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试论“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弱者心态”论文关键词： “五四” 小说 弱者心态 论文摘 要：“五四”小说是现代小说发展的初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纵观本时期的小说，其中充斥着大量的弱者的形象，而真正的英雄的形象却呈现一种缺失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本时期知识分子身上共同存在的弱者心态，这种心态其实就是“五四”激进思潮的反面，表现在对国家民族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上，就是一种深刻的自卑感。而五四时期中国贫弱的现实，以及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大时代中所感受到的“生的压迫”，是弱者心态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1917 年至 1926 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头十年，自鲁迅于 1918 年 5 月在新青年第 4 卷第 5 期发表狂人日记拉开“五四”小说的序幕，短短十年中大量文学社团、文学刊物和作家作品开始涌现，现代白话小说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五四”小说毕竟是现代小说发展的初期，除了鲁迅等作家的创作比较成熟外，许多作家的创作还是比较粗糙和稚嫩的，在阅读大量“五四”时期小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大量的小说中充满着感伤、忧郁、懦弱、颓废甚至变态的人物形象，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往往阅读的过程就伴随着压抑、痛苦的精神状态，而且始终很难找到真正的英雄形象。不管是本时期创造社作家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人的作品，还是文学研究会作家叶圣陶、冰心、许地山等人的作品，甚至在鲁迅本时期的小说作品中，都充满着弱者的形象，例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 伤逝中的涓生，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是表面上的孤傲反抗，事实上的懦弱退缩。因此，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现代小说的开创期2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弱者形象，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强者、英雄形象？ 郁达夫曾经说过， “一切小说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话说得过于绝对，但可以说一切作品都体现着作家本人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本时期现代小说作者都是受过西式教育培养的“五四”新知识分子，其中许多具有留学的背景，用西方的所谓“现代化”来改造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选择。但是从传统文化的阴影下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以一种强硬的姿态要重塑自我，创造新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在他们身上不期然地发现了不和谐的音符，移植而来的思想资源总是缺少真正的精神底气，当面对现实的挫败或西方的强者的时候，这些“五四”知识分子身上就显露出共同的弱者心态，这种弱者心态弥散在作品中就成为这一时期作品中大量涌现的弱者形象的内在原因。 一、弱者心态的表现 “五四”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就像一个辉煌的梦想，一个神话， “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理性的复归”，这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激进思想和革命精神的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应该是一个产生伟人、巨人，产生强者的时代，是一个充满自信的时代。 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广泛传播，知识分子的这种自信也成为社会上一般人的普遍的想法：“一九一九年，标志着中国人政治上和思想上大觉醒的五四运动，使前期新文化运动向更深广的方向发展，社会改造和个性解放的呼声如同惊雷一样震撼着赤县神州。几乎所有刊物和所有文化社团都积极参加有关人生观问题以及社会改造、中国出路问题的探讨。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正显示出五四时代蓬勃的进取的生气。 ”正因为我们对五四时代的这种认识，我们往往忽视3了这样一个事实， “五四”时代又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以西方启蒙主义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再重新审视“五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时代，理想和现实往往以矛盾的方式呈现，在激情的口号背后，经常是现实的疲惫，在普遍自信的外表下，却有着普遍的弱者心态。因此在一般的理论文章中，满是强者的口吻，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多的是弱者的形象，因为文学作品更多反映作家对现实的感受，而理论文章则多是反映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在一些作家身上，这种矛盾的现实也不少见，例如郭沫若“五四”时代的诗歌和小说创作，就是如此， 女神是“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好写照，而漂流三部曲就充满了生活压迫之下的辗转哀吟，愤懑感伤。 “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弱者心态是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忽视或不愿承认的，但它事实上就是“五四”激进思潮的反面，潜藏的弱者心态不断刺激着“五四”知识分子的焦虑感，那就是要彻底变革，尽快赶上西方现代化国家，尽快摆脱中国贫弱的面貌，实现民族的自强。这种心态使得五四知识分子在短短十年间就引进介绍了西方数百年间的社会思潮和理论成果，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但这种激进的思想也让中国社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尝到了激进主义的苦果。概括来说， “五四”知识分子的弱者心态表现在对国家民族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上。 在对国家民族的认识上，自鸦片战争以来，睁眼看世界后的知识分子发现中国社会远远落后于世界强国，甚至连日本也打败了中国，国家民族的屈辱历史不可4能不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出普遍的自卑感。所以，在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下，其实就是承认国家民族的弱小地位。