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买官卖官买官卖官”现象的特征、危害和对策现象的特征、危害和对策亢 哲 楠（北京大学 MPA 中心 北京 100000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列举大量现实事例,分析了当前“买官卖官”现象呈现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蔓延的趋势，并结合历史和现实案例，采用列举分析的方法剖析了“买官卖官”现象产生的根源以及其带来的重大危害，最后作者根据自己参与多次干部考察的亲身体会，从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加大选人用人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减少和消除“卖官卖官”现象的对策。关键词关键词： 买官卖官；腐败；干部选拔制度- 2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买官卖官”现象在一定范围和区域里死灰复燃，严重影响和腐蚀着干部队伍的健康发展，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深入分析和研究这一现象的特征、原因及危害，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干部选拔机制创新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一、当前一、当前“买官卖官买官卖官”现象的特征及发展趋势现象的特征及发展趋势“买官卖官”曾是中国封建制度下人治统治的一大顽症，几乎各朝各代都曾有过，其中最早而且著名的当数东汉桓、灵二帝的公开张榜“卖官”。史载，汉桓帝时“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东汉东平二年（185年）太监张和、赵忠给 28 岁的汉灵帝出主意：各级官员上任，要交一笔钱，用于修建宫室。于是灵帝时“卖官”明码标价：二千石官 2000 万钱，四百石官400 万钱；县令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先交钱，贫者可赊欠，到任后加倍缴纳。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出现过卖官鬻爵现象。改革开放 30 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腐败也蔓延侵入我国吏治的根本组织与人事领域，尤其是近年来“买官卖官”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其方式五花八门，其表现和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一）（一） “买官卖官买官卖官”现象的特征现象的特征“卖官买官”的实质是权力的商品化，即把官位当作商品去交易。因此在“买官卖官”的过程中，必然体现出商品交换的基本特征，受到价值规律的影响。但同时，被用来交易的官位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而其交换过程也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交换的特征：1、买卖主体的特定性、买卖主体的特定性由于权力的影响范围具有限定性，拥有权力的人员也必须具备一定资格和条件，所以并不是社会上的任何人都需要和都可以去用钱财去谋取或出售官位- 3 -的。所以， “买官卖官”现象一般发生在行政领域，参与买卖的人员主要是行政干部。具体还可以再细化如下：买官者一般分三类人：第一类是“提拔型提拔型” ，即想往上提拔的干部，大多是副职想提拔为正职的、下一级想升迁为上一级的；第二类是“交流型交流型” ，即希望进行交流的干部，有由待遇差、权力小的单位想去待遇高、权力大单位的，也有想从经济落后的地区的想到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任职的；第三类是“入仕型入仕型” ，有行政领域的一般干部想成为领导干部的；也有非行政领域的人士想当官者，比如企业老板想成为政府部门领导干部的。如河南省原安阳市长杨善修在收了某建筑公司经理 4000 元后，便任命其为安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在收了安阳内衣厂原厂长的 3000 元后，杨就任命其为林州市副市长。卖官者一般主要发生在三类人身上：一类是地方党委、政府的“一把手” ，其中以地（市） 、县委书记为多,尤其是县委书记已成为目前用人腐败的”重灾区”,这类人在干部问题上具有压倒性、决定性作用；二是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干部，一般以党委组织部部长为多，这类人熟悉干部运作规则和套路,在干部使用上具有便利优势；三是党委、政府的其他领导。这类人可以在某些方面帮助某些干部提升。