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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述中国舞蹈艺术的情与理内容提要:舞蹈是世界性文化现象,属于人类审美情感范畴,它以人体动作为载体,直接表现人的情感状态,不停留在对自然、对社会的一般认识和一般行为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所造成的不同文化心理,造就了舞蹈艺术中的理性、感性的结构、搭配、比例也不相同。本文重点论述中国舞蹈艺术本体及其艺术特征,以求深入探究舞蹈艺术本质。关键词:中国舞蹈;情理结合;人之情;情动于衷一、 “情与理”结合的中国舞蹈艺术中国舞蹈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情理结构与西方日神精神所体现出的人格神之爱及酒神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充满原始人本能的狂热不同,更与中世纪苦行僧自虐文化和穆斯林的朴素天然心态受制于他们虔诚信奉的古兰经后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样式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情”,即人与人之间的“情”、人与社会的“情”、人与自然的“情”。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之下的中国舞蹈艺术自古至今充分体现了对“情”的追求。唐人刘禹锡作诗竞渡曲:“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杨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鬣动,饮河形影联。刺史临流寒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馀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彩夹岸照蛟室,罗袜凌波呈水嬉。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 ”描述了龙舟竞渡的人文景象。这里提到“风俗如狂重此时”和“曲终人散空愁暮”均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理结构所表现出来的重现世社群关系、轻孤独自由空间的审美定势不同。2中国舞蹈艺术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代写论文 它起源于“礼仪”制度,礼仪制度是依靠宗法血缘亲情关系来维系家族政治统治的。 “礼”源自原始社会图腾信仰的巫俗习惯,它以不可替代的能够凝聚原始氏族部落力量的巨大作用而被后世统治者所利用,如夏礼、殷礼、周礼。在西周将礼更加细化,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 “礼”从人的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来规范人的行为道德,使人的心理形式及理性观念趋向一致。血缘制度是渗透着亲情关系的制度。统治者为充分利用血缘亲情的关系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便相应制定出一套与礼相匹配的乐,并称之为“礼乐”。这种“乐”是人生快乐的乐、享受之乐。用快乐之乐熏陶、感染人的心志趋向,进而认同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如荀子在乐记中说:“天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再如礼记乐记载:“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理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 ”也就是说,无情不成文,无情不成艺,乐舞艺术中的“情”又受到伦理政治的约束。西方那种追求非理性的艺术,是舞蹈艺术是重视情感和理智的艺术,但它又受制于封建伦理政治限制而影响了艺术情感抒发的深度。如礼记乐记载:“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中国古代社会就用这种礼乐手段,再加上统一的行政管理和强硬的刑罚制度,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这种依靠血缘亲情关系维持统治的手段不同于古罗马依靠人与人角斗、人与兽角斗的血腥游戏来凝聚国人力量,提高国人自尊、蔑视威胁他国,以达到巩固帝国统治的政治手段不同。也与古埃及利用复活之神“俄赛里斯神”的神秘力量统治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用“木乃伊”的方式希冀灵魂不灭,来世再生,屈从现世之苦的宗教行为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以充满情的内涵来摄服人心与行为,如西周为配合“礼”制的“乐”雅乐中的“六代舞”。 “六代舞”包括黄帝的乐舞云门歌颂3尧帝禅让的乐舞大章;歌颂舜帝教人温良恭俭让的乐舞大韶;歌颂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乐舞大夏;歌颂商汤功绩的乐舞大;歌颂周武王伐纣克商的乐舞大武。