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试论陈寅恪与钱钟书的诗史之争论文关键词:陈寅烙 钱钟书 诗史说 以诗证史 论文摘要:陈寅格继承了钱谦益“以诗证史”的方法，视唐诗为难得的信史。钱钟书则认为“诗史说”是一个偏见，不能因为诗中纪事在史书上信而有征就断定诗有价值，他认为有些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其实并不真实，并且诗歌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社会现实。在当时的风气中，钱钟书提出对“诗史”说的批评意见，可视作一种文学思想的进步。 在 20 世纪的唐诗研究史上，陈寅格和钱钟书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陈寅格通晓多种文字，史学巨匠，学问渊博。而钱钟书亦记忆力超人，学贯中西，被称为“文化昆仑”。陈寅格和钱钟书同是人中之龙”，但对于“诗史说”，他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 所谓“诗史说”，即认为诗歌反映了一段史实，因此在诗歌阐释中，要以史证诗，尽力挖掘出诗歌背后的那段历史，以达到对诗歌的正确理解。陈寅格主张“诗史互证”和“以诗证史”，唐诗在陈寅格眼里是难得的信史。而钱钟书却认为“诗史说”是一个偏见，并多次提出诗与史的不同，这是钱钟书贯穿始终的认识。陈寅格和钱钟书，一个对诗史说极力赞同，一个则坚决反对，正如胡晓明所说， “钱钟书的诗学思想中，不仅一贯不主张以诗证史，而且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反对以诗证史的代表人物陈寅格。两人的认识构成了 20 世纪关于诗史说不同认识的两极。 一、陈寅格的“诗史”观及其诗史互证方法 陈寅格是“诗史”说的支持者，而他在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中运用最多的是“诗史互证”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实际上是继承了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所运用的方法。 2陈寅格显然是“诗史”说的支持者，在他眼里，诗具有史的真实性。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他以杜诗中关于“杂种胡”的诗句，补证“故杂种胡即中亚昭武九姓胡，唐人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陈寅格云:“杜少陵与安史为同时人，其以杂种目安史，实当时称中亚九姓胡为杂种胡之明证”。2(p57此视杜诗为信史。 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以唐史考证杜诗“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一句，得出杜诗中的“朔方键儿”即指同罗部落而言的结论。(庚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一文征诸史实，证明杜甫之咏怀古迹实一哀江南赋之缩本，也是运用了诗史互证的方法。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陈寅格在唐诗与唐史的研究方面有以诗为史的倾向。他通过诗史互证的方法考明唐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同时也更正了唐诗的一些旧注，有助于我们对唐诗诗意的理解。 陈寅洛视诗为史的文艺观不仅体现在唐诗上，他晚年穷 10 年之功完成了柳如是别传，是他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所推出的典范之作。他以明末清初钱谦益与柳如是二人的诗歌为研究对象，用诗史互证的方法考证和分析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当时的历史事件，为中国近代学术做出了贡献。 陈寅格把一切诗歌均视为史。他说:“我之所以要搞唐诗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记录存在许多错误。唐代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接触面也很广，并且很多史料遗留在国外。但唐代诗歌则保留了大量历史记录，唐史的复杂性与接触面广这些特点，都在唐诗中有反映，成为最原始的实录。文章合为时而作，所以唐诗中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象”。陈寅洛自然很清楚诗与史的区别，但在他的文艺观念中，他最终还是把诗视同为史的。 综上，陈寅格是杜诗“诗史”说的赞同者，他继承和发扬了钱谦益以史证诗的方法，3陈氏本人诗作亦颇类“诗史”。 二、钱钟书对“诗史”说的批判 陈寅格以诗证史的方法及其对“诗史”的认识很早就曾受到批评。1958 年，中山大学就有人贴出大字报批判道:“陈先生说诗所记载的史料最真实，比史书的记载还要真。同年 12 月 28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对陈寅格元白诗笺证稿的一些意见的文章，文中说:“陈先生喜欢用史家记事之实录、 唐代社会风俗史之珍贵资料一类话来赞扬白居易的诗歌，其实这不是赞扬，而是模糊了、贬低了它的价值。 ”自那时起，这种批评与陈寅格的巨大名声相伴始终，一直到今天。如胡明在1999 年发表文章回顾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认为以陈寅惜为代表的国学研究专家均用力在历史上，史学的成就是一流的，而唐诗研究整体成就却不高。诸如此类，均可视为对“诗史”说不同角度的批评。 对“诗史”说提出批评最为有力的是钱钟书。陈寅格视杜甫为中国第一诗人，而钱钟书也有类似的看法。陈寅格和钱钟书的诗集中都化用了不少的杜诗，钱钟书在他的小说中还化用了不少杜诗的意境，而杜甫诗似乎还是钱钟书夫妇共同的喜好。但是，对于“诗史”的认识，钱钟书与陈寅洛却是相反的。钱钟书是从以下角度反对“诗史”说的。 首先，钱钟书认为即使诗和史写了同样的事，并且诗也是真实的，但不能因为诗中的纪事在史书上信而有征就断定诗有价值。因此， “诗史”说是一个偏见。 