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于右任的两次兰州之行于右任出生于陕西三原，母亲是甘肃静宁人。他常说：“陕西是我的父亲，甘肃是我的母亲。 ”他热爱甘肃，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他前后三次到甘肃，两次莅兰，对兰州人的影响很深。1941 年，正值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我华北、中原、东南大半山河陷于敌手，西北一隅更显得重要，成为支持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时先生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具有一定的条件，于是决定来甘视察，了解政情并参观名胜古迹。先生 10 月初由重庆莅陕，2 日至兰，除在五泉山一游并观看市容外，即去敦煌莫高窟参观。10 月 5 日，巧逢中秋佳节，国画大师张大千正好在临摹壁画，先生借张的暂时住所设便餐招待当地有关人员及随行者。其间赋诗行乐，把酒赏月，参加者除大千外，还有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五四时期北大进步教授）、考古学家卫聚贤（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酒泉专员曹启文（字汉章，原属甘肃靖远人，现属宁夏海原人，去台后已故）及秘书张庚田、李祥麟等人。席间，谈及莫高窟的文物自光绪年间发现后，历经清末、北洋政府直至国民政府成立，数十年间得不到重视与保护，而且不断遭到外人掠夺，有些壁画，甚至被拓印而去。在座诸人，无不惋惜嗟叹，而先生更是痛心疾首，深感有成立一个研究、保管机构之必要，最后大家商议发起组建“敦煌艺术学院”。先生在敦煌纪事诗八首中有四首是与此有关的。其二：“立马沙山一泫然，执戈2能否似当年；月牙泉上今夕月，独为愁人分外圆。 ”其三：“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同指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其五：“画壁三百八十洞，时代北朝、唐、宋、元；酉覃酉覃民族文艺海，我欲携汝还中原。 ”其六：“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由此可见先生对于研究敦煌学、保护敦煌艺术及建立研究机构之焦急心情。敦煌参观毕，又去安西万佛峡（即榆林窟）及张掖黑水国遗址考古，10 月底返兰，接着去西宁。在兰期间，到兴隆山游览，谒奠成吉思汗灵柩，并赋有小令：“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毛泽东评：“何若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启发人之深。 ”）又给时迁榆中的兰州师范（笔者正读中师）和兰州农校两校师生讲话，题目是：西北的牧羊儿（见牧羊儿自述）。他还应兰州各界士绅张维（临洮人，字鸿汀，省参议会议长， 陇右金石录等书作者，清末举人）、慕少堂（镇原人，同科举人， 甘宁青史略作者）及马辅臣等人发起的欢迎大会上作报告，讲述他的敦煌之行和张掖黑水国遗迹的考古收获，同时提出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设想。12 月回重庆，即向国民党政府送上建议书（见 1942 年文史杂志第二卷四期文）。1943 年常3书鸿来兰筹建，然后去敦煌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所的成立而有今天之规模，与先生当年的兰州之行是分不开的。他关心和重视敦煌艺术以及把“敦煌学”研究提上议事日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先生虽然东来西往，风尘朴朴，但在兰期间，仍然为求其墨宝者日夜挥毫不能安眠，因之叹曰：“原为旅游，结果应付写字，不得休息。 ”先生平易近人，毫无大官的一点架子，下榻的西北大厦不设门卫，不论是谁都可以进入并满意而去。市民求字者络绎不绝，竟使当时兰州宣纸价格暴涨，被抢购而空， “洛阳纸贵”之情景重现于兰州。今天兰州人藏有于先生之墨宝者，大部分为此次获得。1946 年抗战全面胜利，要求和平的呼声此起彼伏，国民党政府为了缓和新疆局势，委任时称和平将军的张治中主持新疆事宜。新疆公毕，于 9 月初返兰，住西北大厦，还在兰园新闻记者俱乐部讲话。因辛亥革命前，他曾主办民主、 民呼、 民吁等报刊，戏称自己是“老闻记者”，一时传为佳话。他讲话时人山4人海，房前房后，屋顶屋下挤满了群众，都想一睹髯翁恣容，此景此情在兰州前所未见。这天也写了不少字，被市民围堵，几乎不能脱身，因此大家高喊“于院长被包围了！”在兰停留两日，再次上街观看市容，品尝地方风味小吃，如马宝子牛肉面、高三酱肉、高担酿皮子及兰州特产软儿梨。此外他还搜购了地方人士的名书、名画、碑帖。先生前后三次到甘肃，两次莅兰，对兰州人的影响很深。记得 1949 年 4 月初（农历三月十二日）是先生 71 岁寿辰，我特地在南京冠生园买了一盒寿糕前去祝寿，他见了我后心情很激动地说：“时局如此，人都把我忘了，你还记着我的生日。兰州好！兴隆山美！共产党来了，你回去。我已老了，此生可能不能再到家乡了。武功农学院，三原农场我忘不了。 ”50 余年过去了，先生浓重的陕西话，银髯飘胸的形象仍历历在目，真是往事不堪回首。