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的追求和辩护对知识的追求和辩护西方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历史反思西方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历史反思对知识的追求和辩护西方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历史反思 【作 者】黄颂杰/宋宽锋 【作者简介】黄颂杰，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宋宽锋，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内容提要 本文从现当代哲学视角阐述了西方哲学认识论和知识论从古至今的演化发展，着重剖析了在时代的变迁中形成的各种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学说观点，认为应当扬弃传统认识论和知识论的理论框架和话语方式，重新思考认识论和知识论的未来走向及其新的理论形态的可能性。认识论和知识论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诸多传统的认识论和知识论问题今天依然被不断地研究着。但是自 19 世纪中叶开始的对传统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基本假设和理论旨趣的反驳和拆解，在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持续着，有些哲学家已对认识论和知识论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所以，我们今天更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不是在不加批判地接受传统认识论和知识论的诸多根本性理论假设的前提下，来为一些认识论和知识论的经典问题提供有争议的答案，而是应该冷静地思考和辨析认识论和知识论应有的当代形象和学术定位。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无疑应该以对认识论和知识论历史发展的考察和反思为基础。基于此，本文力图通过从特定角度对西方认识论和知识论历史发展的批判性回顾，来凸现这一问题的理论优先性和现实紧迫性，并力图为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而抛砖引玉。一认识论和知识论这两个范畴之间目前尚无明确的区分，即使在很多认识论和知识论的专门性著作中，这两个范畴也多未得到辨析和厘清。认识论在英文中的对应词是 epistemology，知识论的对应词是theory of knowledge，但前者也可译作知识论，而后者也常被译作认识论。从两个范畴所常被赋予的理论内涵来看，认识论和知识论之间也多交叉重叠之处。在这里，我们并不准备对这两个范畴从词源上进行彻底的辨析和区分，只是出于研究的便利和论述的条理化的需要，对认识论和知识论两个范畴作出大致的区分和界定。在本文中，认识论指基于对认知活动的发生学考察所形成的相关理论学说，它包括对认识的来源、阶段、机制、方法等问题的探究。知识论则指对作为认识成果形态的知识的反思性学说，它包括对知识的本性、知识的标准、知识与其所指向的对象的关系、知识明证性的基础等问题的讨论。总的来说，认识论着重于从活动的角度来考察认识和知识的相关问题，而知识论则侧重于从认识的成果形态，即科学知识的方面来讨论认识和知识的相关问题。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区分仅具有相对的意义。事实上，不管是从研究的当下现状，还是从这两类问题的历史演变来看，我们都很难把它们严格区分开来。因为对认识活动的发生学考察可能导致对知识的本性等知识论问题的探讨。反过来，对知识的本性等知识论问题的研究也经常与对认识活动的发生学考察交织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本文才把两者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认识论和知识论在哲学中的地位绝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在认识论和知识论内部，各类问题也并不是占据着各自固定不变的位置。相反，正象哲学的理论中心总是在时代的变迁中发生着转移一样，每一时代的认识论和知识论也发生着理论中心的转移。基于对这一事实的关注，我们在考察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历史演变时，就必须把对在某一特定时代此类或那类问题何以成为问题的思考放在首位。在进行了这样的说明之后，下面我们就来追踪和反观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历史发展。在古希腊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正是智者学派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学说使得人能否获得关于对象世界的知识这一问题变得明朗和尖锐，而能自觉地追问这一问题则是认识论和知识论的探讨得以可能的逻辑前提。由于前智者学派的哲学家提出的各种宇宙论学说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和对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明显，并从而成为人们意识到的事实，所以，智者学派对知识的怀疑和其相对主义学说就应运而生了。因为智者学派的学说正是基于对各种宇宙论学说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这一事实的解释。在普罗塔哥拉看来，这一事实不正说明了人们对于同一事物都可以有正相反对的说法吗？而且在两种正相反对的观点中，我们无法确定何者为真。普罗塔哥拉还极力借助于感觉的个体差异性来论证普遍性的知识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他看来，每一个人只能安于对象世界对自己所呈现的样子，个体性的感觉是每一个体所唯一可以信赖的东西。人是万物的尺度因而成为我们似乎必须接受的结论。高尔吉亚则进一步论证了这样三个论点：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物存在，那它们也无法为人所把握；第三，即使它可以为人所把握，也不可能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这样，智者学派极富挑战性的怀疑主义和感觉主义终于使我们能否获得关于对象世界的知识这一问题变得无法回避。如果不接受智者学派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结论，而力图维护知识的地位，那么认识论和知识论问题的探讨也就成为必然。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普遍的怀疑主义导致了认识论的开端这种理论试图去证明那种认为认识是可能的主张是正当的。同时，也正因为这种特定的怀疑主义的背景，古希腊哲学中的认识论和知识论学说也就把回答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和知识的本性这两个问题，作为其理论核心了。而为了回答前一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知识，所以，知识的本性的问题就具有了理论上的优先性。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在古希腊以苏格拉底为先导，但他并未在纯粹的意义上来研究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所寻求的乃是普遍性的道德判断，这也就说明在他看来，知识应该是普遍性的概念判断。同时，苏格拉底的论辩方式也说明他对普遍性的概念判断的形成方法问题颇为自觉。关于苏格拉底的历史贡献，亚里士多德认为，可以把两件事情公平地归于苏格拉底，即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这二者都涉及科学知识的出发点。但是苏格拉底并未系统论述知识的本性问题，也没有对智者学派的挑战给出有力的反驳。系统地探讨认识论和知识论问题，并对智者学派进行理论上的清算的是柏拉图。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探究方法和目的中所蕴涵的关于知识的本性的论点析取出来，加以系统化。