2、买卖时机的稳定性、买卖时机的稳定性从本质上看，我国的行政领导方式和干部管理干部机制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制度性，选拔使用干部是行政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之一，但干部的提拔调整也不是经常进行的。所以“卖官卖官者”必须“抓住机遇” ，因而“买官卖官”现象的发生也具有时间上的规律性。一般来说， “买官卖官”现象主要集中出现在两个“高发期” 、两个“热门期”：“高发期高发期”之一之一：地方党委、政府换届和政府机构改革之际。在这个时期，干部交流提拔的任务重、数量多，因此许多买官者趋之若骛，卖官者也可以浑水摸鱼。而且此时进行不正当的交易活动也不易被察觉。“高发期高发期”之二之二：领导新来或即将调走之际。新官上任，有人会来投石问路，要求买官者较多；领导干部即将调走，有些遗留问题得赶紧解决,否则就会留下隐患，愿意卖官的现象易多发。如山西省原长治市委书记王虎林在担任长- 4 -治县委书记期间,得知其将被提拔为长治市委常委,就在两个月期间调整干部432 人,提拔副科级干部 78 人,成了有名的”官帽批发商” 。 “热门期热门期”之一之一：过年过节。此时买官者以“看望”为名堂而皇之送礼，借机拉拢上级领导。而卖官者也以“人之常情”而心安理得地坦然受贿。辽宁省原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曾经在过节期间收受钱物多达几百万元。被称为“红包书记”的福建省原政和县委书记丁仰宁当政 2 年间就在“三节两寿”（即春节、端午、中秋，官员生日和官员夫人的生日）受贿 100 万元。“热门期热门期”之二之二：领导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一般是领导有病、出国、到党校学习，或子女上学、家中老人去世等，都可以为买官者提供“商机” 。如慕绥新在北京住院期间受收礼金达 100 余万元。黑龙江省原海伦市委副书记王学武，2000 年底借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住院之机向其行贿，次年春即被提拔为青冈县县长。3、买卖方式的多样性、买卖方式的多样性买官者的行为方式有三种：一是猛烈轰炸式一是猛烈轰炸式，即短期内投入巨资；二是死二是死缠烂打式缠烂打式，经常送，虽数目不多，但长期坚持不懈，不达目的不罢休；三是雪三是雪中送炭式中送炭式，即在领导急需用钱的时候，如领导在出国或向领导的上级送礼时，慷慨解囊；四是首尾呼应式四是首尾呼应式，即事未办前送钱求助，事办成后再送钱财表示感谢。卖官者的表现方式分三类：一是直接索取型一是直接索取型，即公然索贿，这种现象相对较少；二是半推半就型二是半推半就型，明说不要，但最终还是接受；三是暗示型，三是暗示型，许多领导往往在调整干部前先放出风声，或者考察后暂时搁置一段时间不研究任命，导致许多急于提拔的人赶忙送礼。在交易的地点上，一般是在领导的家中和办公室发生居多。但也会出现在特殊地方，如领导在党校学习期间或出差、出国途中。在交易的形式上，有直接上门去送的，这一般发生比较熟悉的上下级之间；也有通过中间人介绍的，主要发生在彼此不熟悉或级别相差较大或工作领域不同的人之间。当前出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给领导夫人送礼而买官的现象较多。如辽宁省原鞍山市烟草局局长给原沈阳市长慕绥新的妻子送了一份厚礼，- 5 -后被任命为沈阳烟草局副局长，不久很快被提拔为局长。黑龙江省原绥棱县县长李刚让其妻子焦某将一张 30 万元的存折送给当时的绥化市委书记马德之妻田雅芝，田收下后告诉了马德，李刚很快就被提拔为绥棱县委书记。4、买卖资金流动的复杂性、买卖资金流动的复杂性买官者的资金来源多样：一是利用单位公款；二是挪用其他资金如上级下拨的项目款、工程款；三是到金融单位贷款；四是到朋友或亲戚处借钱，五是自筹资金（见图 1）。此五种来源中，前两种居多而且具有隐蔽性，后三种现象较少，但影响恶劣。在中组部通报的“陕西商洛市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卖官案 ”中，商州区水务局副局长兼水政监察大队队长刘志善的行贿款是从朋友处借来的，麻街镇党委书记唐康勋的行贿款居然是从信用社贷来的。在四川省原南充市高坪区区委书记杨毓培卖官案中，镇官刘恒甚至把其父亲的住房作抵押贷款送给杨毓培，如愿以偿升任区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贷款买官、当官还贷”现象折射出的疯狂权力和扭曲的“官念”，令人触目惊心。挪用公款贪污项目资金 到银行贷款借亲朋好友钱家中积蓄图 1 官员“买官“资金的主要来源卖官者的资金去向多样：一是供自己或家人挥霍享受；二是向更上一级的“卖官者”买官；三是用于烧香拜佛等其他支出。陕西省原商洛市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在受贿后多次前往全国许多大寺院烧香拜佛、上供布施，先后用去香火钱 30 余万元。- 6 -（二）（二） “买官卖官买官卖官”现象的发展趋势现象的发展趋势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领域发展，腐败不断侵袭进入权力领域。虽然“买官卖官”现象比其他腐败行为发生的概率较低，但其手段却日益花样翻新，势头更加变本加厉，危害程度更加严重。