愿意做群众的学生的态度。 这样做的文化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否定五四精神，否定知识分子的现代启蒙主义，走向民间，迎合大众，貌似以激进的态度对五四新文学进行再革命，事实上却是让新文学回到民间旧文艺的水平，让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否定的旧内容旧形式东山再起，在客观上完成着被五四冲击的旧文化的复辟。从“革命文学”运动到左翼文艺运动，新文学付出的艺术代价也是有目共睹的。走向民间大众，获得大众意识和民间话语，并没有使文学产生出更优秀的作品，而是带来了艺术水平的普遍降低。年代初的左翼文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优秀作品却寥寥无几，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抗战开始，文学开始更大规模、更大面积地走向民间， “民间旧形式的利用”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在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五四新文学再次受到批判和否定，民间的民族形式得以弘扬。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文学的民族化问题被突出强调。民族化和7大众化是相互联系的，民族化必然导致大众化，大众化也必然导致民族化，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民族化与大众化往往都意味着对现代化的抵制和消解。所以，民间旧形式的利用意味着走向民间，同时也意味着走向传统，意味着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彻底的背离。悲剧性的现代文学历史告诉我们，当时能够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只有胡风。当向林冰等人强调继承民间传统形式时，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五四新文艺“割断了历史的优秀传统，割断了人民大众的联系”的论点，坚决反对“民间文艺为中国文学的正宗”的说法。也只有他看到了五四新文艺在实践和理论上“不但和古文相对立，而且也和民间文艺相对立”（论民族形式问题）。然而，胡风的结果却只能是完成自己的悲剧形象。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在政治的作用下新文学的发展一步步走向民间，一步步向大众认同，放弃启蒙精神，迎合大众的思想感情，其结果不仅是艺术水平的降低和概念化、公式化、标语口号化作品的盛行，也不仅是以民间的传统文化排斥西方进步文化，而且直接导致了作家主体性的泯灭和知识分子话语权的丧失。强调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努力使自己的手变成黑的，使自己的脚上也沾上牛屎，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劳动大众的思想感情取得一致。这一切与后来“臭老九”的命运，与仅仅因为上过几年中学就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知识分子地位的沦落，都与走向民间的道路密切相关。 从年代到年代，作为民间状态的文化终于战胜旧有的国家权威话语而占据了统治地位。有些人把这一结果看作是五四的一个结果，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引进西方文化的一个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应该说，它是民间文化战胜知识分子文化的一个结果，是传统文化战胜西方文化的一个结果。它既战胜了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西方文化，又战胜了国家权威意识形态，是民间的一个辉煌胜利。年，8知识分子话语试图重新走上前台，但政治运动的作用迅速扼杀了这种企图。继之而来的是大跃进民歌运动迅速巩固了民间话语的中心地位。 清理世纪文学发展的线索，我们不难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