钱钟书说，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但是它反映这些情况和表示这个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样。 宋诗选注的序言，似乎是一篇批判“诗史说”的檄文。钱钟书说:“我们可以参考许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类诗歌(指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的真实性，不过那些记载尽管跟这种4诗歌在内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学，只是诗歌的局部说明，不能作为诗歌的唯一衡量。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末，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因此， 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国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细味钱钟书这段话，钱钟书是从辩体的角度对“诗史”说提出批评的，他认为不能“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 其次，钱钟书反对“诗史”说，还因为他认为有些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其实并不真实，但这些诗却是优秀的诗作，这说明文学比史学高明。钱钟书说:“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遇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证只断定己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 钱钟书在这里换了一种角度来说明“诗”和“史”的区别，其批评的矛头直指陈寅格。再次，钱钟书反对“诗史”说，是因为诗歌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社会现实，即诗没有能力担起史的责任。钱钟书说:“宋代的五七言诗虽然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社会，却没有全部反映出来。有许多情况宋诗里没有描述，而由宋代其他文体来传真留影”。是钱钟书批评“诗史”说的另一个角度。 5对“诗史”说的批评是钱钟书贯穿始终的思想，也是钱钟书不遗余力所要阐明的一个观点。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夫世法视诗为华言绮语，作者姑妄言之，读者亦姑妄听之。然执着遣兴、 泛寄信为直书纪实，自有人在。诗而尽信，则诗不如无耳。 ”3u)而这一意见，在管锥编中更是反复致意:“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和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亦非慎思明辩者所敢附和也。 ” 三、钱钟书对“诗史”说的批判是一种文学思想的进步 正确理解“诗史说”的内容，对确立正确的诗歌阐释方法有重要的启示。一方面，同意“诗史说”，即同意诗歌的背后有一段史实。在诗歌阐释中，他会以史证诗，尽力挖掘出诗歌背后的那段历史，把诗歌放到产生它的历史中去观照，这样就达到了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但是，不同的人会从相同的诗歌中看到不同的历史事件，这样就会导致诗义阐释的歧义。而有的诗歌，它背后根本不存在什么历史背景，如果给它强加一个背景，认为该诗的微言之后有大义存焉，就会陷人穿凿附会的误区。另一方面，反对“诗史说”，即认为诗歌背后不存在什么历史背景，或者他们刻意忽略这个背景，对这些诗歌后面的史实视而不见，这使他们阐释诗歌时能够更多地注意到诗歌的美学特征，能够以自己的诗心体味诗歌的诗情，从而达到对诗歌艺术特征和美学特征的更完美更充分的把握。但是，忽略诗歌的历史背景往往带来解释的随意性，即不同的解诗者对同一诗歌的内容和艺术特征的体味和把握可能有很大差距，他们都根据自己的体会对诗歌进行解释，这样会使一首诗可能存在许多种解释，而这些解释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因此，在解诗时，既要注意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又要注意诗歌本身的审美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寅格与钱钟书虽各执一端，观点相反，却各有道理。 6尽管如此，理解钱钟书对“诗史”说的批评意见还要和当时的时代风气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正确认识钱钟书反对意见的意义，因为钱钟书对“诗史”的看法与他所处的时代风气恰好是相反的。1949 年以后，诗歌价值的评价标准是看诗歌是否具有人民性，是否是现实主义的，是否反映了阶级斗争。当时强调的是学术研究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这种风气之下，唐代诗歌中受到重视，被认为有价值的是那些被认为是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诗。这正是一个“诗史”被推崇的时代。正是在这种风气和背景下，钱钟书提出了他对杜诗“诗史”说的不同意见。这种不合流俗的观念反映了钱钟书注重审美，疏远政治的思想倾向，也标明了钱钟书独立不移、卓尔不群的人格魅力。 由此可见，钱钟书对“诗史”说的批判完全出于他自己对文学的独特认识，而未曾顾及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艺思潮。虽然钱钟书同陈寅格的诗学观点的不同可以被视为是两种诗学范式之争，nm)但在当时的风气中，钱钟书提出对“诗史”说的批判意见，却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文学思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