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研究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研究-卫生事业管理论文卫生事业管理论文-【摘摘 要要】中国拥有 70 %的农村人口,这部分人群的卫生问题对我国卫生事业的全面 发展有着重要影响。20 世纪 6070 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三级预防保健网对农村卫生事业 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改革开放后,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卫生事业的 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为进一步加快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巩固和完善县乡 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农民群众提供安全、方 便、有效、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因此,各地均就如何建立并完善适合农村经济体 制和形势需要的卫生服务体系进行了积极研究和探索。【关键词关键词】农村卫生服务体系 财政支持 对策建议一、一、应对非典：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考验应对非典：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考验非典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对卫生部门的考验和挑战最为直接。非典没有 首先大面积的攻击农村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2 。但是，农村防疫的压力仍然不小，尤 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各级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防止非典向农村传播，但现在仍然有 一些人员在疫区和农村间流动，如果没有及时的信息和完善的隔离措施，这会带来隐患。 而且现在也很难完全掌握前期流回农村人员的信息，这又是一个隐患。尽管政府承诺对农民非典感染者治疗进行补贴的公共财政政策，解决了被感染者的经 济担忧，但是农村脆弱的卫生服务体系对抵抗疾病能力存在很大的压力。目前，西部农村 公共卫生职能基本上和乡村医疗机构结合在一起，而乡村医院的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的专 业水平与城市医院存在很大的差距。根据城市中非典疫情的发展过程看，医院内大量感染 是疫情爆发的开始，因此农村防治非典的最大压力是一旦出现病例，乡村医疗机构是否有 能力控制医院内感染，把好第一道关，阻止病毒流向社区。另一个主要的压力是农民是否具有预防疾病的意识和知识。目前，个人的防护措施是 阻止疫情扩散的最有效方式。农民预防疾病意识淡薄可能导致农村抗非典工作的困难，因 此加强宣传，提高农民对非典的警惕是刻不容缓的工作。但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农民预防病 毒感染的知识。在城市抗非典的过程中，一直强调防护措施的科学性，防护措施不能留于 形式，防护性个人卫生行为要正确。农民对这方面的知识可能要低于城市居民，卫生习惯 可能也不如城市居民，因此落实这方面的工作更为重要。像北京等城市都有很多提供防护 知识的小册子，农村更需要这些卫生教育资料，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不能仅用书面方式， 要发挥广播、电视等传播方式的作用。可以说非典对农村卫生现状的考验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医疗服务体系、公共卫生筹 资、管理与人员培训、农民医疗保障制度等，这些都是农村卫生体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二、我国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发展历程二、我国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发展历程2.1 建立期(1949 年1965 年) 1951 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了县设卫生院,区设 卫生所,乡设卫生委员,村设卫生员的要求。县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等县级卫生机 构随之逐步建立,公社卫生院、中心卫生院及村卫生室(保健站) 相继成立,以集体经济为依 托的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初步形成。公社卫生院兼有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初级卫生保健技 术指导及乡村卫生行政管理的功能,成为三级预防保健网的基础。2. 2 发展期(1965 年1979 年) 1965 年,在毛泽东同志“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 农村去”的号召下,全国农村短期速成培训了一大批半农半医的农村卫生人员(“赤脚医生” ) ,成为当时重要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服务队伍。同时,合作医疗也得到较大发展。保健站、 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成为当时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 。2.3 变革期(1979 年) 1979 年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 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受到很大冲击。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一度极度薄弱甚 至空白。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针对农村卫生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各级政府纷纷研究制定了 适应形势发展的卫生政策,积极进行各种卫生服务形式的探索和实践。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卫生保健的大发展阶段是 1965 年至 1979 年。随着财政体制 的改革（财政“分灶”吃饭） ，卫生院陆续下方到乡政府管理，农村卫生组织在人、财、物 等外部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卫生组织开始了自发变革，期间，一是合作医疗纷纷 解体，二是城乡卫生资源的配置差距逐渐扩大。进入 90 年代后，政府为改善日趋薄弱的农 村卫生服务体系，出台了一些卫生政策，例如，开展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实施农村卫生 “三项建设” 、促进和恢复合作医疗，实施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等。但是，目前农村医疗卫生仍面临五个主要问题：投入不足、效率低下、保障缺乏、公 卫薄弱，以及人口流动性强。1、农村占总人口 70，仅占不到 20的卫生资源。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社会和 个人卫生投入的比重在 1991 年至 2000 年间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政府农村卫生投入比 重由 12.54下降至 6.59，社会卫生投入由 6.73降至 3.26，而同期农民个人直接支付 费用从 80.73上升到 90.15；2、资源闲置与效率低下。根据我们的研究乡镇医院的业务量不大，服务的利用率较低， 接近 70的乡镇医院出现亏损或接近亏损的边缘。