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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产孝子量产孝子”与道德饥渴症与道德饥渴症 我们的惯性叙事语境,什么时候能舍弃那些过分宏大,凌空蹈虚的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更贴近生活,也才能直指生活核心。比如,说到“孝”,很多人似乎都能说两句。 尔雅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这当然是当时特定语境下的解释,而且这个释义也具有极为开放的阐释性。即便在三纲五常的社会,孝的演绎都会有所差异。如“百善孝为先”,后面就还有一句补充说明“论心不论迹,论迹家贫无孝子”。可见,具体而言, “孝”是私人的,是有针对性的,会因家庭环境而不同。“孝”,本是难以量化,更难以量产的。即便是在过去,人们都有如此清晰的认知。所以如果你看到,时至今日,我们还有批量生产孝子的冲动,不知会作何感想。悲哀的是,这并非杞忧:10 月 30 日,中国伦理学会在京启动“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计划 5 年培养百万孝子。这一消息,自然引起热议,数万网友参与评论。意见归纳起来,只有一点,就是用各地方言来调侃戏谑。又一煞有介事一本正经的东西,遭到无情的解构。其实,没有人会否认该对父母长辈尽孝。比如,就在昨天,还有两则新闻引人关注。一是“法院对留学生机场弑母案作出判决,当事人获刑 3 年 6 个月”;还有一个是“深圳打骂父母的名校硕士公务员,向父母下跪道歉”。上述当事人,不仅侮辱了“孝”字,更触犯刑律法规,所以都遭到舆论一致挞伐。可见,民众是明辨是非的,对于道德伦理底线的失守,无不痛心疾首。公众所反感和警惕的,只是“5 年育百万孝子”这种荒唐的“放卫星”做法。哪怕其初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关于道德滑坡,关于路人冷漠,社会已讨论太多。而每一个好人好事,都会被善良的民众冠以“最”字头,进行无意识地拔高和发自肺腑的礼赞,哪怕那只是中小学生守则里的最起码的要求。今日社会对道德的饥渴程度,前所未有地强烈。但道德是律己的,这是一个底线。有时社会整体道德水准和个体的道德感并不完全重合,因为那个说起来很虚的社会环境或制度保障程度,确实会左右一些东西,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判断。回到孝的问题上,4 至 6 岁孩子也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尽孝主力。成人世界,家庭环境、校园教育和社会氛围才是最主要的潜移默化的塑造力量。那个“妈妈洗脚”的公益广告之所以感染人心,就因那身体力行的示范具有别样穿透力和感染力。否则,古时那种“举孝廉,父别居”的孝道尴尬,在机械化量化的“孝子培养工程”中,一定会魅影频现。最后,我想起昨早上一段“异闻”,似乎也从某个维度切中此题:昨儿偶遇一个自称八九十岁的老太,攀谈起来,她几乎没有废话,一上来就是唠叨子女的不孝。因她的口音和听力问题,交流有障碍,但她混不介意,自顾自地历数各种忤逆不孝的罪状,说他们嫌弃她岁数大了。看得出,她只想找个人倾诉,似乎在家很久没个说话的人。其实,孝就是这么具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子女都有自己特定的难处,但在能力限度内对父母对家人好一点,温暖身边的人,道德指数就像温度计,指针自然飙升。孩子看着这个指针,自然能学习如何当一个他们理解的“中华孝子”,而那些只有观赏性仪式性却几无现实意义的虚头八脑的量产孝子工程,可以休矣。绿领巾红校服的背后 继西安某校给成绩不好,表现稍差的学生戴“绿领巾”之后, 内蒙古又有学校推出让考试成绩在前 50 名的学生穿“红校服”的举措,这样带有歧视性的教育方式自然再次引起非议。为什么此类事情层出不穷?难道就是因为当事老师热衷于在学生中分优劣的教育方式?我不太相信。任何一个老师肯定都希望在轻松,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享受教育的乐趣,之所以有类似事情,无非是老师希望以这种有刺激性的教育方式,保证教育质量,更具体地说,就是保证升学率。在很多客观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肯定还会在“绿领巾”, “红校服”之后,看到“黄背心”之类的在教育过程中因为区别对待而伤害孩子自信心的事情。虽然教育主管部门一再强调不要片面追求升学率,但对于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对升学率的追求已经不是老师个人的问题,他们甚至是迫于家长和社会的压力而为之。以升学率,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没有错,升学是孩子成长的必然过程 ,考试也是最为平等的选拔方式。问题出在考试和升学的衡量标准的制定上,考试的内容能不能摆脱死板的知识灌输,能不能启发每个学生的能力?升学能不能不只是以学业作为标准?能不能体现一个人才的综合素质?能囊括这些问题的教育,应该是个充满人性和乐趣的教育,无论学生和老师都会减少被迫而为之的压力,那种刺激性、歧视性的激励方式也就少了用武之地。很多模范教师之所以模范,就是他们容得学生发展个性,即便这种个性是有问题的,需要老师花更大精力去纠正。模范教师之所以模范,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在心里爱孩子,所以才容得下孩子的不同缺点,并且甘愿帮助孩子改变缺点,这一点不可能要求每个教师都做到,毕竟很多为师者不是因为热爱教育,热爱孩子,而是因为需要教师这个职业维持生计,特别是当教师资源匮乏时。别总对教育做隔靴搔痒的抒情 近日,枣庄三十九中根据学生成绩好坏,为学生分别发放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作业本。有家长认为,学校这样做容易伤害成绩差的学生的自尊心。校方称这是分层次作业,是为帮助学生缩小差距。