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但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到了“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自卑意识仍然强烈，甚至延伸到文化领域，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一力引进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社会，所以我们看到“五四”知识分子在面对传统文化时的咄咄进逼的姿态。但不难发现，正因为缺少自身文化作为内在支撑， “五四”知识分子在回转身面对西方文化时就表现出明显的虚弱和缺少自信，盲目推崇西方文明。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以西洋民族和东洋民族（指中国）的民族性互相比较，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言语间将西洋民族尊为强者的态度甚为明显，在谈到本民族时，往往不惜自辱“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文学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对本民族文化的态度如此，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们对待文学的态度当然不会有足够的自信，始终无法做到平等面对西方文学。 也正是出于对国家民族贫弱现状的认识，作家们更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血泪生活，小说中描写了大量生活贫困、苦苦挣扎的底层人物形象，其中最多的是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形象。弱者的苦难和悲哀，灰色、压抑甚至死亡是其共同的精神氛围，从早期的“问题小说”潮流到后来的“乡土写实小说”，文研会作家和受文研会影响的青年作家是写作这类作品的主力。从叶绍钧、王统照、冰心到王鲁彦、许钦文、许杰、蹇先艾等，他们笔下众多的弱者形象构成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一幅悲哀画面。 在对自我的认识上， “五四”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表现出大时代中的渺小感，以5及不满生活现状但又无力改变，甚至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剧感，作家们尤其明显。鲁迅有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比方，正是说明了个人对于时代的无能为力的悲剧感， 在酒楼上、 故乡、 孤独者、 伤逝、 幸福的家庭中的主人公，莫不如此。相比于鲁迅，这时期的许多作家不光有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还真实地面临着生活的窘境，甚至连基本生存都成问题。郭沫若漂流三部曲中的主人公“我”从日本回国，却找不到工作，无法养活妻子儿女，不得不又把妻儿送回日本。郁达夫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主人公回国后一直失业，赁居于狭小的阁楼，靠卖文为生的遭遇正是作家本人的真实写照。因此郁达夫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的形象，他笔下的“零余者”形象潦倒落魄得很，充满弱者的自卑感，这些“零余者”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境界，大都有作者的真实生活和思想在内，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自我的认识。除了郭沫若、郁达夫之外，这时期还有大量作家处于类似的境遇，有着这种共同的弱者心态，如创造社作家叶灵凤、张资平、陶晶孙、周全平、倪贻德等人和另外的青年作家陈翔鹤、陈炜谟、冯至、滕固、刘大杰等，他们笔下写出了大量类似于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弱者人物形象。二、弱者心态产生的根源 社会现实是作家思想产生的土壤，作家的思想和情感也必然分解沉淀于作品中的各色人物的身上。 “五四”时期中国贫弱的现实，以及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大时代中所感受到的“生的压迫”是弱者心态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五四”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有过留学的经历,在他们对留学生活的描述中在异国感受到的屈辱与歧视，感受到的“弱国子民的悲哀”几乎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后来成为作家的那些人的共同的心理体会。在鲁迅、郁达夫、郭沫若、闻一多、朱湘等人的传记材料中，都记载有在异国被歧视的经历。 6郁达夫自叙传小说沉沦、 银灰色的死、 南迁、 风铃中有大量这方面的描写，在 20 世纪 20 年代其他作家的小说中，我们也能轻易找出这方面的例证。如郑伯奇的最初之课，写一个叫屏周的留学青年在日本学校中所受到的侮辱与轻蔑。张资平的小说木马中写到日本学生都不愿和中国留学生同馆子住，有一位留学生搬进去，日本学生就全数搬出，所以馆子的主人总不敢招纳中国人。当时中国留学生们面对的歧视和侮辱不光来自某些个人，而是来自整个环境（包括那些女人、孩子，各行各业的人），他们所面对的，其实已经是一个“无物之阵”。 面对这种来自整个环境的压力，中国的留学青年们，大都选择逃避与忍受，就像最初之课中屏周的反应：“他立刻想站起来和他争论，但是他用力把自己的气头按纳下去。 ”而且，往往在“无物之阵”中，即使想反抗也找不到明确的目标，如银灰色的死中的主人公，因为酒店女侍静儿能够经常听他倾诉苦闷、委屈，而对静儿产生了好感，但听说静儿“要嫁人去了”，看到她同别的男人说笑，他心中又感到了伤害，以至像“伤弓的野兽一般”，匆匆地走了，并且与静儿“绝交”，酗酒，以此作为对静儿的报复。在一个普遍地受到歧视与侮辱的环境中，主人公已经无法区分正常的爱与同情，连唯一对他同情，能给他些许理解和温暖的人，也能给他带来伤害。这种心理的扭曲与变态，直接促使主人公酗酒后倒毙在街头。 带着在异国受到的心理创伤回国的知识青年，回国后所见到的祖国的现实情况又是极端令人失望的。随着“五四”退潮，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怀有的热烈的感情、美好的向往大都消失不见了，前途渺茫无望，使他们陷入深深的忧郁苦闷之中，所以 20 年代前期被认为是一个“感伤的时代”。在激情消退之后，很自然地加深了 20年代作家的无力改变现实的失败感和弱者的意识，并在作品中人物形象身上体现出来。更何况这个时候他们还面临着最现实的问题：如何在动乱的时代、冷酷的社7会中求得生存？ 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中，谋职求生、养家糊口， “生的压迫”让人喘不过气来。郁达夫笔下的大量“零余者”的形象就是饱受“生的压迫”的典型形象，其中大都包含着作家自己的亲身经历。其实，这种无以为生，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的遭遇又何止郁达夫一人，这是许多作家共有的体验。王以仁的小说落魄，给我们细致生动地描绘了失业文人的生活窘境，口袋里只有几十个铜子，衣物要送进典当铺换有限的几元钱来维持生活，交不出房租就被客栈主人赶出去露宿街头，没有钱吃饭的时候只好连续几天忍饥挨饿。这时他对现实的认识就是“现代社会的生活除了金钱和资格以外，是没有别的条件了”，金钱，是对人最大的压迫，使他变得自卑又敏感，对社会充满仇视。 当人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取得适当的位置的时候，一面会产生对社会的愤怒，一面又会产生对自我的悔恨与责备。郭沫若小说中的主人公“爱牟”从日本回国后生活毫无着落，不得不把妻儿又送回日本，从此就“沉没在悲哀的绝底”里。在朋友招饮的酒席上，爱牟触到伤感处，不禁又痛饮起来，酒醉后狂态百出，但“一面也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