乡镇医院的业务收入以卖药为主，药品 收入占收入的比重平均为 65.7%，其中村级高达 89.1%，这种补偿极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3、合作医疗纷纷解体后，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其他保障方式；1994 年开始的新型合作 的推行遇到很多困难，没能解决农民基本医疗保健问题；4、公共卫生的削弱。政府拨款的 68%用于医疗，22.7%用于公共卫生，而且主要集中 在县级预防保健机构，用于人员的工资。公共卫生削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共财政政策的 缺位，具有公共物品特征的预防保健的提供取决于公共政策。自 80 年代中期财政分权以来， 农村公共卫生费用随着县、乡两级财政的逐步恶化而恶化，卫生部课题调查组的研究表明， 在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的构成中，人员经费呈逐年上涨的趋势，而业务和公务费，公共卫生 项目补助近 5 年来呈逐年减少的趋势 3 。从全国的水平来看，2000 年政府公共资金实 际支出为 40.48 亿（其中人员经费 17.49 亿，实际业务公务费 17.15 亿，项目补助实际支 出 5.84 亿） ，名义支出为 19.66 亿，公共卫生机构“有偿服务创收”为 20.82 亿。5、农村人口流动性加强，农村原有民间自发的公共卫生措施都受到破坏，公共卫生问 题更为严重；进城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基本没人管，一旦有病一般只能回到农村，从这次非 典疫情就可以看出这点。非典最早出现时政府还没有承诺负责民工被感染的治疗费用，因 此很多民工选择回家，因为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在城市治疗，这给非典的防治带来了困难。三、农村卫生服务可及性不足和医疗保障的缺乏三、农村卫生服务可及性不足和医疗保障的缺乏 2000 年一项对中国城市居民的研究发现，低收入人群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比 高收入人群的高，也就是说低收入人群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更容易受到价格的影响 （Mocan，Tekin，and Zax, 2000） 。根据我们一项对于农村卫生的研究，农村居民缺乏医疗 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的情况仍然相当程度的存在，有很多农民看不起病，而医疗卫生服务费 用的增长和农民直接支付费用是其主要原因。医疗保健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私人消费，健康收益比如个人生产力的增加，主要归私人 所有，因此，我们确实不应该把健康收益与健康的外部经济作用混淆在一起。公共卫生具 有很强的外部性，是一种公共品，个人的在这方面的投资会使所有人免费受益，比如传染 病的防治，因此对公共卫生的补贴是基于利益性外部经济 4 。既然私人医疗消费不具有 利益性外部经济，我们认为医疗服务的提供应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采用更为重视需方 选择的政策（Demand-chosen policy） 。1993 年我国提出重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1994 年试点实施以来，多次强调了建 立新型合作医疗。合作医疗的主要原理和保险一样，是通过群体合作降低个人患病的经济 风险，必须有很多具有不同风险的人参与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要提高交纳的保险费。根 据 1998 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以及我们的一些实际调研，总的来说，农民的参与率并 不高，而且开展的也主要是大病保险，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如果保险 费主要由农民自己支付，受农民收入的限制，现在提高保险费只能使更多人不愿意参加； 如果采取强制参加的方式，可能只会成为农民增加的另一种负担，因此农民基本医疗保障 的筹资也需要政府的努力。政府也确实承诺了对农村合作医疗补贴。但是现在的转移支付是一种后续的财政补贴 性质的资金，实际操作中，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是以地方政府的筹资为前提条件，而地方 政府的筹资又是以农民的筹资为前提条件，而农民的选择则是“政府如果不先出钱，我也 不放心先出钱” ，从而陷入了各级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博弈。这使得政府的政策目标与实际操 作结果相分离，不能实现转移支付的真正功效。因此，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应预先提供新型 合作医疗的启动资金，当然，在地方一级必须对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使用建立公共监督机 制，以确保启动资金不被挪用或滥用。四、农村薄弱的公共卫生筹资与管理四、农村薄弱的公共卫生筹资与管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卫生健康状况的提高对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许多经济学家 和卫生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中健康被看作是人力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的一个 推动因素。而实证研究也发现健康状况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卫生部门的 绩效非常差，那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将逐渐消失。国内也有学者研究发现人口预期寿 命等健康指标与 GDP 增长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因此，首先要从观念上认识到对健康投入， 对公共卫生投入是一种投资，而不仅仅是消费。由于目前各级政府以提高当地经济增长率 为首要目标，使得短期内对 GDP 贡献不明显的公共卫生没有足够的重视和优先权。我们进行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表明，分级财政体制背景下的卫生改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改革之后，社会医疗保险方的弱小以及农村患者的直接支付费用，已经导致医疗成本的 快速上升和医疗保险覆盖率的下降，尤其是在贫穷人口中。这种状况将削弱我国在卫生领 域内已取得的成绩，将会继续扩大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以及不同社会经济特征人群之 间健康的差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确保健康机会平等的政府公共政策的弱化是造成卫生 问题的主要制度性因素，也就是说社会公共支出的财政分权改革将潜在的恶化卫生等基本 服务可及性的不公平，导致贫困地区对地方公共设施，例如安全饮用水供应、卫生设施和 其他基础设施等的投资停滞，从而对无论用健康水平还是用健康公平性衡量的健康成果都 有负面影响。公共卫生保健的需要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是确保人人享有健康的基础，是公共财 政政策针对的主要点，因此，我们呼吁公共卫生保健应该恢复或加强 1980 年以前实行的供 给导向政策，为了形成一种可操作的政策建议，我们要首先按照中共十六大制定的国家发 展战略，确定一个动态（5 年、10 年以及 15 年）的全国性公共物品和具有省级地方特征的 公共物品（如 HIV 的防治） 。其次是如何建立一个筹资委员会或系统（如建立宏观经济与 卫生委员会） ，确保农村贫困地区居民真正获得全国性和地方特征的卫生保健公共物品。从财力上看中央和地方财政完全有能力采取供给导向政策，以中央财政支付农村公共 卫生人员全额补助应该是可行的。而且中央财政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增加卫生筹资，比如： 国债、卫生福利奖劵的可行性、提高香烟税。国家可考虑发行公共卫生国债，用于非典的 防治和公共卫生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