西周王朝以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之情,对保佑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的图腾祭拜之情,对为民除害、为民造福的领袖崇拜之情来建构西周宫廷雅乐的内核,并以此维系氏族社会的安定局面。西周雅乐是理性思维指导下的乐舞系统,也可以说,这种情理结合的乐舞肇始于西周。周以前的乐舞一直处在自身的生命运动中,自从人猿叩别之后,人类逐渐摆脱了原生的粗野状态,随着婚姻的演进,社会组织结构的不断变化,经济生活方式的提高,乐舞的“情”,也出现价值转换的情况。原始社会的祭祖、祭神之情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行为,它以单一的思维模式,企求达到与神秘世界沟通的目的,企图以单纯的“人情”去感化“无情”的、秩序井然且操纵世间一切的宇宙。随着人类进化,单一思维被复杂思维所代替,自“天”的观念与人结合,人王被当作君权神授的“天子”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便带有了理性成分。中国传统乐舞文化的“情理”比重发生了变化,以“情理”搭配支撑着各种形式的乐舞,如西周雅乐、汉俗乐、唐燕乐、宋队舞等。中国传统乐舞文化中的有关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乐舞也都是以“情理”作为神秘底线来建构其精神信仰的,如唐代乐舞霓裳羽衣舞。唐代初、中期思想很活跃,既提倡传统儒学又不把它定为一尊,奉老子为道教鼻祖,又不排斥佛教,还派玄奘去印度取经,以博大胸怀发展儒教、佛教和道教。这种兼容并蓄的政治胸怀, “四海为一家”的宽厚之情充分体现在乐舞艺术中。 霓裳羽衣舞综合了汉魏传统乐舞清商乐和西域婆罗门曲的成份,它以“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裙时云欲生。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的形态和情态显现出唐代崇佛尊儒又奉道的人生理念。 津阳门诗自注:“叶法善引上(明皇)4入月宫。时秋色已深,上苦凄冷,不能久留,归。于天半尚闻仙乐,及上归,且记忆其半,遂于笛中写之。会西凉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民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之散序,用敬述所进曲作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法曲。 ”“月宫”本来具有神秘虚幻之意,明皇夜游月宫闻知仙乐,回来后又将杨敬述送来的印度佛教乐曲与此相配,这位以“入世”理念统霸社会的明皇便将佛教与道教之乐融为一体,作成霓裳羽衣舞。这一乐舞成为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乐舞。 霓裳羽衣舞其实包涵着一种实用的、功利的目的在内,三教合一的政治思想被飘飘升仙的乐舞形式所包装,进而达到更有力地影响人、影响社会的政治目的。这一乐舞充分表明唐明皇借助道教、佛教的具有普泛性的力量达到“治世”的功利内涵。这种“以情说理”的乐舞表现形式在近现代社会的特殊环境里得到了更大发展。中国近代社会进入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这一时期的乐舞以爱国之“情”为核心力量配合着当时的政治斗争。如 20 世纪初的学堂歌舞麻雀与小孩、 葡萄仙子、 月明之夜、 小小画家、 三蝴蝶、 小羊救母、 最后的胜利等,以充满童稚的乐舞形式表现了人对自然和社会一切的爱心,反映了五四时期民众讲民主、讲科学的进步思想。红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歌舞八月桂花遍地开以民众熟悉的传统小调,配上新歌词、载歌载舞,抒发了庆祝“苏维埃”,对“光华灿烂现出新世界”的向往之情。延安秧歌运动成为凝聚工农兵团结在一起的强大政治力量,周扬说:“群众已把秧歌当做自我教育的手段,用以表现生活斗争,新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延安秧歌在建国前夕成为“解放秧歌”,全国人民以欢歌欢舞的大秧歌形式抒发胜利之“情”。纵观历史,中国的乐舞总是与“情”编织在一起的.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抒发“人情”的文学样式。舞蹈能以优美的形态论“理”宣扬“理”,使人认同“理”,它以富含“情”的乐舞形式维系人情关系、稳定社会。因此说,中国的舞蹈艺术是抒发人“情”的艺5术样式。二、 “人之情”的中国舞蹈艺术中国舞蹈以圆润流畅、动静对比、点线相织、刚柔相济、内外统一等要素构成“人之情”的审美样式。它注重人的内心情感的表达,提倡舞蹈表现“诗”的意境,强调人的精、气、神的精神气质,突出人的圆、屈、拧、倾的人体形态之美,进而达到“情”的圆满。中国舞蹈研究“人情”之美来自于促使它形成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中国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扩充其内涵。代写毕业论文 先秦时期,中国主要指黄河中下游一带文明地区,汉以后多有伸缩,清乾隆时大体确立中国领土范围。