这是一条乍看起来很招骂的新闻,尤其是在“差生测智商”等新闻桥段风生水起的当下。于是, “三色作业本”轻易就被扣上了“功利”、 “脑残”等情绪化的帽子,骂得似乎还很有道理:交一样的钱,你凭什么给孩子发不同颜色的本子?这不是明摆着的教育不公嘛?只是,如果说“绿领巾”带有模糊的政治意味、 “红校服”蕴含张扬的商业色彩,那么,分层教学的“三色作业本”又伤害了谁呢?你说绿领巾的“绿色”是不好的,没有红色强,可“三色作业本”封面上分别标有字母绿色标有 A,黄色标有B,红色标有 C;A 类题难度比较大,B 类题是每个学生都必须掌握的知识,C 类题是巩固基础知识。这是典型的分层教学,有什么值得义愤填膺的呢?论语云,有教无类。这话被很多人奉为圭皋,却偏偏忘记了另外一句相形相生的话, “因材施教”。教育的公平,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由的公平,二是权利的公平。换言之,这些都是一种实质公平,而不是形式公平。即便不是教育工作者,都当明白一个常识:不同孩子的学习能力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不仅仅是智商的差异,还包括情商等诸多层面,而真正的公平,是赋予这些天赋有异的孩子更“个体化”的教育,让那些即便成绩不好、却又多有特长的孩子能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以制度的公平弥合每个人向上流动的短板,这才是最大的公平。具体到发什么本子、做什么题目,试想让所有孩子都做很难的题目、又或者都做很简单的题目,这真是所谓的“公平”吗?必须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能力禀赋的差异。发一样的作业本就能遮蔽“开宝马的”与“骑单车的”之间的距离?发一样的作业本就能让“赛跑”的时候个个拿第一?那些“你最棒”、“你最好”的鬼话,偶尔当当“甜点”还可以,但如果真的弄成孩子的“主食”,恐怕只会让他们越来越骄矜、越来越脆弱。“三色作业本”不过是最基本的分层教学法,凭心而论,老师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成本,比清一色的“大红大绿”辛苦得多。在那些总爱对教育做一些隔靴搔痒式抒情的喧哗众声里,又有多少理智而冷静的思维?秉持对教育公平的警惕无可原罪,但警惕过度,难免误伤。当下而言,最要紧的是关注教育权利与自由的公平,以及如何让“差生”实现人生价值的公平,而不是从形式上营造一种“泯然于众”的幻觉。真是热爱教育、热爱孩子,就请分清是非、尊重教育规律,让教育教学方法的创新多一点空间、多一份体恤。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为何如此傲慢 1999 年,大连市万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和大连沃尔玛服务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大连万国出钱出地为大连沃尔玛专门建设山姆会员店,施工、图纸、建材全部按照大连沃尔玛的要求建设。2002 年 6 月双方交接,大连沃尔玛租用商场经营,租金每年 1000 多万元。可 10 年了,大连沃尔玛公司租了房,房租至今分文未付。经过多次交涉、协调、仲裁,甚至法院多次强制执行都拿沃尔玛没办法。一些跨国公司的傲慢和不讲理,再一次得到展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异化”,早让公众困惑:以守法诚信经营爱惜自己声誉闻名、且因此赢得广大消费者信任的跨国公司,为何在中国屡屡表现出另一面,污染环境、欺骗消费者,而面对自己的劣迹,又表现得蛮横无理,既无视中国法律,也无视中国消费者的抗议。 康菲在中国经营的油田发生漏油,实际污染几百平方公里,可他们谎称只有几百平方米,事情败露后,面对中国政府的要求和舆论的强烈批评,他们或回避或拖拉,不采取有效措施,面对央视的采访,他们竟然说出“就是骗你”。阿迪达斯被指含环境激素,对生殖系统有毒性,中国消费者协会还曝光阿迪达斯一婴童套装纤维量标实不符,虚标棉含量,可阿迪达斯毫不理会。联合利华旗下的“家乐”浓汤宝在“新”包装上配料表中标注“可能含有”字样,被指配料标注不清,联合利华大中华区副总裁曾锡文则明确表示,暂不召回浓汤宝系列产品一些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和对中国的消费者,完全是两副面孔。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跨国公司毕竟是跨国公司,无论是经营理念还是管理经验、生产技术,都有相当大的优势,国内消费者在跨国大公司面前心理上的弱势。特别是时下国内企业劣迹太多,毒奶粉、地沟油、注水肉、有色馒头让消费者陷入深度怀疑甚至恐惧。在无可选择的无奈中,消费者情愿选择声誉好一些的跨国知名品牌,这让它们有了“自信”的倚仗。傲慢,也与我们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有关。比如康菲漏油事件,施以行政处罚,20 万元的罚款对于康菲石油微不足道;提出生态赔偿,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在损害赔偿标准、范围及程序上的模糊地带让“中国律师团”心有余而力不足。除了立法滞后,还有标准落后,很多跨国公司的违规行为,都因为“符合中国标准”,让他们轻易脱身。 以上当然不是原因的全部。大连沃尔玛的行为,已明显触犯了中国现有法律。这种老赖行为,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对公司的银行账户、营业场所、库存物资、土地使用权等财产进行冻结和查封,情节严重的相关责任人要承担刑事责任。任何一项制裁到位,都可击中大连沃尔玛的要害。然而 6 年过去,当地司法部门却拿其没有办法。为什么?难道政府对跨国巨头也有所惧?此时,仅仅指责跨国公司傲慢自大,又有什么用?执法上的疲软,是跨国公司盛气凌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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