在他看来，知识应该是对普遍本质的把握，应该是绝对真的和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观念系统。在作出这样的理论认定之后，由于考虑到智者学派对感觉的个体差异性的强调，由于注意到可感的对象世界的流变不定不足以论证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的存在，柏拉图重新提出意见与知识的严格区分的论点，重新考虑感觉和理智在获得知识中的地位，并提出理念世界以保证知识的存在。这样，二元论就成为贯穿柏拉图认识论和知识论学说的一根主线。感觉所把握的对象是流变的可感世界，理智所把握的对象是恒一不变的理念世界；前者产生的是意见，而后者才能产生真正的知识。这样，感觉流变世界意见的论点就对智者学派否定知识的根据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和消解，而理智和理念世界的存在则从主、客两方面论证了知识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由此可见，柏拉图创构理念论的主要动机和旨趣是知识论的。在论证了知识的本性和知识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之后，还必须进一步论证和解释我们能否和何以获得这样的知识，即回答知识是何以可能的的问题。因为只是论证知识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不足以反驳智者学派对知识的怀疑。回忆说便是柏拉图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回忆说是对我们如何获得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的解释和论证，同时也是关于认识的发生学理论。回忆的过程也就是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回忆说与柏拉图的灵魂论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灵魂是主体感知和思维的器官。通过假设灵魂不朽和灵魂转世，同时假设灵魂在进入肉体之前曾获得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柏拉图说明了知识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而通过肯定灵魂中的情欲对可感世界的迷恋和沉入，他解释了我们对知识的遗忘。这样，回忆就是力图以理智克制情欲，从而超越可感世界的具体存在，以理智去追寻那纯粹的形式，并由对纯粹形式的超越而把握那无形式的理念的过程。在对关于理念的知识的回忆中，感觉仅具有诱因和触媒的作用。对回忆说的合理解释也许是应该把它看作天赋观念论的雏形。#p#分页标题#e#由于对柏拉图的理念论所存在的诸多理论困难的自觉认识，同时也由于对其回忆说的神秘主义色彩的不满，亚里士多德构建了自己的认识论和知识论学说。他对知识本性的看法，较之柏拉图显得更为清晰和系统。他认为，科学就是关于原因的普遍性知识，而且一门科学知识所把握的事物之原因的普遍性程度越高，其学术等级也就愈高。成熟的科学应该是建立在最高普遍性判断之上的演绎系统。在这里，搞清楚原因概念是我们把握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的关键。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科学认识对象的原因主要是使事物成其所是的东西，也就是事物的形式因。思考形式因假定的理论根源，我们看到他的四因说与其认识论和知识论学说密切相关。从希腊认识论和知识论产生的背景及其理论任务着眼，可以说四因说是为了解答认识论和知识论问题的产物。首先，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要论证知识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而由于古希腊哲学的历史局限，他们都认为科学知识的内容必须以某种方式预先存在于认识对象之中；又由于亚里士多德把具体事物看作第一实体，看作科学认识所指向的对象世界，这样，他就必然要在具体事物中寻求能够保证普遍性知识存在的客观要素。四因说解释了具体事物的现实存在，而形式因被亚里士多德看作事物中的普遍性客观要素。这样，形式作为柏拉图理念的代替物保证了知识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其次，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在承认事物的流变的同时，特别强调其形式的相对稳定性，其原因也在于为了批驳智者学派借助流变否定知识存在的主张和论证知识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的混乱和摇摆不定，也许同样是基于捍卫知识的冲动所致。下面我们将看到，对知识存在的客观性根据的如是理解方式，也影响了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学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作为人的形式具有感觉和思维能力。这两种能力在没有对象存在时，只能是潜在的；它们所把握的内容必须被对象所给予，当然其内容也必然以某种方式现实地或潜在地存在于对象之中。在被对象刺激之前，理智是一无所有的，理智正如一块尚未被现实书写的蜡板一样。另外，感觉和理智在现实的认识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把握对象，感觉把握的是事物的感性的形式如形状等，而且感觉所把握的东西都是特殊的和个别的，理智则把握事物的普遍性的本质的形式。这里的问题是，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感觉所把握的东西无疑不是知识的内容，只有理智所把握的东西才是知识的内容；那么，感觉所把握的内容和理智所把握的内容之间有什么本质的联系呢？感觉所把握的东西是否是理智所把握的东西的基础和来源？亚里士多德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不确定和不明晰的。一方面，他认为，事物的感性形式如形状、气味、色彩等和事物的本质的形式是不同的，因而我们必须以不同的主体能力去把握它们。这就意味着割断了感觉内容和理智内容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认为理智思维不能脱离感性的形式，他说：离开了感觉我们既不可能学习也不可能理解任何事物，甚至在我们沉思时，我们也一定是在沉思着某种影像。从这里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试图建立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一思想倾向如何和前一思路相一致，以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到底应如何联系起来，他并没有明确的论述。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无疑是他在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问题上的混乱。不过，总的看来，他的认识论是具有较明显的经验论倾向的。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对认识论和知识论的探讨没有重大的推进。伦理的和宗教的关切压倒了对科学的热情，怀疑主义对知识和认识的反驳虽较智者学派更为系统，但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已不可能激起人们对此类问题探讨的热情了。整个中世纪，纯粹的认识论和知识论探讨是不存在的，只是随着对亚里士多德所遗留的共相问题的讨论的逐渐深入，对于科学研究的热情才逐渐复苏。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自然和人的重新发现，认识自然和人自身的热情的高涨和科学研究的进展，以及同时存在的怀疑主义和认识论观念的混乱，使得认识论和知识论的近代发展成为必要。二近代科学家和哲学家最为关注的是科学的效用价值，这也是他们维护科学和追求知识的内在精神动机。这一点与古希腊哲学家出于好奇、追求智慧的科学研究动机之间是存在着本质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