19 世纪中叶起,列强瓜分中国,成为今日 96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面积。96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有其独特的地理格局,东临大海,西被戈壁沙漠,西南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绵延起伏的横断山脉。大海、沙漠、高山将大陆围护起来,使之具有相对封闭的环境。而大陆内部又有着各种复杂的地形,这样的生态环境,为舞蹈多元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在中国的历史上,由华夏族演化而成的汉族曾在中国多次建立政权,除此之外,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女真、蒙古、满族、都曾在中原建立过政权,其中和满族都曾统治过全中国。在历史上,由于多种原因,各民族乐舞一直处在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之中。陆海丝绸之路的凿通,随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交流,舞蹈文化也与国外展开了广泛交流。中国古代的乐舞历史是一个开放的历史,它容纳百川、融会贯通,形成自己丰富而绚丽的内容,但是,中国舞蹈主要生存在农耕文化圈内,靠着血缘纽带维系其社会组织结构,因此舞蹈风格迥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舞蹈。黑格尔说:“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6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他的观念和目的。 ”(黑格尔美学卷一 P19.商务印书馆,1979年),如非洲侏儒族舞蹈,其形态为:舞蹈时移动双膝,弯曲躯干,上臂贴近躯干两侧。这一身体姿态反映了非洲侏儒族的生存时代和环境,非洲侏儒族是现存的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种族部落,他们过着攀越树枝、用矛扎鱼、下水摸鱼等采集捕猎生活,因此,从其形态来看,舞蹈动作直接来自采集、捕猎等生活动作。侏儒族的舞蹈形式是“环舞”,常常是一群人围着一个物体跳舞,它反映了侏儒族抢夺食物,抢占地盘的日常生活行为,同时,还表达一种巫术观念。再如吉普赛人的舞蹈,它以动胯、动肩、动腹、双腿呈外开蹦跳的动律,构成它自由奔放的风格,为舞蹈伴唱伴奏的曲调显露出哀怨幽伤的情调,深刻反映了这一流浪民族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吉普赛人原是居住在印度北部,祖先为多姆人,历史上曾受阿富汗突厥人的侵略、抢劫、杀戮,北印度人迫不得已背井离乡、浪迹天涯,在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均可见到他们的踪迹。来自印度北部的吉普赛人坐着大篷车漂泊天涯,其生存方式即唱歌跳舞看相占卜,他们“入乡不随俗”,严格把守自己的传统,俨然保持独有的“吉普赛文化”传统。吉普赛人的歌舞艺术是在流浪生活、悲惨遭遇、浪漫生活、对民族传统的眷恋以及对家园的追忆中形成的。出于生存需要,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鲜艳服装,披着长发,头部系着彩带,耳穿大银环,浓妆重彩,手脚缚铃,欢快舞蹈。欧洲有些国家认为吉普赛人舞蹈伤风败俗,这是对吉普赛舞蹈内涵的严重误解。吉普赛人具有洁身自好的传统,并且是重要的生存价值观念。吉普赛人舞蹈以追求营利为明确目的,商业舞蹈所表现出来的形态、神态必然被“君子”指责为不可接受的另类舞蹈。每一种舞蹈风格是每一时代、每一环境、每一民族观念的表现。中国舞蹈是以“人情”来组建的,因此,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舞蹈不同。中国舞蹈主要是指经华夏族7今日的汉族为主体创造的舞蹈,其舞蹈艺术与非洲侏儒人的求生本能的动律不同,也与以营利为目的的吉普赛人的歌舞不同。中国舞蹈本体是追求“人之情”的,如诗经陈风中的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羽。”舞者手持鹭鸟的羽毛在宛丘之上轻盈欢快舞蹈,女舞者的美妙舞姿吸引着宛丘之下的青年男子,使他发出“洵有情兮”的哀叹,这是诗经颂扬人类爱之“情”的舞蹈。表现“人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的观念,如孟子论“情”:“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孟子告子上)又如荀子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荀子天论)中国传统之化尤其讲究“人情”,对什么是“人情”, 礼记礼运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这就是人情。中国舞蹈就是围绕“人情”而展开的。如唐诗人钱起在陪郭常侍同公东亭宴集中介绍了这种情:“盛业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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