1、涉案人数和案件数目越来越多、涉案人数和案件数目越来越多近年来，被查处的“买官卖官”案不断增多，许多行政领导干部纷纷因此落马。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涉及领导干部 260 多人，绥化市（包括下辖 lO 个县市）的处级以上干部中，有50%被卷入了这桩惊天大案，仅该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 50 多人。被百姓讥为“官帽批发公司总经理”的陕西省原商洛市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在为他人办理干部任用、提拔、调动时，共收受人贿赂万元 。 2、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1）官位的价码节节攀升。早先，科级干部 、县级干部的“售价”不过数千元，如今已涨到数万甚至数十万。如河南省原鹤壁市市长朱振江 1992 年在其担任安阳市副市长期间，接受了安阳市商委干部郭某的 2000 元贿赂后，即把其调入安阳市重工局并任命为办公室主任（正科级） 。而山东省原荷泽行署副专员卢效玉出售“乌纱帽”的市价为：提拔乡镇正职 12 万元， ，提拔副县级 23万元。山西省长治市一个镇办煤矿的矿长被时任市委书记的王虎林提拔为屈家山乡党委书记后公然说：“我花了 8 万块才买个书记，谁愿干我 20 万卖给谁。”所以长治当时流传一句话：“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最少两万才到位” 。黑龙江省原明水县县长吕岱，先后 3 次送给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 14万元，不久被提拔为明水县县委书记。（2）卖官者的收入日益增多。早期，卖官者受贿的金额并不高，如原河南省鹤壁市市长朱振江曾经帮助提拔干部 18 人次，共受贿 23 万元。而后来，卖官者的收入非常惊人。同样是正地级干部，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绥化地区行署专- 7 -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委书记的马德，利用提拔使用干部等便利，先后收取钱款 520 万元、美金 2.5 万元，其受贿总额是朱振江的 30 倍。广东省原河源市委副书记卢建中先后收受 200 万元贿赂后，12 名“买主”得到升迁。山西省原翼城县县委书记武保安担任县委书记才 8 个月就靠“卖官”敛财 500多万元。安徽省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先后 87 次“卖官”，其家产 600 多万元大多是“卖官”所得。3、涉及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涉及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在近年来查处的“买官卖官”案中，虽然地（市）级、县级干部呈上升趋势，成为卖官队伍的“主力军” ，但也出现了高级干部增多的情况，因卖官被查处的领导级别已达到省部级干部，如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突击提拔 102 名副厅级干部，获利 750 多万元；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在担任主管组织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部长期间，受贿 950 万(一说 700 万)。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徐国健,受贿总额达 640 万，其中一次接受原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为解决个人的职务、职级问题所送去的 200 万元。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也被马德“买官卖官”案牵涉而落马。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也曾接受贿赂,为他人在个人提拔方面给予“帮忙” 。4、集团腐败日益严重、集团腐败日益严重当前“买官卖官”现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出现“窝案” 、 “串案”增多。查处一个案件就会牵涉一大批官员。某些地方“买官卖官”手段花样百出，彼此心照不宣、配合默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河北省李真案件涉及到县局以上领导 67 名，其中 40 人是一把手。黑龙江省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把其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一个乌纱帽批发部。在马德那里，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